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风气浓厚，士族与庶族之间地位悬殊。唐朝建立后，社会等级的编制也出现了否定门阀制度的趋势。但是，几百年来的门阀观念在唐初社会上还有着强大影响。唐室天下的取得主要靠关陇士族拥戴，既得天下，关陇士族集团成为稳固统治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为稳固统治，也要依靠这一集团。他想抑制一下旧朝士族，目标主要是声望和历史传统地位很高的山东士族，特别是崔、卢、李、郑等山东大姓，而不是关陇士族。贞观八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撰写《氏族志》，是想借此提高包括皇族在内的当朝贵族的声望。
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修成后，唐太宗见崔民干被列为第一等高门，甚至排在皇室之前，深感这种做法与时代精神不合，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来划分等级，命令加以修改。新旧原则都承认现时权贵也承认过去冠冕、父祖官荫的做法不同，是以当今官爵高下划分社会等级的原则，说白了，不看祖宗多大官看你现在多大官。
但是，那些熟悉和维护门阀制度的修撰者们一时还跳不出旧有观念，修改后的《氏族志》中，许多当今没有高官厚爵而以过去冠冕著称的旧士族，仍是居于皇族、外戚之下的最高等级。所以说，贞观《氏族志》只是提高了皇族和外戚的地位，许多现时新贵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承认。
于是，还有一些高官以通谱联姻等方式攀附高门，同时，更广大的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们，虽然通过各种方式以得到迅速升迁，但在门第上仍不能跻身于高层。这在当事人看来是荣辱攸关的大事。
尤其是高宗即位后的几年来，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对军功的赏赐也很丰厚。像薛仁贵在太宗末年白衣从军、立功后由兵卒致位五品游击将军，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又如苏定方，虽说隋末已投身农民起义，贞观初年也曾随李靖击突厥，但至永徽初年也只是个四品下阶的中郎将，显庆后连立大功，迅速提拔为正三品的大将军，封为从一品的国公。这些为数不少的新近因军功而置身高位的官僚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取得法定的社会地位。还有一些人虽无军功却也迅速做了高宫。如李义府，在投身武则天的过程中做到了三品中书令。即便是李勣，虽在贞观时已位重官高，但到死，他在贞观《氏族志》中也没有列入很高的等级。很难想象，经过几十年的出生入死，做到了位极人臣的三公（正一品），李勣没有抬高自己家族门第的愿望。而旧的《氏族志》里面记录的是当年和太宗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勋贵，武则天的支持者大多不在其中。
世易时移，打破《氏族志》的框框，重新确定权贵们社会等级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由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建议，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氏族志》虽然也列入了没有旧时去冠冕的新贵之家，但不记其郡望，而只对旧士族却叙录郡望，着意考辨其真伪。其实，像武氏这样在开国过程中兴起的新贵在《氏族志》中未叙郡望的家族还有许多，李勣即是一例。所以，许敬宗的提议，不应只是得到武皇后的赞许，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加以响应。为此，高宗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
《姓氏录》在长孙无忌被贬之后迅速修订成，并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六月颁布，这无疑是武则天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在《姓氏录》中，武则天与长孙皇后的家族并列第一等，但作为长孙家族的中心人物长孙无忌却已被削去官爵，其家族弟侄及子孙即使没死的也已被除名为庶人，实际上已无人入叙《姓氏录》的族谱中。李勣之家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以宰相资格进入第二等，还有大量因功提拔为五品官爵者都列入了《姓氏录》中。尽管由于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的影响，社会上还存在着对《姓氏录》的抵制，但是，《姓氏录》毕竟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推行了，李义府还上奏收天下《氏族志》而焚之。
新志的标准很明确：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也就是说，五品（当然包括五品以上的人）官可列名于《姓氏录》。而且，《姓氏录》一律不注明郡望，完全以官品高下排列等级。这与传统的标准如婚宦、血统、门风、家学等是针锋相对的。现代人可能不把这当做一回事，但是在唐初，门阀观念的残留还很深远，无论多显赫的官员，都把立门户、传姓氏当做头等大事和无尚荣耀。而《姓氏录》打破了高门大族长期依据“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对门第的垄断，让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榜上有名，这是多大的诱惑啊。
《姓氏录》同样重视军功。与旧的《氏族志》不同的，新志收录的多是近期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新的英雄人物。一个出身庶族的普通战士，可以通过积累军功，达到五品，上升成为士族。这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措施。
如果说，通过“杂色入流”，使得大批的胥吏，得以入流内，从而在流内低层官员中，安排了武后大量的拥护者的话，那么，通过《姓氏录》的修订，就使得那些五品以上的人，成了钦定士族。于是，在中层以上的官员中，特别是在武官中，又收买到了一批拥护者，军队指挥官中有不少的人，成了武则天的党羽。至少，他们在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中，不会采取支持无忌的态度。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牢牢地把握兵权，他的宝座是不稳固的。长孙无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永徽夺宫之后不久，他逐渐丧失了发动反政变的能力，武则天已逐渐地控制了军队。也就是在这一年，武则天发动了对长孙无忌的最后进攻。
除了杂色入流和修订《姓氏录》之外，还有一项更具跨时代意义的举措也开始实施，那就是科举制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制科”举人开始多了起来。唐初科举取士还处在官僚队伍来源的补充地位。与此同时，庇荫为官的制度仍盛行，而且贵族子弟上升速度非常快，勋旧大臣的子孙一下就授以高官。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的途径，高祖、太宗时情况不详，高宗永徽三年以后，不断设科举人。尤其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设八个科目举人，应举者达900余人，选拔出了郭待封、张九龄等人，进入弘文馆随仗供奉。这似乎是对长孙无忌集团发起总攻之前一次招兵的象征。武则天从此看到了通过制科选拔人才在收买人心方面的效应，所以等她将来临朝称制以后，便大开制科，既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又因此选拔出许多经世治国之才，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想牢固地把握住权柄，最根本的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给他们以利益，这样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对武则天来说，不仅要在外朝笼络住自己的私人势力，更重要的是取得大多数中下层的官僚的认可和支持。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旧贵族，维护的是小集团的利益，排斥大多数关外势力和庶族地主。武则天正是反其道行之，获得了大多数官僚的支持。
“杂色入流”为武则天获得了大批低层官员的心，《姓氏录》的修订使五品以上的人成了钦定士族。士族和庶族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终于被彻底打破了。
迁 都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则天把朝廷迁往洛阳。
武则天的重大策略都有她的政治目的。高宗时，她修大明宫，运用这一表面看来毫无政治意义的事情，分开了内廷与外廷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削弱了宰相权力对皇权的约束。接着，武则天又力促迁都，通过迁都洛阳来进一步巩固她的权力。
所谓把握住大的利害关，是指能根据时代发展的步伐或制度变迁的需要，及时调整政策，趋利避害。它涉及的不是小权小利，而是关乎政权兴衰的财脉。统治者把握住这一点，就为掌好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集中体现的是移都洛阳。
武则天皇后位子刚一坐稳就开始酝酿一件大事——把首都从长安移到洛阳。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武则天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洛阳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只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当然，这是一项大工程，此后的五年，武则天一直为此努力。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在洛阳办起东都国子监。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10年在洛阳上朝。咸亨二年（公元671年）高宗一行驾幸东都时，许多政务还要在长安处理，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把太子留在长安，就是武则天的有意安排。因为这样可以把那几位宰相也留在长安，便于自己改组政府。而且，决定把李显召到洛阳之后，除裴炎外，留在长安的宰相都没有接到随同前来的通知。
公元682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在这次转移政府的过程中，旧的宰相集团中那些武则天的障碍被纷纷去除：李义琰在公元683年请求退休，获得武则天批准。中书令崔知温在洛阳去世。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也在长安病得不能开口说话，上表请求退休，很快获得批准。八月，太子李显被召往东都，裴炎随往，任命李显的第二子唐昌王李重福为京师留守，唯一还留在长安的宰相刘仁轨被任为副留守。皇帝、太子以及除挂名宰相刘仁轨外的所有宰相，都已集中到了洛阳，武则天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这已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则天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公元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第一个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则天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则天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效果如此强烈，以致武则天一生都不能摆脱它。她时常感到猫的威胁！自武则天夺宫成功之日起，她常见王、萧二人披发如厉鬼的影子。为此，她换了几次宫殿，但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幻影。最后只好长居洛阳，不归长安。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于关中受灾，粮食匮乏，高宗和武则天决定前往东都洛阳。因为那里受漕运之便，库存了许多从江淮运来的粮米，可以保证大量官员的吃饭问题。
都城范围广阔，人口繁多，日常用水自然不少。引导附近河流，使之流入城内灌注各处，也就成为当务之急。而水上交通也比陆地方便，如能用之得宜，更有助于都城的繁荣昌盛。长安和洛阳在这一点上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制，而有所差异。长安位于龙首原，平坦无阻，故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而南，条理井然。洛阳则有洛河横贯。洛阳有洛河从城中横穿流过，引水自较长安为易。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是以洛阳为肇始之地。
由于有河流和渠道都流经洛阳城内，城内不仅有水上交通航路，就是一般用水也较为方便。由于引水方便，一些达官贵人的邸第中就能都有池沼，甚至还都相当广大。白居易的宅在长夏门东第四街履道坊，宅地17亩，水居五分之一，中有岛树桥道！这样的情况在长安城是少见的。
作为都城，不但要是政治中心，还要是经济中心。唐朝当时的中心应该放到扬州。后来只有益州能够和它相比，因而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长安和洛阳更是居于其后了。洛阳虽然说不上是经济中心，还是比较繁荣的，仍然可以作为经济都会。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时，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充实洛阳。这么多的人口，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达官贵人，这就必然会促进当地的商业发展。
隋炀帝开通济渠，其作用之一就是运输东南漕粮，含嘉仓为洛阳城中储粮的仓库。漕粮运来后，即能随时入仓，可以说是相当便捷地通过这些运河渠道，太行山东，江淮之间皆能与两都相联系，就是江南和岭南，也可通达。长江下游各部的贡品甚至岭南贡品也能够运来，商货也就随之而至。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首要的当然还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两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关陇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政治中心。指定洛阳作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关陇贵族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山东、河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则天最热心的支持者。陈寅恪说：武则天以关陇集团之外的山东寒族的身份，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视进士科的选拔，拔取人才，于是就破坏了南北朝的贵族阶级，运输东南的财赋，以充实国防力量的格局。
以上政治经济原因，可算是武则天时代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不过有的也许是她在不自觉之中发挥了作用。其实，对于迁都武则天还有一个现实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摆脱宰相集团的控制。说白了是打不过就跑。
武则天做皇后以来，长期面对着来自宰相中的反对势力，对于她执掌朝政来说，这方面的阻力，要大过来自高宗和李唐宗室方面的阻力。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八月调整后的班子，加上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补充的4人，共有9个宰相，其中侍中张文瓘和中书令郝处俊处于核心地位。
张文瓘，贝州武城人，从小丧父，没有任何家世背景。贞观初举明经入仕，受李勣提拔入朝。龙朔年间，官至中书舍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黄门侍郎同三品入相，至今已是将近十年的资深宰相。在拜为侍中之前，他担任大理卿知政事，由于执法公平宽恕，深为犯人推服。侍中是宰相中的首相，由于他为官正直谨严，深得高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