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破天荒又听了一遍理查德·瓦格纳《名歌手》的序曲。这是一部恢宏的、华丽的、冗长的当代艺术作品，它自豪地假设两个世纪以来的音乐，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因而人们能够理解这部作品。令德国人感到光荣的是，这一假设没有落空！我们发现，这部作品中混杂有各种风格和力量，各种季节和气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会儿是古代气息，一会儿是异国情调，叫人难以接受，过于现代派，既传统得自命不凡，又狂放不羁，不时显得调皮捣蛋，更多的时候却是粗糙而刺耳——有火一般的热情和勇气，同时也有过熟水果的暗茶色皱皮。它忽而广阔汹涌地奔流，一下子又踌躇徘徊片刻，好像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敞开一个缺口，沉闷得几乎迫使我们做一场恶梦；但它已再次扩展和拓宽古老的欢快之流，并扩展和拓宽了新老幸福之流。其中特别包括这位艺术家毫不掩饰地对自己感到的快慰，他欣喜而惊异地觉察到自己精通作品中运用的各种应急手法，这些都是些新的、新学会的、未得到全面检验的艺术上的应急手法，但他却清晰地展示给我们。然而从各方面来说，却毫不优美，毫无南方风格，绝无南方万里无云的清澈天空，毫无优雅可言，没有舞曲，也几乎没有追求逻辑的意志；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并有意加以突出，似乎这位艺术家想要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意图。”它像是件沉重的装饰物，某种过于粗俗而死板的东西，大肆炫耀高深的、老古董般的、别出心裁的比喻和俏皮话：像是某种最好和最坏意义上的德国式东西，某种德国风格的东西，由许多部分组成，杂乱无章，不可穷尽；像是德意志灵魂的某种扩充和膨胀，不怕将自己隐藏在极端的堕落和颓废之下，或许只有如此，才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像是德意志灵魂的真正名副其实的象征，既年轻，又年老、太成熟，可还是太富于发展潜力。这种音乐表现了我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情况，他们属于前天和后天——他们尚没有今天。
二
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也会一连几小时沉湎于强烈的爱国主义，陷入古老的恋情和狭隘的观点。我刚刚举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一连几小时充满民族激情，充满爱国痛苦，充满其他各种汹涌而至的古老情感。有些人要花半年时间，另一些人则要花半辈子时间，这要看他们消化和“政变材料”的速度和力度。实际上，我可以想像一些懒惰的、优柔寡断的种族，他们甚至在当今迅速变化的欧洲，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克服爱国主义和乡土情感的返祖性发作，才能再次返回理性状态，也就是说，返回“善良的欧洲主义”。我在脱离主题思考这些事情时，碰巧亲耳听到了两位老爱国主义的对话——他们的听力显然都不太好，因而说话声音较大。一个说：“他对哲学的了解跟农民或新兵一般多，很无知。可如今这有什么关系！目前是大众时代，大众匍匐在一切规模巨大的事物面前。政治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政治家给大众建起了一座新的通天塔，大众把极端庞大的帝国和极端巨大的权力称作‘伟大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较为谨慎和保守的人，不放弃古老的信念，仍然认为只是伟大的思想，才使某一行动或事情伟大，这又有什么关系。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激烈的政治活动’，人民则生来没有搞政治的天赋，因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古老而可靠的道德，放弃爱，趋向于新的、可疑的平庸。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政治活动’，而人民在此之前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去做和去思考，从内心深处厌恶政治性国家的动荡、空虚和争吵不休。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激发其人民的沉睡的激情和欲望，想要使他们对自己以前的畏首畏尾和超然冷漠感到耻辱，使他们对自己的洋腔洋调，和隐藏在内心永恒的东西感到讨厌，想要贬低他们的最基本的禀性，搅乱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的思想狭隘，趣味‘民族化’——什么！一个政治家要干这些勾当，他的人民要在未来的全部日子里，为此而悔过，这样一个政治家会是伟大的吗？”“当然了！”另一位老爱国者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想做这种事也许是发疯了！但一切伟大的事情开头也许都是这么发疯！”“真是滥用词语！”另一位大声反驳道：“是强大！强大！强大而疯狂！而不是伟大！”两位老人显然激动起来，互不相让地喊叫着自己的“真理”；但我却在一旁感到很惬意，思量着较为强大的一方，会以多快的速度控制另一方，思量着一个民族在智力上的浅薄会得到补偿，即，另一个民族会变得深刻。
三
不管我们是将它称为“文明”、“人性化”，还是“进步”，也不管我们是否只褒不贬也用政治套语，将它说成是欧洲的民主运动。总之，在所有由这类套语指明的道德和政治前景的背后，庞大的生理过程正在展开，且在日益扩大，这就是欧洲人的同化过程；他们正日益脱离各统一种族，在气候和遗传上由以产生的那些条件；他们正日益摆脱许多世纪以来，铭刻在身心上的环境限制。也就是说，正在缓慢地出现一种从本质上说是超民族的游牧性人。从生理上说，这种人的特征是，拥有最大的适应本领和能力。欧洲人的这种演化过程，其速度会由于旧病的严重复发而受到阻碍，但它的强度和深度却会因此而增强和加大——仍在肆虐的“民族感情”风暴和重压，还有方兴未艾的无政府主义，都与它有关。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们天真的宣传者和赞颂者，即“现代思想”的倡导者所始料不及的。通常把人拉平、使人平庸的那些新条件，这些都是些有用的、勤劳的、可充当不同角色的、聪明的群居人——极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特殊人物，这些人具有最为危险的媚人品质。因为，虽然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对付不断变化的情况，每隔一代人，甚至每隔十年便开始一项新的工作，从而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那种类型的人；虽然这种未来的欧洲人给人的总体印象，很可能是一大群能说会道的、意志薄弱的、手很巧的工人，他们像需要每天的面包那样，需要有主人和下命令者；欧洲的民主化会有助于产生一种准备接受奴役的人，但是在一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下，强者必然会比以往变得更强大、更富有。这要归因于他所受的无偏见的教育，归因于他诡谲多变的手法、办法和伪装。我的意思是，欧洲的民主化同时也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培养暴君的环境——我取暴君这个词的所有意思，甚至包括它最超自然的意思。
四
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德国人的特点是有深度，但既然现在最为成功的新德意志精神渴望得到完全不同的荣誉，并已体验不到有深度的“妙处”。因此，眼下采取下述观点，就是适时的和爱国的，即：我们曾自我欺骗，自我表扬。总之，德国人的所谓深度本质上是种异样的、不对头的东西。谢天谢地，我们即将成功地摆脱的东西。那么，让我们试着重新了解德国人的深度。为此，需要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剖析一下德国人的灵魂。德国人的灵魂首先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是聚集拼凑成的，而不是实际建造成的——其起源造成了这一结果。如果一个德国人冒昧地宣称：“哎呀，我的心中有两个灵魂。”那他就是瞎猜了，德国人的灵魂远不只是两个。作为由许多种族混合掺杂而成的民族，作为名副其实的“中欧民族”，德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更加不可捉摸，更加充实，自相矛盾和未被人认识，不可预料，更加令人惊讶和可怕。他们是无法加以界定的，因而单单这一点就令法国人望尘莫及。德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从未消失。德国剧作家科策布确实非常了解德国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向他喊道：“我们是大家所熟知的”；法国女小说家桑也认为自己了解德国人。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让·保尔知道自己在宣称对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虚伪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恭维和夸大感到愤慨时，在做什么？但歌德对德国人的看法却很可能不同于让·保尔，尽管他承认让·保尔对费希特的态度是对的。问题是，歌德究竟怎么看德国人？可是歌德对周围的许多事情从未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很狡猾，整个一生都知道如何对一些事情保持缄默——他这样做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使他感到高兴的既不是“独立战争”，也不是法国大革命，促使他重构“浮士德”，甚至重新思考“人”的整个问题，是拿破仑的出现。他用非常严厉的词语谴责德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说这些东西来自外国：他有一次把大家知道的德国人的气质，界定为“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他是不是搞错了？德国人的特点是，很少有人对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国人的灵魂中有走廊和游廊，其中有洞穴、躲藏处和地牢；虽然杂乱无章，但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魅力无穷；德国人非常熟悉通向混乱的小径。正如一切事物喜欢自己的象征那样，德国人喜欢云彩和一切朦胧的、演进中的、半明半暗的、潮湿隐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切不确定的、未充分发育的、自我置换的、成长中的东西，都是“有深度的”。德国人本身并不存在，他正在变化，正在“发展”。所以，“发展”实质上是德国人的发明，在哲学惯用词语的广大范围内，击中了它的主导思想，该思想连同德国啤酒和德国音乐一起，正努力使整个欧洲德意志化。外国人对德国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展现出来的谜，感到惊讶并为它所吸引（黑格尔将这些谜予以体系化，理查德·瓦格纳则最终将它们谱成了曲）。“性情温和而怀有恶意”——这样一种并列在每个其他民族那里是荒唐的，但不幸的是，在德国却常常是正当的。只要在斯瓦比亚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就会体验到这一点！德国学木讷而不善交际，可使人惊奇的是，身体却异常灵活，胆子特别大，善于走钢丝，连诸神都不敢睁眼看。谁若想亲眼看一看德国人的灵魂，那就看一看德国人的趣味，看一看德国人的艺术和举止好了——粗俗得哪里谈得上“趣味”！最高贵的和最俗气的竟比肩而立！这种灵魂的整个构造是多么杂乱，多么丰富！德国人拖拽着自己的灵魂，拖拽着自己经历的每一件事。他消化事件的能力极差，从未“摆脱”它们；德国人内心深处进行着的是一种艰难而犹豫不决的“消化”过程。正如所有慢性病人，所有消化不良的人喜欢方便的东西一样，德国人喜欢“坦率”和“诚实”：坦率和诚实来得多方便！德国人的诚实，这种袒露心迹，这种自满自得，这种亮底牌，很可能是德国人当今所作的最危险的、也是最成功的伪装，也正是他玩弄的手法；运用此手法，他“仍然能得到许多”！德国人自由放纵，因而用忠实而茫然的蓝眼睛注视着一切——其他国家便立即把他与他的晨衣混淆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听凭“德国人的深度”保持自己的原样吧——我们或许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随便嘲笑它！今后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对它的外貌和好名声表示尊敬，最好不要将我们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民族的古老声誉，太廉价地换成普鲁士的“精明”，换成柏林的风趣和坚毅。一个民族还是做作一点好，就让人们认为自己深刻、笨拙、敦厚、诚实、傻气好了；这样做或许反而是深刻的！最后，我们应对我们的名声表示敬意——我们并非无缘无故地被称作“虚伪的民族”……
五
“古老的美好”时光已逝，莫扎特的心中这样唱道！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他的洛可可式音乐仍然对我们具有吸引力，他那“与人们相投的志趣”、细腻的热情和那孩子般对中文及其华丽辞藻的喜爱，他的谦恭有礼，对典雅、多情、轻快、伤心落泪的渴望，他对南方的信仰仍然召唤着留在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这一切迟早将结束！但谁又会怀疑对贝多芬的理解和喜爱，会更早地结束！因为他只不过是风格断裂和过渡的最后回声，而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伟大鉴赏力的最后回声。贝多芬是经常出毛病的古老灵魂，与不断生长且过于年轻的未来灵魂之间的中间事件；他的音乐映照着永恒失去和永恒希望的曙光，欧洲正是沐浴在这种曙光之中而与卢梭一起做梦，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树跳舞，最后在对拿破仑的崇拜中险些跌倒。但这种思想感情已多么快地变得那么苍白，如今理解这种思想感情是多么困难。卢梭、席勒、雪莱和拜伦的语言，听起来是多么陌生，只有在他们的共同心胸中，欧洲的命运才能说出话，才知道如何用贝多芬的曲调歌唱！无论德国音乐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都属于浪漫主义，也就是属于这样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从历史上看，要比那伟大的插曲，即欧洲从卢梭向拿破仑的过渡，更加短促、短暂、更加肤浅，同时也属于蓬勃兴起的民主精神。韦伯——如今我们多么为《自由射手》和《奥伯龙》担心！多么为马施内的《汉斯·海灵》和《吸血鬼》担心！甚至多么为瓦格纳的《汤豪舍》担心！这些都是消亡了的、但尚未被人遗忘的音乐。而且，整个浪漫主义音乐不够高贵，音乐味不够浓，只能在剧场中和大众面前维持其地位。从一开始，浪漫主义音乐就是二流音乐，真正的音乐家不把它放在眼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位性情平和的大师，以较轻盈的、较纯洁的、较愉快的灵魂，很快就赢得了赞誉，也同样快地被人遗忘了，成了德国音乐的一段美丽插曲。但罗伯特·舒曼却认真对待事物，因而从一开始也被人们认真对待——他是创立流派的最后一个人，现在舒曼的浪漫主义流派已被超越，难道我们不感到心满意足、如释重负吗？舒曼遁入了其灵魂的“撒克逊式瑞士”，性格一半像维特，一半像让·保尔。他的《曼弗雷德》歌剧音乐是个错误，是个误解、冤枉了拜伦。舒曼的趣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小家子趣味（也就是说，是一种危险的喜欢温和抒情和感情陶醉的倾向）。他总是离群索居，胆怯地后撤和退缩，是个高尚的意志薄弱者，完全沉湎于千篇一律的欢乐和忧伤，从一开始就多少有点女人气，有点自傲。这样一种舒曼早已仅仅是音乐上的德国事件，而不再像贝多芬那样，在更大的程度上也不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事件；在舒曼那里，德国音乐受到了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不再是欧洲灵魂的代言人，而沦为纯粹的民族事务。
六
对于有第三只耳朵的读者来说，阅读用德文写出的书真是一种折磨！他站在缓慢旋转的声音沼泽地旁，是多么气愤，在没有旋律、没有节拍、没有舞曲的情况下，德国人竟称“书”！竟还是读书的德国人！他读得多么懒散，多么勉强，多么差劲！究竟有多少德国人知道，并认为自己应该知道，每一种好的句子中都有艺术——若要理解好的句子，就必须觉察这种艺术！例如，若误解了它的速度，便会误解句子本身！人们不应对决定韵律的音节犹豫不决，应感觉到打破过于严格的对称，是有意的，是一种魅力。并应耐心地仔细听每一个连贯之处和自由速度之处，应觉察出元音和复合元音之间顺序的意义，应觉察出其排列顺序是多么微妙地、多么丰富地给它们增添色彩。读书的德国人当中，有谁会殷切地承认这种义务和要求，有谁会殷勤地非常仔细地倾听语言中的艺术和意愿？毕竟，人们“对此不感兴趣”。于是，人们没有听到风格上极为明显的对比，最为细腻的艺术技巧浪费在聋子身上。以上便是我看到人们极其笨拙而并非出于直觉地，把两位散文大师混淆在一起时的感想。一位大师的词语迟疑不决，冷冰冰的，似乎是从潮湿洞穴的顶上落下来。他希望它们发出沉闷的响声和回声；另一位大师则像舞剑那样灵巧的挥洒语言，从手臂到脚趾上下翻飞，嗖嗖作响，寒光凛凛。
七
德文文体与和谐悦耳的声音和耳朵毫不相干，我们的优秀音乐家文章写得很差，便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不大声读书，不为耳朵读书，而只是使用眼睛；他已暂时把耳朵收在了抽屉中。在古代，一个人读书时是为自己读某种东西，而且高声朗读；若某个人不出声地读书，他们会感到惊奇，会尽力悄悄地弄清其原因。所谓高声朗读，就是运用声音的逐渐增强、转调、声调变化和速度的改变，古人乐此不疲。那时，书面语规则和口语规则是一致的；这些规则部分取决于耳朵和喉咙的发展和细微要求；部分取决于古人的肺活量。在古代，句号首先代表生理上的总体，代表一口气说出的东西。古雅典雄辩家狄摩西尼和西塞罗的文章中出现的句号，包括声音升高两次和声音降低两次；都在一口气中完成，古人感到其中乐趣无穷，他们通过学校教育知道如何欣赏其中的功效，知道使用这种句号的人多么稀少，使用这种句号多么艰难。我们实际上无权使用这种大句号，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从每一种意义上说都气短！其实，这些古人都是演说的爱好者，因而都是行家，都是批评家，于是，他们使演说家的技巧达到了顶点。与此相同，在上个世纪，由于意大利的所有贵妇人和绅士都知道如何唱歌，因而对歌曲的鉴赏（连同歌唱艺术）达到了巅峰。然而在德国（直到最近才有一种讲台雄辩术开始羞怯，而笨拙地扑打其稚嫩的翅膀），严格说来，只有一种接近于艺术性的公开演讲——即布道坛上的讲道。在德国，只有牧师知道音节或词语的重量，知道句子如何撞击、弹跳、奔突、流淌和结束；只有他的耳朵有良心，但也常常是不安的良心，因为有许多原因使德国人很难熟练掌握演说技巧，或几乎总是掌握得太晚了。所以也难怪，德国散文的杰作便是其最伟大的牧师的杰作——《圣经》至今一直是最优秀的德文书籍。与路德的《圣经》相比，几乎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印刷品”。某种与《圣经》不同、并非生长于德国，因而一直未在德国人的心中扎根的东西。
八
世界上有两类天才：一类天才的要务是生成，设法生成，另一类天才则情愿结果实，开花结果。与此相同，在杰出的民族当中，有这样一些民族，妇女的怀孕问题，即形成、成熟和完成这一秘密任务，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比如，希腊人就是这样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另一些民族则不得不结果实，不得不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原因，就像犹太人、罗马人那样，或毫不夸张地说：像德国人那样？这些民族被不可名状的狂热所折磨，不可抗拒地要挣脱自己，喜欢和向往外族人，而且像意识到自己充满生殖力，因而受到“上帝恩宠”而被授权的一切东西那样，自高自大。这两种天才像男人和女人那样，相互追求；但他们也相互误解——像男人和女人那样。
九
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伪善，并将它称为美德——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
欧洲欠犹太人什么？有许多东西，好的和坏的，尤其是一种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东西，即庄重的道德风格，可怕而威严的无数要求和无数意义，整个浪漫主义和壮丽而崇高的道德可疑性。因而还有在那些彩虹和生活的诱惑物中的一个最吸引人、最诱人和最精美的要素，在它的余晖中，我们欧洲文化的天空，夜晚的天空，在闪闪发光，或许行将熄灭。为此，在旁观者和哲学家当中，我们这些艺术家要感谢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