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日本兵一路攻下来，特务处组织一退再退。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国民党最高首长蒋介石于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大礼堂举行会议，决定撤销复兴社等党内各派系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决定对1935年5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年9月成立的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即党务、特务部，陈立夫任部长，戴笠、徐恩曾分任该部的组长）进行改组。扩大成立为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三为隶属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
蒋介石规定，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军统局局长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两统都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这样，中统局局长由CC系大头目、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军统局局长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
军统局局长编级为中将，副局长编级为少将。5月份，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8月初，戴笠正式就任少将副局长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营晋见蒋介石。接见时，蒋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见人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即起身、肃立、注目，蒋先对此人端详一番，然后便按此人各单上的情况略问数语，如年龄、籍贯、学历之类，并在那份名单上注下记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便对全体人员做一番训示，要旨仍是强调特务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做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蒋介石于此连说了几个“好！好！”召见仪式便算结束。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之间保持一定间距，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两统互相火并，以至两败俱伤，影响抗战和对中共的斗争。于是，蒋为了使两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摆平，特对戴笠、徐恩曾面谕，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做进一步分开，强调中统仍然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继续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蒋具体规定，中统越界在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军需用品工厂中发展的线索的内线移交给军统，军统在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亦移交给中统，徐恩曾按蒋的吩咐，只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却连这些表面工作也不肯做。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执行军事第一的方针，正是发展军统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确按分工去做，岂不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手脚，因此，从武昌珞珈山会议结束到成立中、军统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没有真正按中、军统的分工去做过。特别是当时在围绕流亡学生的争夺上，以戴笠为首的一批原复兴社终于发动了一场对CC系的凌厉进攻。
当时抗战初起，大批流亡学生、失业青年逃往大后方。这时，曾在淞沪抗战后担任前方办事处长、负责收容任务的负责人触景生情，认为如果能把这批青年学生召集起来，赋以战时短期训练，以后投入抗战对付共产党，岂不是大功一件。于是，拟定一份报告，派人送汉口面呈戴笠。戴笠接到报告极为重视。学生不啻是“团体”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此，文强写了一份建议书，训练问题本归CC系处理，但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大权从CC系手中硬抢过来，戴一方面电召文强到汉口述职，进行深入讨论，一方面与胡宗南、康泽、桂永清等原复兴社高干交换意见，共谋良策。
1938年4月，文强到达汉口。参加了原复兴社高干的秘密会议。会议由戴笠主持，并说在座的都是同学，都是复兴社同志，要对校长负责保密。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CC系、共产党争取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所谓为国储才是百年大计，等等。接着由文强介绍了他写建议书的动因和动机，并说：“我看逃难的青年男女学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不抓到手，必为延安所争取，也许被CC系所掌握。”文强讲完后，胡宗南首先发言，表示同意文强的看法和建议，并提出“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准备请校长批准后交我们来办，否则是办不好的”。胡宗南的结论性意见，得到康泽、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一定要争取时间，扩大地区，有计划地来办。接下来在讨论上报校长的报告和计划书时，一致认为不可提与CC系争锋的事，而是与延安共产党争，要说得越厉害越好。善于制敌于先的戴笠已经准备好了上报校长报告书及计划书，大家一致通过。唯棋高一着地提出CC系既抓党，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陈插手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都推给CC系去办。这样对蒋、对陈都有所交代。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后来，桂永清通过创办战时青年训练团，康泽通过设立青年训导团、队等机构，大肆招收青年学生。胡宗南的规模更大，先后设立的机构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团、劳动营、游击干部训练班、军工干部训练班、特种兵联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将领”的招牌到西北地区到处设关建卡，拦截青年学生受训，扩充自己的势力。戴笠则通过大办特训班来贯彻他的意图。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名目的训练班有数百个之多，受训的青年学生有成千上万，其确切数字，连军统人事处也没有彻底搞清过。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为两统之间的斗争做了无谓的牺牲。
由于戴笠等人的抢先一步，既有蒋的批示，又有专设机构、专款专人来办，使CC系在这个问题上大为被动。CC系头子陈立夫一提起这件事就要大发雷霆。1938年5月30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宴请中央社会部的重要干部。陈立夫在宴席上就忍不住大发牢骚说：“现在各机关都派人组织民众，大发命令，权限不清，系统不明。如果说时弊，这就是时弊中的最大者！”陈立夫最后义愤填膺地说：“我对当前重大问题，曾提出计划，不但无法付诸实施，连拿出讨论的机会也没有，至今还在档案柜里睡大觉。”由此可见，戴笠等人的这一手，确是戳到了CC系的痛处。
戴笠联合黄埔系的中坚力量，确是与CC系打了一场漂亮的进攻战。但说到底，戴笠对康泽、桂永清等人不过是利用而已，一旦发现黄埔系内部有机可乘，他也是毫不客气的。1938年，康泽受到陈诚和CC系的前后夹攻，处境维艰。戴笠见此也趁火打劫，就向蒋保荐郑介民的广东海南同乡、当时与戴笠关系尚好的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以康泽兼职过多为借口，升任黄代总队长，把康赶走。康不肯罢休，伺机又重新打回去再任总队长，把黄赶走，戴见无望，方才罢休。
CC系老是被动挨打，当然并不甘心。他们了解到争夺青年学生的计划和行动，戴笠是始作俑者，加之复兴社表面上撤销后，CC系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以戴笠为首的军统身上，更与戴势同水火，立意要伺机报复。CC系特务经多方调查，掌握到进步色彩很浓的“东北救亡总会”暗中受到戴笠的指导和经费接济，决定借此发难，给戴笠一点“脸色”。
首先由负责监视“东总”的CC系特务齐世英、韩韬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然后再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种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再由陈立夫将这个密报转呈蒋介石。蒋得报大怒，立批“严办”二字，并严厉申斥戴笠是不是要再来一次“中央党部事件”，限令戴笠立即查实具报。
戴笠是个心机极其缜密的人。他回到汉口办事处，对CC系的密报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看出了诸多疑问和破绽，如果“东总”要搞暴动，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领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又是签名、又是盖章、又是形成书面记录和计划的做法，似乎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虽如此，戴笠却不动声色，他要借此进一步把“东总”推到CC系的对立面，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5月15日，戴笠约见“东总”负责人之一王化一，一见面就用阴冷的语气说：“化一兄，我们要相见以诚。多年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个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因摸不着头脑，故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盛怒地抢白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对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把CC系交给蒋的密报卷宗交给王化一看。王略为翻阅之后，就很快认定这是伪造，并指出三点明显破绽：一是记录有全体委员的签字，目前在武汉的委员不足半数，况有的签字根本不像，而且签字和记录都出于一个人的笔迹；二是按例从来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盖章的；三是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暴动，劫杀委员长更是捏造。
戴笠见目的已达到，也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于是用挑拨的口吻对王化一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局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并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定的反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下，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
王化一回到明月桥“东总”会址后，经过研究，先由在武汉的“东总”委员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一并送给戴笠。戴笠立即从三个方面进行核证，一是请一位银行的印鉴专家对签字和印鉴加以核对，结论确是相差很多；二是再派特务了解未签名委员确是不在武汉；三是密令武汉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赵世瑞以防奸查户口为名，对齐世英和韩韬等人的办事处及寓所进行突击检查，果然查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
搜集了这几个方面的铁证，立即给蒋介石上了一份洋洋得意的签呈。蒋阅后批交陈立夫、徐恩曾彻查，并把陈、徐大骂了一通。
一个月后，戴笠密派武汉警察局的军统特务方超也对“东总”进行了一番突击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这才有所放心。事后，却派人向“东总”通风，说此举是CC系的报复行动。
戴笠虽然借“东总”狠狠敲了CC系一记闷棍，但心里尚不解恨。当时，他听到手下的特务密报，CC系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经常与何应钦、陈公博等人于深夜在租界的咖啡馆等处吃喝玩乐。戴笠当即在夜深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去查访，果然数次碰到陈立夫、张道藩等人。于是，再次把这些情况密报给蒋介石。蒋得报后向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又撤职查办一批特务，算是按职论罪各得其所。唯陈公博是汪精卫手下的改组派大将，故网开一面，未予查究。
中、军统成立后，特工力量迅速膨胀，情报数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深感军政事务繁重，难以对中、军统送来的情报一一详阅，因此考虑在侍从室内增设一名情报参谋，帮助他对各个特务系统送来的情报进行综合、校核、整理、分析工作，以提高对情报的利用质量，并减轻他的工作负荷。并有意考虑从CC系特务或军统中选调。毛人凤从蒋身边的亲信人员中得到这个消息，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绝不能让CC系抢走，当即建议戴笠抢先一步向蒋推荐军统老特务唐纵出任这一职务。
唐纵是1936年春夏间从德国奉调回国的。蒋起初拟由他负责新兵补充事宜。唐纵因特工活动步步凶险，一着不慎，即招满身祸事，本意也不想再回特务处工作。但戴笠坚主唐纵回特务处，几乎是“三顾茅庐”，上门动员唐纵归队，并多次向蒋请求。蒋也考虑唐纵从德国学习了先进的特工经验和技术，让他去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也好，于是仍派唐纵回特务处。唐于此只好硬着头皮“归队”，初任特务处书记长，后调任武昌行营调查科长等职。戴笠赶在陈立夫的前头为唐纵抢到这个要职，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与CC系斗争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CC系也确为此懊恼了一段时期。但是一段时期之后，CC系和戴笠都发现唐纵尽量在两统之间摆平，并没有公然袒护军统，有时甚至能在蒋面前切中要害的批评军统的工作，CC系这才放心。戴笠这才发觉中了唐纵的韬晦之计，选错了人。但这时唐纵已受蒋的极端信任，被提升为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戴无可奈何，深悔当初过于草率，没有缜密考虑。虽如此，戴笠在表面上仍然极力拉拢唐纵，以尽量取得在CC系特务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但是，唐纵毕竟出自黄埔军校和军统组织，在感情上与中统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军统的争宠中，唐也往往站得靠军统近些，不自觉地帮军统谋一些好处。比如：中、军统同样的情报送到唐纵手里，常按例把军统的先送上去，然后再送中统的。久而久之，蒋形成一个印象，中统的工作总比军统滞后一步，工作效率不如军统高。这就使中统吃了不少暗亏，戴笠得到的好处当然也是不必说的。
毛人凤认识唐纵，是在他刚来特务处，任浙江警校秘书的时候。那时，唐纵刚从德国学习回来，戴笠特邀他去给学生们演讲。
唐纵给毛人凤的初步印象是很好的，讲话很有水平，尤其演讲的内容既新鲜，又生动有趣，能够满足不少人的好奇心。他讲的具体内容是德国的特务们如何效忠他们元首希特勒的情况，这些，对毛人凤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他说，德国所以能称霸世界，这和他们的团结心和忠心是分不开的，特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生命安全，都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特务们先尝，看会不会中毒。为了防止敌人谋杀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事先仔细检查准备去的地方，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床铺。有次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务，特务们都以此为荣。在战场上，特务们随时准备以自己的肉身替希特勒挡子弹。
这一次，唐纵还介绍了德国特务网罗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充当他们的助手，从四面八方监视反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的情况。当时，最使毛人凤感兴趣的是德国盖世太保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工作服务的事。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
这些，不仅毛人凤感兴趣，连戴笠都激动不已。那些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听了这些珍闻之后，无不被其吸引，如获至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