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党派之争互交锋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在太皇太后和歧王赵颢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守旧派反对改革，首先制造谣言，阻挠王安石上台参预大政，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毫不畏缩。公元1067年，神宗刚把王安石调到京师，守旧派就预感到力主改革的他将被重用。一时间，朝廷中刮起一股阻挠王安石参政的阴风。当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御史中禾吕海急不可待地捏造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当时王安石刚上任几个月，连司马光也感到惊讶，觉得吕海操之过急。神宗看完吕海的弹劾文，立即退还，弄得吕海难以下台，不得不要求辞官，神宗于是让他做了地方官。王安石推举吕公代替吕海任御史。韩畸规劝神宗停止实行变法，神宗有些犹豫，刚想同意韩琦的意见，王安石立即要求辞职。后来司马光为神宗起草的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等言语，使王安石大怒，他立刻上章为自己辩护。神宗深感王安石的说法有道理，于是没有采纳韩琦的意见，而继续任用王安石管理政事。反对派认为，变法针对那些地方富豪是不应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如果把他们都搞垮，一旦边境形势紧张，需要兴师动众，军需的钱粮将没有着落。他们反对保甲法，担心保丁习武，一旦灾荒出现，保丁就会拿起武器，成为国家的大患。对于青苗法，反对派认为政府实际上是在放高利贷，有损国家体面，而且荒年借贷肯定要亏本。在推行免役法上，两宫皇太后亲自到神宗面前哭诉，说她们的亲属被强迫交纳很重的免役钱，恐怕京城会因此发生动乱。对于反对派的责难，王安石据理进行反驳。“三不足”口号是1072年王安石提出来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春，司天监灵台郎元瑛奏言：“天久阳，星失度，这是由于强臣擅国，政失民心之故，应当罢免王安石。”枢密使文彦博为了阻挠市易法，居然上书说：“市易，招民怨，致使华山都崩塌了，这难道不是上天在警告吗？”反对派企图借一些自然异常现象动摇神宗，打败王安石，以废新法。因此，王安石勇敢提出“天变不足畏”的响亮口号。公元1075年10月，彗星出现，在当时被称做“妖星”，反对派趁机又掀起一次反对变法的高潮。由于王安石对天象有朴素的唯物论知识，保守派的阴谋才末得逞。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却对王安石变法运动产生了致命的打击。这件事情是一位名叫郑侠的看城门的小官引发的。他原本是由王安石亲自提拔上来的，可是在他目睹了变法运动给老百姓带来的惨状之后，实在是忍受不住了，道德良知促使他一定要把实际情况向宋神宗上报，以解万民于倒悬之苦境。按理说在很多朝中大臣接连上奏折都没能让宋神宗改变注意，停止新法，作为这么一个小官的情况上报，怎么可能引起宋神宗的重视呢？估计郑侠在上奏折前，一定也是大费思量，思忖着如何写这奏折，才能引起宋神宗的重视。最终郑侠选择了一个与其他大臣都不相同，非常特殊的情况汇报方式，郑侠并不是上一道文字奏折，可能他知道，宋神宗肯定对普通的奏折已经是提不起兴趣了。于是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呈见宋神宗，并附言论，此图所绘皆乃他亲眼所见的民间流民扶老携幼之困苦之状，俱是实情，请神宗观其害，罢废害民之新法。并且郑侠还立下军令状，“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也是说，他请求宋神宗废除新法，是在为万民请命，如果罢废新法后，十天之内，天如果不下雨，就让皇帝斩了自己。从郑侠所立下的军令状来看，他为了罢废新法，可以说将身家性命都全部压上去了。
宋神宗收到此图后，打开一看，不由大吸一口冷气，只见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百姓尸体，奄毙沟壑，累累不绝。但是面对这样的惨状，酷吏还在威逼恫吓，怒目追索，无数百姓只好流离失所、呼天抢地……看完，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非常痛苦，非常无奈，也非常迷惑，因为宋神宗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民不聊生、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他实在是想不通啊，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所绘之天下黎民百姓的惨状，不仅惊动了普通的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废新法、贬黜王安石的折子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而且还惊动了两位太后，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安石乱天下”，恳请皇上罢废新法，罢免王安石。在这样的压力和万民惨状的情况下，宋神宗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他将王安石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而且基本停止了新法的实行。
吕惠卿等改革派坚持新法是正确的，并把郑侠交御史治罪。其结果，是只废除了方田法。（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暂罢。）
这一次政治斗争中唯一被废除的方田均税法，也是唯一以遏制土地兼并为目的的新法。不伤害老百姓的被废除，伤害老百姓至深的则统统保留，真让人啼笑皆非。
虽然以后宋神宗又重新启用王安石为相，变法运动仍是时断时续，权力斗争不断，但是可以说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基本可以宣告了它的失败。
§§§第二节元祐更化废新法
公元1085年，被列宁称为“11世纪的改革家”。（出处为列宁在1906年所作《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的一个注释（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落下了序幕。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元祐更化”的出现。这期间的风风雨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目前史学界大多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进步意义，而把元祐更化看作是一场复辟和历史倒退，并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元祐党人的反对，甚至把北宋的中衰和灭亡也归罪于元祐更化及其代表人物。其实，从王安石变法到元祐更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是北宋社会矛盾自身发展的结果。因此，不能把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某一个环节拉出来孤立地肯定或否定。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司马光却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史书上记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其实，司马光最后也承认了青苗法的实质是利国利民，虽然承认，旦终究于事无补。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身后，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那段历史，其实熙宁年间到元祐年间的反对变法的这些人，也不能全部冠以顽固保守的称号，否则有点失于公平。不可否认，他们中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蝇头小利，但同时也应该承认的是，他们其中中有一部分人的言行也都带有兴利除弊的成分，对新法的指责也基本上符合客观情况，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新法，他们从自身已有的经验认为积弊不可能再一朝一夕就得以改变、改革也不可能迅速取得成功，这些都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不能视为守旧。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很高了，因为各地的农民起义加上辽国的欺压，这些都刺激着北宋统治集团的神经。宋朝的大臣也曾提出过很多办法，这其中包括文彦博、司马光、包拯等人。他们尽管思路各不相同，主张并不一致，可是都曾发出要求改革的呼声，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想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当他们见变法如此苛峻，就只好转而望向保守派的阵营。王安石变法中的激进式的做法，变成了排斥其他大臣的工具。
在所谓的反变法派中，像苏轼、苏辙、黄庭坚，甚至是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等人。这些人都是非常正直，非常有才华的人物，他们冒着与皇帝作对的巨大风险，强烈反对新法，其理由同样是为了能让国家安定，他们认为这种激进式的做法太过于冒险，一旦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只是想在稳中求胜，虽然最后想要的都是胜，但是却与王安石的做法背道而驰了。在新法的实行过程中，他们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来自民间的疾苦也使这些具有社会文化良知的人们激动起来。其实，相当一部分人并非盲目去反对新法，他们只是要求纠正新法的弊端，新法的合理之处他们也是赞成的。譬如，当司马光要把作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募役法废除时，包括苏轼在内等人再三力争不可，认为这项“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反对派也是在为百姓考虑，并非冥顽不化、固步自封。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反变法派中，的确有是有一部分排斥和仇视一切新鲜的事物，他们沉浸于过去的祖宗之法当中，认为那是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秘诀，改变了，就是对祖宗的不敬，就要召来亡国之灾，这些人只愿意守着陈腐的教条过日子。就元祐更化时期来说，反变法派中的司马光，就是北宋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代表者，他所采取的措施确实是一种历史倒退，称之为保守派也不为过。因此，在看待反变法派时，要根据事实，对他们进行区分，不能一概论之为保守派。
元祐更化不仅是北宋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且是北宋社会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体现。其之所以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北宋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对和攻击，这是元祐更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北宋帝国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都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继续统治下去，他们认为有必要革新政治以摆脱社会危机。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伤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从总体上来说，什么新旧党争并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怎样进行改革之争。
虽然王安石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却在不同程度上损伤了北宋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这都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变法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且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疯狂的反扑。反变法派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为了推翻新法，他们在政治、学术等方面做了大量文章，下了不少功夫。
其次，王安石的变法与宋王朝一贯恪守的“祖宗之法”是背道而驰的。自宋太祖建立宋朝以来，历经历代皇帝的统治经验与不断实践，宋朝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统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祖宗之法”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了王朝统治的一条重要依据。与这套“祖宗之法”的地位日益稳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愈来愈不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然而，就中国历代王朝对祖宗之法的继承而言，唯两宋之最。两宋对于“祖宗家法”的重视与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至皇帝官僚下至平民百姓，对北宋王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尤其在北宋中期以来，“祖宗之法”越来越不容易质疑，它已成为臣僚们阐发政治主张时立论的依据、谏诤规劝皇帝时通用的利器。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大规模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实施的关键就是针对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后便逐渐地由经济问题演变为激进的政治冲突，关键之出就是因为新法涉及到了对于“祖宗之法”的更变改革，一旦祖宗之法动摇，也就意味着统治政策受到了质疑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列深层次问题。
事实上，对于“祖宗之法”的守与不守，变与不变，始终是改革派与守旧派争论的核心。守旧派坚决主张维护祖宗之法，以此为治国的主要依据。改革派则力挺各个方面实施改革，以此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是哪一派的主张，两者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可惜的是立场不同，最终选择的道路亦不同。北宋的改革派与传统势力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政策法规层面展开的。王安石变法的直接改革对象也是政策设施层面的问题。但是，由于在实施变法的过程中，触动了祖宗之法的本质，动摇了祖宗之法的根基，在实施新法的背后，牵扯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无疑是在向北宋统治者所实行的统治政策提出了质疑，这一点绝对为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尽管王安石在实施新法的过程当中，并非完全否定祖宗之法的作用，但同时他也从不将祖宗之法过度理想化。他毕生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因循守旧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是要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治弊防乱、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倡行变法的指导思想，即要根据现在的形势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期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严重问题。王安石还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作为理论根据来反击守旧派的攻击，支撑变法。王安石始终坚持，无所畏惧，遗憾的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朝中反对的人日益多了起来之后，神宗改革的心也就慢慢动摇了。
王安石这种有为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反变法派要宋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守旧派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则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王安石面对的不仅是既得利益团体，而且是全社会守旧势力的各种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