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丽
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身为青年的这批老读者说来，四川省图书馆就是从解放前称为小科甲巷南口进去，门口不远处有座水井，在它背后大门上门牌是城守街的24号。这就是大家嘴上、书面不时提及的“老馆”。
它是一个面积不算大的建筑群，南面的正门开向小科甲巷的拐弯处，北面的后门则在那东西向联升巷的最西端，并与青年宫电影院后门隔街相望。它的南、西、北边都有一排平房，院落主要由三幢楼房构成：最前面的三层楼与最后面的二层楼，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新修的；夹在中间的三层楼则是老房子，虽也经加固、维修，但仍难遮掩住它的陈旧。就是这样一座不小也不大的园林庭院，却牵动过多少人的心，给他们留下了多少深情的美好回忆。
我是1993年底退休的，凑巧的是适逢我们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东马棚街省女中出来，各奔东西的这群小女生，纷纷年近花甲开始了晚晴生涯之际，我们互相寻觅，终于又欢聚一堂尽情话旧。其中重要的话题就是畅叙影响了我们人生的那些人和事。如50年代还是住校生的她们，如何在星期天、寒暑假相约结伴到省图书馆去借阅书刊，以饱享文化盛餐、温习功课。这些读者中就有家学渊源的国画大师伍瘦梅之女，以往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悬挂着她的名画《梅花》的素有盛名的女画家伍端。无独有偶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1955级我的同班，还有大一时就出版了两本书的儿童文学家郑冠群老兄，在前不久出版的又一本新著《两个世纪的记忆》中，讲述自己如何从部队复员回成都，如何组成了一个五人复习小组，积极备战高考，省图书馆成了他们备考的最佳选择地……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倾慕已久的高等学府。是的，那座花木扶疏并不大的田园式庭院，虽身处闹市中，却又别有天地，它提供了一个远离尘嚣，和谐、优美、宁静的环境，营造了一个弥漫浓郁书香的氛围，特别利于实实在在一心治学的人。不少的有志者在这里实现了其事竟成的理想，他们借助于省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藏书，用知识武装了自己，造就了腾飞的羽翼，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这个改变了多少人命运的福地，可惜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读者调查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一个这方面的统计数据，特别是高考恢复后，有多少受益者成了大学生、研究生！不能不说这是一大憾事！
在老馆我整整度过了二十年的光阴，这即是从1959年进馆到1979年调整到总府街6号新馆工作的时期。二十年来我走遍了老馆的每一个角落：第一幢二楼有我那书库兼工作地点的西文会议录办公室；第三幢底层的走廊，曾是我处理楼上、楼下外文图书、外文期刊的工作场地；至于夹在中间的那幢老房子，不论一楼、二楼均曾是我处理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办公室：中文新书采编、中文旧平装（民国版）图书清理工作小组、日文图书采编、解放前报刊资料查寻工作、“文革”小报收集办公室、早期西文会议录办公室。
在老馆有一个令图书馆人员，上上下下都头痛揪心，而持续时间又特别长的大问题，那就是房屋紧缺：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修了两幢大楼，但一进入60年代却频频地连叫吃紧，先是老房子承不住重，二楼的书库统统搬到一楼，后来书库超负爆满，老馆和和平街书库装容不下，于是东、西、南、北四处奔走，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给这批藏书寻觅容身之地。红照壁省人艺的排练厅、西郊四川财经学院那排偏背的平房、人民公园现少城茶楼附近的二层楼房，都一度是这批藏书临时栖身遮风挡雨的短暂收容所。好在馆内同志们的心是齐的，做到了同舟共济，义无反顾地应对这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受住这没完没了的折腾，努力完成了这耗费财力、人力、物力，反复多次的图书资料大迁移。
那二十年的时光，我没有虚度，工作、劳动、学习，让我的生活充实而愉快。我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多学多问，努力学好图书馆工作的业务技能、认真掌握专业知识理论，实实在在投入现实生活。尽管是一切从头开始，在1962年掀起的大练图书馆业务基本功的学习运动中，我却有了不错的表现，我认真的上好每位老同志为我们讲的每堂课，专专心心听讲，认认真真思考，我珍惜、尊重他们为我们这些新人毫无保留奉献的辛勤劳动，我用突出的成绩回报了他们的付出。我很清楚，自己能够从青涩的新手逐步成长为熟练的老图书馆人，我应当对关怀、培养自己的组织，教、帮、扶持自己的老同志深深致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省图，我结识、深交了不少良师益友：南下干部的李绮大姐，不理会站出纳台是处分一个人手段的奇谈，不理会在阅览室当班是低能儿干的怪论，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几十年坚守在直接服务读者的流通书刊工作的第一线；来自部队的马瑜老兄和四川大学中文系1949级系友周介生大姐，这一对致力于辅导工作的搭档，长年跑农村、下基层，风里来雨里去，泥泞里艰难跋涉……默默承受着又苦又累的工作条件，却动摇不了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干好的意志，他们这种埋头付出，无怨无悔的敬业精神，感动、鼓舞、激励着我。毕业于名牌大学武汉大学图情系前身（准确名字我已忘记）的潘志勋老师和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图情系的何秀清大姐都曾是我师徒式手把手教传的师傅，她们那种脚踏实地不辞辛劳，不畏繁琐，吃苦耐劳，一丝不苟，极端负责的工作精神，工作作风深深影响了我。受四川民族出版社派遣，来四川省图书馆支援工作的余慧华、汤池安伉俪，双双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藏文系，池安大哥病逝前，一直是首都民族文化宫的股肱，虽已离休仍肩负整理藏文典籍的重任，他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第一流藏学家、宗教学家。毕业于旅大俄专的陈秀兰大姐，在中苏友好兄弟式情谊时期，当过来华苏联专家的专职翻译，在云南馆，在昆明外国语学界，都有着不小的名气，退休后，被翻译工作者协会聘请为秘书长，继续发挥着余热。他们曾是我亲密的合作伙伴和永远的挚友。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老同志中几位与我特别有缘之人。1960年省文化局组织了下属13个单位，第三批到农村三同，劳动锻炼的下放干部，进馆刚5个月的我也在其中。省图书馆去的这组是郝世琼、张士济、刘晓丽、吴澹如四人。在郫县崇兴公社，我们共同生活了一年有余。在那里我们与社员一起战天斗地，在大田里挖种苕堆，在烈日下薅秧追肥，在那里我们也一起受奖坐上劳模席。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碰巧又同在一个外文办公室里。我们三人（郝、张、刘）加上1962年调来的王文淑大姐，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大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组织。我们抄录了一首毛主席的七律诗，贴上了办公室的高高墙壁。我们用这首诗中的名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作为我们建组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原则。尽管这个组织存在的时间并不久，但还是发展了一名新成员杨华玖大姐。……这些事虽然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我们那份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的战友般情谊，却没有随着时间而流逝。
西部大开发了，成都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我们的老馆渐行渐远！这是几十年来曾经充满我们生活气息之地：它有过我们滴下的颗颗汗珠，它有过我们满载青春活力的步步脚印，它的房房舍舍，草草木木，莫不对我们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寄托着不一般的感情！也许有朝一日，再也找不到它一星半点的遗迹，但它的身影，却永远屹立在我们这代老图书馆人的心底！
四川省图书馆退休职工 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