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如果各种各样的阴云和干扰，简单地说，就是愚蠢行径的一次次轻度爆发经常笼罩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而这个民族具有民族狂热和政治野心，那我们就必须好好思考一下了。比如，在当今德国人当中，交替出现的有反法蠢行、反犹蠢行、反波蠢行、基督浪漫蠢行、瓦格纳蠢行、条顿人蠢行、普鲁士人蠢行（请看一看那些可怜的历史学家济贝尔之流和特赖奇克之流，以及他们那紧紧缠着绷带的脑袋吧），以及所有其他遮蔽德意志精神和良心的东西。愿人们原谅我，每当我大胆地在这种传染病流行得很厉害的地方作短暂逗留时，我也不能完全免除这种疾病，而是像其他每个人那样，开始思考与我无关的事情——这正是患上政治传染病的最初症状。比如，关于犹太人，请听我说说以下的事情：我还从未遇到一位对犹太人抱友好态度的德国人：不管谨慎的政治家多么坚决地驳斥反犹主义，这种谨慎的政策或许都不是针对这种情感本身，而只是针对这种情感危险的多余部分，尤其是针对这种多余情感的令人反感的无耻表露。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德国的犹太人已经够多的了，德国人的肚子，德国人的血液处置目前这么多“犹太人”都有困难（而且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困难）。正如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虽然消化能力较强，但也有困难那样。这就是一般本能之明确无误的宣言和立场，人们必须仔细倾听，必须依此而行。“别让更多的犹太人进来了！关好门，特别是关好通向东方（和通向奥地利）的大门！”——性格仍然软弱和不稳定，因而很容易被另一种更强的种族消灭。然而，毫无疑问，犹太人是欧洲当前最强大、最坚强和最纯的种族；他们甚至知道如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取胜（实际上要比在有利条件下更知道如何取胜），所依靠的是某种道德，如今人们想把这种道德称为罪恶。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必在“现代思想”面前感到羞耻；他们只是在自己确实发生了变化时，才改变自己。其方式恰似俄罗斯帝国进行征服的方式，恰似一个拥有充足时间而尚未衰落的帝国，即，遵循“尽可能慢”原则！一位心里装着欧洲未来的思想家，在他关于这种未来的所有看法中，会首先像预料俄国人那样，预料到犹太人将在各种力量的大竞赛和大搏斗中，成为最稳健、最有可能获胜的一方。当前在欧洲被称作民族，而实际上是制造之物而不是天生的东西，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某种在不断演变、尚很稚嫩、很容易被取代的东西，还不是一个种族，更不像犹太人那样，是个比青铜更持久的种族。这样的民族应极其小心地避免一切鲁莽的对抗和敌对！的确，犹太人如果愿意的话，或者如果像反犹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使他们受到驱使的话，现在就可以取得对欧洲的优势，不，其实是霸权。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并没有在为这一目的努力和筹划。相反，他们希望，甚至有点胡搅蛮缠地想要被欧洲吸收和同化；他们渴望在某个地方定居，得到承认和尊重，希望结束游牧生活，不再做“漂泊的犹太人”。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到这种冲动和倾向，应该对它采取主动态度（这很可能预示着犹太人本能的减弱）。为此，把那些大叫大嚷的反犹主义者驱逐出境或许是有益的，也是应该做的。我们应非常谨慎地、有选择地采取主动态度，就像英国贵族所做的那样。自不待言，新德意志精神的较有势力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应毫不迟疑地着手与犹太人建立关系，比如，与来自普鲁士边境的那个贵族军官建立关系。看一看这位赚钱和忍耐方面的天才（他特别具有某种智力和智能——可惜在上面提及的那个地方却缺少这种智力和智能），能否通过训练掌握遗传的下命令和服从的技巧（德国目前因掌握这两种技巧而享有盛名），在许多方面是很有意思的。但在这里最好中止我洋洋自得的长篇大论和我轻快活泼的亲德立场，因为我已触及到了我的严肃主题，即我所理解的“欧洲问题”，也就是如何为欧洲培养新统治等级的问题。
十一
他们不是哲学的种族——这些英国人。培根意味着对哲学精神的全面进攻，霍布斯、休谟和洛克则意味着一百多年来“哲学家”这一概念的被唾弃和贬值。康德奋起反对休谟而抬高自己，正是冲着洛克，谢林掷地有声地说“我瞧不起洛克”。在与英国机械论愚弄世界的斗争中，黑格尔和叔本华（还有歌德）站到了一起。这两个在哲学上相互敌视的天才兄弟，向着德国思想的对立两极分头推进，因而正如只有兄弟俩才会做出的事情那样，互相冤枉。英国目前所缺少的，而且一直缺少的东西，卡莱尔这个半吊子演员和雄辩家，这个愚蠢的糊涂虫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力图把他对自己的了解，即自己所缺少的东西隐藏在热情的假面具之后，他缺少的就是真正的智力，知觉的真正深度，简单地说，就是哲学。此种非哲学种族的特点便是严守基督教，他们需要基督教戒律来实施“道德化”和人性化。英国人比德国人阴郁、好色、固执和残忍，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成为两者之中的较为卑劣者，同时也最为虔诚：英国人因此而更需要基督教。对于较敏感的鼻子来说，连英国的基督教也有英国人的特有气味，即忧郁和饮酒过度，于是人们有充足理由用基督教来充当解毒剂——用较为精制的毒药中和较为粗制的毒药。较为雅致的毒化形式，对于行为举止粗俗的民族而言，实际上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向着精神化迈进了一步。英国人的粗俗和乡巴佬式的拘谨，现在仍通过上演基督教童话剧，通过祈祷和唱赞美歌被令人满意地掩盖着。对从前在卫斯理派的影响下（最近则作为“救世军”），对那些学会了作道德说教的大群丑鬼和浪荡子来说，一阵忏悔实际上可能是相对而言，他们所能达到的“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我们有理由承认以上所述。不过还有一句伤害英国人最富于人性的话，那就是他们缺少音乐感，借助比喻来说就是（而且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身心的动作之中，没有节奏和舞蹈；甚至没有对节奏和舞蹈的渴望，没有对“音乐”的渴望。听一听他们说话，看一看最漂亮的英国女人走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更漂亮的鸽子和天鹅；最后听一听他们唱歌！可是我要求的太多了……
十二
有些真理得到了平庸头脑的最充分的承认，因为这些真理最适合他们，有些真理对平庸的精神来说，只是具有魅力和诱惑力。我不得不逼迫人们面对这种叫人不快的结论，因为现在一些令人尊敬的、但平庸的英国人——可以提及的有达尔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赫作特·斯宾塞的影响力，在欧洲的中产阶级正开始取得支配地位。其实，谁会怀疑这样的头脑暂时占据支配地位是有益的？若认为高度发达的、突兀高耸的头脑，特别适合于确定和收集许多琐碎的普通事实，适合于从中推出结论，那就错了。相反，作为例外，他们从一开始就相对那些作为“规则”的人而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毕竟，他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不仅仅是感知。实际上，他们必须是某种新东西，他们必须意味着某种新东西，他们必须代表新的价值！知识与才能之间的鸿沟或许要比人们想像的更大，也更神秘——仪态大方而能干的人，即创造者，也许必须是无知的人。而另一方面，对科学发现而言，例如达尔文的那些发现，某种狭隘、乏味和勤恳认真也许不会有什么妨碍。最后，不要忘记，英国人及其根深蒂固的平庸，再次导致欧洲智力水平的全面下降。所谓“现代思想”，或“18世纪的思想”，或“法国人的思想”，即德意志思想深恶痛绝并奋起反对的东西——源自英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法国人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模仿者和实施者，是其最优秀的战士，仅此而已！是其第一批意味最为深长的牺牲品；由于“现代思想”极端亲英，法国人的灵魂最终已变得极为瘦弱和憔悴，以致当前人们回忆起法国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景，回忆起充满激情的巨大活力与卓越的发明创造力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不过，我们必须坚决维持历史上的公正裁决，保护它免遭当前的偏见和表面现象的影响：欧洲的高贵——情感、趣味和举止方面的高贵，从这个词的最佳意义上说，是法国的产品和发明；欧洲的卑贱，现代思想的平庸是英国的产品和发明。
十三
甚至在目前，法国仍然是欧洲最富于理智的文化中心，仍然是培养趣味的高等学府。但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发现这种“充满趣味的法国”。有趣味的法国人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他们的人数可能很少，而且还可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搂抱最强壮的大腿，其中一部分是宿命论者时、忧郁症患者、病残者，一部分是放荡不羁、过于完美的人，有藏匿深山的抱负。他们的共同点是，面对具有民主精神的中产阶级的胡说八道和高谈阔论，他们都捂上了耳朵。实际上，当前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醉醺醺的、变得很野蛮的法国，懒散地躺在那里——它最近刚刚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上花天酒地了一番，趣味低级，带有孤芳自赏的味道。他们还有另一共同的地方，就是喜欢抵制理智上的德意志化——同时也根本没有能力在理智上德意志化！在这种富于理智的法国，也是悲观主义盛行的法国，叔本华或许要比在德国更加如鱼得水，更加土生土长。更不用提海因里希·海涅了，他早已重新化身于巴黎，一个更为高雅和讲究的抒情诗人；也不用提黑格尔了，他目前通过法国文学评论家泰纳发挥着几乎像专制君主般的影响力。然而，说到理查德·瓦格纳，法国音乐越是学着使自己适应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它就将越是“瓦格纳化”。我们可以事先有把握地预见到这一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法国人仍然可以自豪地把三件事情吹嘘为自己的遗产和所有物，吹嘘为自己古时在欧洲享有智力优势的标志，尽管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趣味德意志化和庸俗化了。首先是有唤起艺术激情，献身于“形式”的能力，为此而创造了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许多词语——三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就不缺少这种能力。由于尊重“少数”，法国一次又一次地使音乐文献中的所谓室内乐得以保存下来，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则寻觅不到室内乐。法国人宣称对欧洲享有优势的第二件事情，是他们那古老的、多侧面的、关注道德的文化。人们可以发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连给报纸写故事的小说家和偶尔逛巴黎林荫大道的人，也在心理上很敏感，好奇心很强。例如在德国，人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更不要说知道这件事情本身了）。德国人几个世纪都未看到达到上述境界所必须的关注道德的作品，而如前所述，法国却有很多这类作品。那些因此而认为德国人天真的人，是在称赞他们的一个缺点（德国人在唯意志心理学方面，既无经验、又无知，德国人之间交往的单调乏味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在这一细腻而令人心灵震颤的领域，法国人则具有真正的好奇心和创新才能，作为前者的对立面，同时也作为后者最成功的表现，亨利·贝尔值得加以注意。这位卓越的超前的先行者，以拿破仑的速度，横穿了欧洲，实际上是作为欧洲灵魂的考察者和发现者，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后人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在某方面赶上了他，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觉察到一些使他困惑和狂喜的谜——这位古怪的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和提问者，这最后一位伟大的法国心理学家）。还有第三种优势：就是法国人的性格中，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对南北方的成功综合，这使他们领悟了许多事情，也命令他们做其他一些事情，而英国人却绝对无法懂得这些。法国人的气质时而接近、时而远离南方，时时涌动着普罗旺斯人和利古里亚人的血液，保护他们免受北方可怕的、灰暗色的影响，保护他们免受阴沉沉的概念幽灵的纠缠，保护他们免受贫血的损害。由于贫血，德国人的趣味过于摇摆不定，使我们目前以很大决心开出了铁血政策，即“高压政治”这剂药（依据的是一种危险的治疗方法，该方法要我们等待，再等待，而不是寄予希望）。法国还对较为难得的人和极少感到满足的人，表现出超前的理解和欢迎态度。这些人理解力太强，不能满足任何一种对祖国的信仰，他们在北方时知道如何爱南方，在南方时知道如何爱北方——是天生的中部地区的人，“善良的欧洲人”。对于他们来说，天才创造了音乐，这位最近出现的天才看见了一种新的美和富有魅力的东西。他发现了一个沉浸在音乐中的南方。
十四
我认为，应多多提防德国音乐。假设一个人像我那样热爱南方，把南方视为一所恢复大多数精神罪恶和大多数肉体罪恶的大学校，视为阳光无限充足和灿烂的地方，到处都是充满自信的人，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对德国音乐有所提防。因为此种音乐不但会再次伤害他的趣味，而且还会再次伤害他的健康。这样一个南方人，一个并非籍贯上的而是信仰上的南方人，若梦想着音乐的未来，就必须还梦想着音乐摆脱北方的影响；就必须在耳畔回响着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有力、或许还更有有悖常情和更为神秘的音乐序曲，一种超级德国音乐，它不像所有德国音乐那样，一见到变幻无常的蔚蓝大海和地中海万里无云的晴空，便减弱，苍白无力，渐渐消失。一种超级欧洲音乐，它即使面对大漠上昏暗的晚霞，也能毫不退缩，也能保持舒适自在，照样与漂亮而孤独的猛兽一起徘徊徜徉，其灵魂类似于棕榈树……我可以想像这样一种音乐，它极大的魅力在于它对善与恶一无所知；或许只有海员的一些思乡之愁、一些金色的影子和一些轻微的爱好，轻轻掠过它的表面；这种艺术会从远处看到一逃向它的、正在沉没的、几乎叫人无法理解的道德世界的色彩，并会表现得非常殷勤好客，非常谦卑，接受这些姗姗来迟的避难者。
十五
由于民族主义狂热兴起在欧洲各民族之间，过去制造了而且现在仍在制造病态的陌生感，也由于短视和轻率的政治家，借助这种狂热，目前掌了权，并不认为他们目前奉行的分裂政策仅仅是插曲。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以及眼下完全无法提及的许多原因，人们现在忽略了或武断而错误地误解了欧洲希望统一，这个明确无误的表示。对于本世纪所有思想较为深刻和视野较为宽广的人来说，其心灵神秘劳作的实际普遍倾向，便是为实现这种新的综合铺平道路，便是尝试着预测未来欧洲人的样子。只是在对他们的模仿中，在他们较为虚弱的时候，或许在他们年老时，他们才属于“祖国”——在成为“爱国主义者”时，他们才平静下来。我想到的这种人有拿破仑、贝多芬、斯汤达、海因里希·海涅、叔本华。如果我把理查德·瓦格纳也算作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请不要见怪，关于瓦格纳，人们千万不要被他对自己的误解所欺骗（像他这样的天才很少有权理解自己），更不要被目前法国抵制和反对他不礼貌的喧闹声所欺骗。其实，理查德·瓦格纳与40年代末的法国浪漫主义，是最紧密和最亲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其需要的所有高度和深度上是相似的，从根本上说是相似的；欧洲，统一的欧洲，其灵魂以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方式，急迫而充满渴求地向外和向上突进——往哪里去？是沿着一道新的光线，还是向着一个新的太阳？但谁会力图准确地表达出，所有这些新说话方式大师，他们无法清楚表达出来的东西？的确，同样的暴风雨和紧张折磨着他们，他们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探索，这些最后的伟大探索者们！他们都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是第一批文学研究大师。甚至本人大都是作家和诗人，是艺术和感官的——中间人和调合人（瓦格纳，作为音乐家也被视为画家，作为诗人也被看作是音乐家，作为艺术家一般说来也被视为演员）；他们都疯狂地“不惜以任何代价”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要特别提及与瓦格纳关系最近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他们都是崇高的领域内，以及令人讨厌和叫人害怕的领域内的伟大发现者，实际上都是表演和剧场艺术的伟大发现者；他们的才能都远远超过天赋，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鉴赏家，能神秘地接近所有那些引诱人、诱惑人、抑制人和使人心烦意乱的东西；都是逻辑和直线的天生敌人，追求奇异的、异国的、可怕的、扭曲的和自相矛盾的东西；作为人，作为意志上的宙斯之子坦塔罗斯，作为粗俗的暴发户，他们知道自己在生活和行动中，与高贵的速度和缓慢无缘。比如，请想一想巴尔扎克，他们都不要命地工作，几乎把自己累死；他们在行为举止上都是放弃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反叛者，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不知保持心情平静，不知享受生活；他们最终都在基督的十字架旁撞得粉碎而沉没。总的说来，他们是鲁莽冒失的、盛气凌人的、野心勃勃的、好高骛远的高等人阶级；他们首先必须使他们所在的世纪懂得“高等人”这一概念……理查德·瓦格纳的德国朋友们应聚在一起商量一下，看一看瓦格纳的艺术中有没有纯德意志的东西，看一看他享有的崇高声誉是否恰好得自超德意志的根源和冲动。就此而言，不应低估巴黎对他这种类型的人的发展多么必不可少，本能的力量曾使他渴望在最关键的时刻访问巴黎。眼下应低估他的整个行为方式和自我标榜，做法如何，只有在见到法国的社会主义原件时，才能自我完善。较为仔细地比较一下或许会发现，令理查德·瓦格纳的德意志禀性感到荣耀的是，他在各方面的行为都要比19世纪的法国人更有力量、更大胆、更严厉和更高贵。原因是，我们德国人到目前为止要比法国更为野蛮。或许，理查德·瓦格纳的最为杰出的艺术作品不仅在目前，而且永远都无法为当今的整个拉丁种族所接近、理解和仿效：齐格弗里德的形象，即那个非常自由的人的形象，或许太自由了、太真实了、太欢乐了、太健康了、太反对天主教了，叫古老而成熟的文明民族的趣味无法接受。这个反对拉丁人的齐格弗里德甚至是对浪漫主义所犯下的一种罪恶：瓦格纳在其凄惨的晚年，充分赎回了这种罪恶，他当时预料到人们的趣味将具有政治倾向，于是以他特有的宗教热情，开始宣传通向罗马之路，虽然尚未开始踏上这条道路。为了使人们不误解上面最后几句话，我将借助几句强有力的韵文，使既不那么灵敏的耳朵也听出我的意思——我所要表达的意思与“最后的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音乐正相反：
这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吗？——
这种令人心慌意乱的嚎叫，是否出自德国人的心灵？
这种自己对自己的撕咬，是否出自德国人的身体？
这种教士般的铺叙，
这种香气缭绕的兴高采烈？
这种摇晃、跌倒和蹒跚，
这种难以捉摸的叮叮当当声？
这种修女般偷偷的媚眼，祈祷报时钟的鸣响，
这种完全虚假的天国中的欢腾雀跃？
——这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吗？——
好好想一想吧！你仍等待着得到承认——
因为你听到的是罗马罗马出于直觉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