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行政问责制认识误区亟待纠正。建立健全我国行政问责制，须对问责制有正确的认识。目前对问责制的认识还存在不少的误区：（1）把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问责制并不仅仅局限于引咎辞职，问责的形式与手段很多，引咎辞职只是问责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方面。（2）把问责制追究的责任局限于行政责任。行政问责，政府及其官员除了必须负行政责任外，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即使引咎辞职亦不能免除其他责任，尤其是不能回避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3）把问责制理解为只问高官不问普通公务员。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下，政府普通公务员会认为政府行政首长享有绝对权威是当然的责任承担者，自己在组织中的影响无足轻重，无需对集体行动或首长决定的行为承担责任。在制度与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往往是表现为个人对集体对首长的屈从，基于制度的服从让位于基于级别的服从。（4）把问责制看成是对具体过失的惩罚。这种误解把政府与官员的责任局限于具体的事件，包括施政的重大失误，特别是重大责任事故，或政治责任事故。好像不发生事故，就不发生责任。这样的问责制追问的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变成一种纯粹的惩戒措施。问题的关键是，只有平时认真负责，才能减少重大事故的发生。问责制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政府与官员在平时就充分承担责任。而对官员因过失做出的惩戒，通常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已为时太晚。所以问责制度关注一般，惩戒则只关心事故的责任。
其次，行政问责制制度亟待完善。（1）官员问责制度化机制尚未形成。行政问责制仍处于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中的不断探索过程中，责任追究缺乏统一标准，目前尚未有一整套规范性的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和问责主体相应法律法规。官员问责在制度上还不够健全，问责的法律体系亟待完善统一，还没有真正形成问责经常化、日常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完善体系。（2）问责主体界定尚存在很大欠缺。问责主体即由谁来实施问责，就目前看来，官员问责大多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内部问责。问责主体还应该包括立法机关即人大、司法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以及人民团体等，在政府问责实践中这些主体的地位没有得到相应落实，其话语问责权缺失。（3）问责客体间的责任分配机制有待完善。党政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政府领导班子行政首长与副职之间、问责成员之间，该问哪个官员的责，被问责的官员们如何分配责任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一般事故或过错、盲目决策，选人用人、“齐抓共管”、“集体决策”中失职失误失察的官员，个人责任的判定和划分更是缺乏明确的依据，往往使责任追究不到位，该问没问，最后问责不了了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4）问责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不够清晰，权责不明，责任模糊。拥有清晰的权责关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权责不清，往往导致问责不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政府的权力规定往往比较清晰，而责任却相对模糊化，具体承担何种责任还是粗线条的规定，问责标准没有详细依据可考。这就造成了权责的不对等，往往是有权无责或权大责小，在实际操作上责任规定流于形式，形同虚设，使政府失责缺乏法律制约，并且问责范围过窄起不到预防效果，这必然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寻租行为的产生，有违责任政府权责对等的基本要求。
再者，行政问责制执行亟待强化。（1）行政问责执行局限于重大事故和安全领域，经常化和制度化程序机制和预防机制远未形成。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还仅仅限于重大安全事故和公共安全领域，仅仅是针对个别事件的，问责的把握力度和时机取决于上级领导重视的程度、媒体和公众舆论压力程度或者突发事件的“非常时期”，对其他领域应负过失责任的官员，少有纳入问责范围。由于问责太窄，行政问责制很难起到预防的作用，预防机制作用不明显，影响了官员问责制的有效性。问责制应是一个系统化的规范，是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责程序，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问责制本身应有的价值。
（2）行政问责缺乏操作性，在实际操作中就很难把握尺度。行政责任追究缺乏统一规范的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和问责主体，缺乏可操作性，严重影响了政策问责制的执行力度，影响问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3）行政问责主体的人情化、利益化、关系化。人情化、利益化、关系化等种种错误的官场意识在我们国家的行政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仍然是根深蒂固，严重地影响负责实施责任追究者责任意识和办事态度，进而必然会致使责任追究和问责处罚的执行力下降。
“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4）政府回应不强。政府回应是政府问责机制运行状况的指示器。一个真正的责任政府必然是具有强回应力的政府，增强政府回应力的重要方面就是真正实行政务公开，使公众真正了解政策运行的全过程，同时对公众就政策实施中的疑问做出及时的应答与回复。对政府失责行为的有效追究并将处理过程与结果及时公之于众。而我国目前的政务公开往往流于形式，公开的往往是无足紧要的或者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人民群众真正想知道的或者关系到政府部门切身利益的政务往往不在公开之列。
对于人民群众的质询往往答非所问或者干脆不与答复。政府回应力不强是我国政府问责机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5）缺乏透明度。这与没有很好的质询权有关。实施民主监督民主问责最起码的必要条件是公众要有知情权，对政府政务要有了解，对于问责的过程和结果都应该有所知晓。而问责不公开、问责相关信息缺乏透明度往往会留下制度外操作的空间，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和监督也就无从谈起。
4.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策略
实现“建设责任政府”的要求，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个评判政府各项工作的标准，即“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政府工作是不是对人民负责，试金石就是能否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三个检验”标准的提出，正是政府工作对谁负责以及如何建设责任政府的问题。
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形成健全并有效的问责制度，是衡量成熟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要加强行政问责制，就要从整体上完善行政问责体系，最终保证政府系统的规范运行。建立健全合理、权威、统一的问责制度应把握好重点：
（1）构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应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应坚持权力与责任相对应的原则；第二，应坚持人格服从服务于制度，问责必先守责的原则；第三，必须坚持公开透明、有效回应的原则；第四，责任界定须坚持明确、适用原则；第五，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
（2）实行问责工作常态化，问责机制程序化，问责形式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现有的问责模式的惯性和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由’风暴型‘问责转向’制度型‘问责，进而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科学化并真正落到实处。”（3）完善政府政务公开制度，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化水平。要深入推进公权力运行过程透明化，政务全面公开，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用自我问责、组织问责、司法问责和社会问责并行解决问题。
（4）问责的范围也要扩大。问责程序应能够涵盖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应能够涵盖所有公职人员、应能够涵盖政府工作重要责任、应能够追究所有应问的并举责任。
（5）问责制不是工作考核，也不是绩效评估，问责事项要抓住根本，突出重点，要尽可能缩小问责面。
（6）问责制与治庸机制要相结合，要切实转变干部的为官从政理念，对政绩平庸、工作不作为的干部也要问责治理。
（7）要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建设、用好问责制，还应对相关改革和配套制度予以支持。要完善行政问责监督机制，建立科学、客观的绩效考评体系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推进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步伐。
（8）强化官员对民众的责任感，改变问责客体扭曲的为官认识。
官员的有效问责要建立在官员对民众负责的基础上，必须首先通过教育学习，增强官员对人民的责任意识。这样才有利于减少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阻力。改变问责客体扭曲的为官认识，“政府问责制必须建构在一个义务本位、责任本位、服务本位和规则本位的行政文化土壤上，使有咎必辞、有责必究、有过必罚成为各级官员的惯例。”因此，官员良好执行心态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迅速矫正被扭曲的“无过便是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为官之道”。
（9）完善官员问责制的责任控制的机制。制度安排是官员问责制的硬保障，问责制的核心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官员真正能够树立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并对那些由于官员个人行为失当，或者违法、渎职、失职等，在公务活动中承担责任制。
制度安排在于彻底改变行政活动中的无责任状态，并把全部行政活动置于一种法律责任的基础之上，有利于问责制更有效的实施，同时使大众对官员的行为有某种预期，形成预防机制。
本章小结
政府行为规范是指政府的行政行为要合乎科学的理论规范、严格的制度规范和法定的程序规范，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其基本要求是：政府行为的法制化、科学化、程序化。推行规范化管理在实践中会遇到两个突出的矛盾：一是政府行为合法与合理的悖论问题，二是工作讲求实际效率和办事遵从程序形式的矛盾。
法律制度、责任伦理和行政问责制是政府行为规范的约束机制。
【案例】城市强制拆迁引发的人间悲剧
强制拆迁曾经并不为人瞩目，但是2003年的接连三次“自焚”事件却将它推进了人们的视野。
2003年8月22日上午12点左右，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同庆里翁彪因强制拆迁在拆迁办自焚，造成一死七伤的惨剧。
2003年9月15日早晨8时40分左右，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
正和妻子吴春娥行走的朱正亮突然往自己身上泼上汽油，点火自焚。
经调查，原来是因强制拆迁纠纷而起。
2003年9月19日，又一次拆迁，又一次自焚。地点是镇江。上午8点多的时候，拆迁公司两女一男再次来到包子店。一场争吵之后，拆迁公司的人扭头就走。一个小时后，几十号人拥到店前，实施强制拆迁。激愤之下，王志平点火自焚。
如果不是别无他法，谁会采取这种引火自焚，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极端方式。极端的方式本身可能隐含着极端的困境。这种极端的困境只是一种作为个别的偶然现象吗？
事实上，从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可以看出，这种困境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困境在当前似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根据媒体曝光的资料，其他各个省份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据建设部统计，2002年1月至7月，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2002年1月至8月，建设部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另据国家信访局统计截至2003年8月底，国家信访局接到关于拆迁纠纷的投诉信件共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
由此可见，拆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问题。
不过，上面所引述的资料还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而且，上面引述案例的影响还是局部性的。发生在湖南嘉禾和上海第一富豪周正毅身上的事件才将强制拆迁问题放大到一种极致。在google上输入“嘉禾事件”有127，000条记录，输入“周正毅案”有309，000条记录。当然，从“周正毅案”最后的判决来看，尽管它是由拆迁案引起，但是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拆迁案的范围。
2003年三次“自焚”事件和湖南“嘉禾事件”使强制拆迁问题一跃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甚至国际舆论也纷纷对此予以大幅报道。一时间拆迁问题似乎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容回避的是：
拆迁问题，尤其是强制拆迁问题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已经形成了一种问题状态。近年来，由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群体性恶性事件以及由此凸现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特别是被拆迁户与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思考与讨论题】
1.应如何按照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规范政府行为？
2.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对政府行为有何互补性？
3.请谈谈通过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规范政府行为的可行性。
4.从城市强制拆迁引发的悲剧看政府行为规范的紧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