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是“饶之以财”。王安石认为，当时朝廷对现职官吏的俸禄规定得太低。一般地说，除在皇帝身边的大官、亲信外，其他人稍微遇到一些事情的，没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维持生活的。尤其是地方上的“州县之吏”，靠“一月所得”，很难维持日常生活，更谈不上道德修养。因为，按人之常情，一般人没有起码的生活保障，就自然会道德沦丧。人没有足够的钱就会有贪心，且会想尽办法去捞钱。在中等人之上的，虽然穷但却不失为君子，在中等人以下的，虽然老实却不失为小人。只有中等的人则不是这样的，穷就是小人，老实则就是君子。而在社会上，中等之人是大多数，他们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风化，因而使一般人有生活保障，才是保障人才成长的基本条件。而按当时生活待遇，不但人才不能得以正常成长，社会风气也很颓糜，。
由此，王安石提出要“制禄养廉”，使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由平民百姓而当官的，他的俸禄足可以代替他耕地所得的。由此而推，每个官阶的人，都应该使其有足够的俸禄以养廉，而远离贪污腐败。不但如此，就连“世禄”及其子孙，也应该使其没有身前身后之忧。
第二条是“约之以礼”。王安石认为，按照人之常情，当人有了生活保障，如果不加以严格地制约，就会成为腐败的祸根，人就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这样一来，有钱的人贪污而不知道停止，穷的人则再节省也很难够生活。因此，必须按照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对其生活、社会交往、礼仪等方面，加以严格地限制和管理。
第三条是“裁之以法”。王安石认为，当时的法律仅是“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禁其末而弛其本”。因此，他提出，在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对不服从管教的，必须施以严刑峻法，才能使前两项措施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
总的看来，王安石的“养之之道”，是一条以管理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措施，其基本思路就是从“制禄养廉”出发，在增加俸禄，保障生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防止放荡、侈糜的发生，在教育和制度都不起作用的时候，就要用刑罚制裁，以保证官吏在国家政治需要的轨道上正常的发展，这对于专制集权制度下的人才管理来说，是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的。
3、“取之之道”
“取”即人才的选拔。无论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是从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都需要有一个认定的过程，即合理的选拔，否则，真假难辨、优劣不分，人才的培养、管理和使用都会失去根据。
王安石对当时的人才选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就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而言，只能是死背硬记而略通于文辞，这样的是贤良方正；不用强记也不必广博的，只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这样的是进士；”这是北宋科举取士的两种主要类型，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主要由此而来。此外，又有“明经”一科，总之，科举取士的内容和方法都极度的空疏，不切实用，而这样选拔出来的人，就是可能位列公卿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中真有公卿之才，能胜公卿之任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人只会讲说章句文字和科场试文程式。相反，在这种考试中，往往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困于无补之学，郁郁不得志而屈死于深山荒野之中。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受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既没有经过学校教育，也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考问其才能，甚至也没有父兄家长的担保，而朝廷却按规定授与官职，这种“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的做法，危害实在是太大了。还有一种“流外”的铨官办法，其危害也十分可怕。王安石指出，朝廷把那些“格子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的不合符要求的官吏派到地方，派他们管理州县的事，实际上是把地方政权，即国家政治的基础交给他们，他们危害地方政教是必然的。由此，王安石提出了他的“取之之道”。
第一，把学校教育纳入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学校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人才必须从学校教育中选拔。进而建立严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体系。由人君直接控制取士大权。人君选拔公卿大夫，古代的人能得天下者，他们选择公卿是非常谨慎的，然后由公卿选拔贤能及四方之官吏，选拔的公卿是有贤能的人，他们选拔的各级官吏也就会是有贤能的人，则朝廷在各个衙门办事的人都会是有才能的人。
第二，基层推荐上级考察。他主张选拔人才要“试之以事”，最好的办法是推举与考察相结合，让大家都知道他的能力所在，然后详加考察。他提出：一、考察人才不能光凭道听途说或只听一个人的意见，而应当对审查被推举人的品德，还要审查他的才能；二、了解其才能后，还必须有实践，即在实际中考察他的才德如何。他认为，有才能无才能，在形貌上没有区别，如同千里马和劣马拴在马棚里，饮水、食当、嘶鸣、啼啮，没有异样，如果把它们从马厩里拉出来，负荷奔驰，千里马和劣马立即可判。
4、“任之之道”
“任”是指人才的使用而言。在王安石的思想中，人才的使用是人才陶冶的最后一步，是人才的完成。使用得当，就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价值才算实现；使用不当，人才就没有发挥作用，甚而会对人才的培养、教育起反作用。
王安石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先后；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这种只问出身先后和资历深浅的做法，已成风气并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破格提拔有真才实学的非凡的人才。他还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任职不够专一，且调动非常频繁，这是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现的。以文学进入仕途的人，让他去治理财政；财政治理一段时间后，又让他去管理监狱；这样频繁的调动，对于经验的积累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另外，由于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朝廷用人赏罚原则也不以功过。对明知有才有德，工作称职的人却不肯加以重用，而对无真才实学，力不胜任的人，因为没有人告发，也不能撤职。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他的“任之之道”的三原则：
一、“宜”。他认为，“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适宜不适宜并不没有贵贱之分。朝廷用人应该以称职为原则：“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
二、“久”。“设官大抵当久于其任。”久于其任，则上下相知，成绩可著，错误可彰：“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这样，才能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
三、“专”。王安石认为，“夫人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从人才的使用来说，就是要信任，使人才有信心、有机会尽职尽责，“得行其意”，而不要“一二以法束缚之”，一举一动都得受到约束，否则，即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
此外，还应对任职官员加以考绩，“黜陟幽明”，才能形成完整合理的任职制度。对工作没有绩效、不合格的人，即便没有犯错误，也要撤下来，而对有工作成绩，工作尽责尽职的人，要给予奖励和提拔，即使有错误也不要紧，不要求全责备。
从王安石的诸项主张中，我们不难发现，王安石的人才陶冶及教育改革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王安石把陶冶人才与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联系起来，使陶冶人才为政治服务。他的人才陶冶的纲领，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中人才的培养、使用上的弊端提出来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使得他的人才理论具有坚韧的斗争锋芒。这种教育为政治服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人才培养教育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陶冶人才的见解，不局限于学校的狭隘范围内，而是统筹全局，把对人才的有效培养和造就同必要的生活待遇、严格的管理、合理的选拔及恰当的使用等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把教育改革纳入吏制改革，企图通吏制改革来解决教育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教、养、取、任的人才陶冶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有原则意义，又有操作意义。但根本地说，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过程。学校教育既是培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基础，又是人才成长的根据。而从养士的角度来看，它本身既是人才的培养，也是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另一方面，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又直接指导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发展水平，影响到学校的学风。并且人才的教育过程最终又是通过选拔任用来完成的，选拨和任用在这里又具有严格的教育过程的意义。即“任”与“取”的关系来说，也是任取结合，取以任行，任以取合。总之，教养取任并不是一个可以截然分开的四个步骤，而是一个辨证的统一体，其根本精神是要把吏制改革与教育改革联系起来，通过教育的改革来控制选士大权。
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人才的陶冶，光靠学校是无法完成的。人才的教、养、取、任四方面，如果没有一套完全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执行措施，即使学校培养了人才，仍然会被埋没和浪费。何况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教育也会走入歧途，根本就不可能培养什么人才。因此，必须使人才陶冶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成为具体的社会过程。他提出的陶冶人才的一些具体主张，无论是整顿学校的措施、物质待遇的规定，还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使用人才的制度，其中都有不少合理因素，反映了人才陶冶过程中的某些带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比如，重视学校教育培养、造就人才的作用，强调学习有用的知识、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并加强管理，实行推荐与考察相结合的选才方法，注意长期使用，反对论资排辈，要求德才与职任相称等，都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的。
综上所述，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针砭时弊、极言变法，并从变法的政治需要出发，论述了人才陶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针对当时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压抑、浪费、埋没人才的不合理现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提出了教、养、取、任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措施，既解决了人才的有效培养问题，又涉及到了人才的管理、选拔、使用的问题，成为他后来执政时进行教育和科举改革的基本蓝图和方案。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对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是“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斯文之在天壤间，终不失为悬诸日月不刊也。”并认为“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可见该文对王安石政治改革事业的影响。王安石的人才观和改革变法，基本上达到了富国富民强兵的预期目的。但新法触犯了世世荫封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攻击。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世，次年，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起用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臣为执宰。在司马光任宰相的八个月内，王安石的新法全部被废除，其他改革人物也相继被贬逐，变法失败。尽管如此，王安石按照他的人才观实现的富国强兵的功绩，仍然彪炳史册。对此，鲁迅先生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中说过：“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曾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鲁迅的这些话，既是对北宋王朝灭亡原因的总结，也从侧面肯定了王安石的变法精神，肯定了王安石打破常规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人才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