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这种现代功利观念，归结起来是一种体现所有一致的行为选择的功能的价值同伦理的评价没有任何关系。不像经典的功利主义的快乐或欲望满足的观念（它仍旧与之合并），它可以被应用，而无须对描述价值对象中的同质性承担任何责任。
[10]但拉莫尔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恰当地被看做是一个多元论者（1996a：163-167）。格雷似乎也不同情这种路线（1995：36）。关于对希腊伦理学的传统观点的讨论，其中Phronesis大致相应于广义理解的谨慎，见T.H.欧文（1995）。
[11]“不可通约性”一词的某些用法排除完整一致的选择等级，但不排除价值一元论。约翰·布鲁姆提出，这个词应该限于意指例如全面的选择等级中的确定性，因为他显然认为，“所有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通约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价值”的等级选择（Broome 1997：2）。按他的观点，本质上忽视与价值源泉相关的多元论对一元论的问题，充分可通约性相当于充分确定的选择等级。尽管他的方式有值得考虑的优点，但我出于目前的目的并不采纳它，因为它没有把不可通约性与多元论联系起来。此外，它允许价值的多元源泉原则上与充分确定的伦理评价共存，这种东西被柏林斥责为“不一致的”。
[12]并不是说，“同样最终的”价值是同样可评价的。在那种情形中，我们能够比较它们冲突的选择等级，并总体上根据价值选出一种给我们最好选择的东西。毋宁说，价值是同样基本的，没有任何共同的源泉，当冲突产生时，它们的指示根本不能合理地比较。甚至格雷经常不赞赏以下看法：如果不可通约的价值的指示成对地发生冲突，在任何两种选择的全面等级中必须产生确定性。例见格雷（1998：27）。
[13]森指出了亚加米农两难困境的例子。应该注意，不及物性能与过于完整性联系在一起。继拉兹之后，格雷有一次主张，“价值间的不可通约性揭示自身是及物性上的崩溃或失败”（Gray 1995：50）。但他现在放弃了这一主张。正如拉兹承认的，在任何情形中，及物性都不是不可通约性的一个可靠标志。过于完整性和不完整性都可以标志不可比较的价值，但二者都不是可靠的标志。
[14]关于艺术的状态，另见森（1997a：763-769）。关于相关的解释问题的有趣讨论，能在张（1998）找到。
[15]然而，正如森评论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承认这头驴子的两难困境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情形。通约主义者认为，这两个同样有价值的草堆之间的无差别导致了这头驴子的死亡。此外，假使吃任何一堆草都比饿死更有价值，最好的就是按任何一种解释都明显不合理的。
[16]类似的“试验的”和“断言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是由森（1997：763-764）提出的。另见森（1996）。
[17]在后一种情形中，程序的价值被假定采取相对于其他价值的词典式优先权。严格说来，如果一种价值采取相对于另一种价值的词典式优先权，第一者的指示与第二者的指示是不可通约的（尽管无限的更有价值）。
[18]罗尔斯的（1993）《政治自由主义》依赖于一种类似的真理标准与公共合理性标准之间的区别。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其他方面罗尔斯的学说类似于柏林的自由理性主义。
[19]多数原则并不必然假定，被计算的个人的等级必须获得同等的分量。毋宁说，这些等级也许是彼此不可比较的，但它们必须以一种公平的方式被计算。在那里，“公平的”在不记名、中立性等等程序条件方面具有确切的意思。见森（1970：第五章）。我并不打算暗示，多数规则不能被适当地重新界定，以产生这个定义的一个有同等分量的部分。但除了其他事情，我是在努力严肃对待悲剧的多元论的命题。
[20]见阿罗（1963），森（1970）和赖克（1982）。
[21]继诺齐克之后，自由文化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生活形式，在其中尊重其他人平等权利被规定为对个人行动的边缘限制。于是，自由看起来是追求生活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种杰出的本身的善。然而，如果行动者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是对他的行动的一个近乎绝对的限制，那么他就必须实际上赋予平等权利以巨大价值。简言之，义务论者用来描述自由文化的语言，能够合适地翻译成后果论者使用的语言，或者如我将提出的。
[22]关于一种类似的论述，见穆勒（1859：299-300）。
[23]重提一下，例如穆勒主张甚至在一个发达的自由背景中的“多元投票”。见穆勒（1861：47-79）。
[24]关于穆勒的功利的自由主义背景中对堕胎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进一步讨论，见赖利（1998：202-206）。
[25]如果承认至少某种最低限度的平等权利核心的巨大价值，封建的秩序可以被包括在非最大化的自由文化中。不一定地主和农民在所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一种实际上使一些人被妈役的封建秩序会是一种不自由的选择，根据文明的人类的共同的道德地平线（或“自然法则”）来看是不明智的。关于相关的讨论，见罗尔斯（1993：91-107）。
[26]关于“合理的直觉主义”和“构成主义”之间形成对照的进一步讨论，见罗尔斯（1993：91-107）。
[27]关于作为真理检验的不可思议性，见穆勒（1865：66-88，125-148）。
[28]出于说明，柏林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类信仰”，人权是任何“人类能彼此生活的正派的甚至宽容的方式”本质的（Jahanbegloo1992：114）。现在，似乎不可思议的是，一种正派的人类生活能够省却这些权利。他承认“但这并不是假定某种东西是不可改变的”。人类可以不再相信他们迄今为止普遍相信的东西。一个“普遍的真理”并不反映“直接的非经验的对永恒原则的知识、直觉、审查”（Jahanbegloo1992：114）。毋宁说，它纯粹是历经广泛范围的社会背景的人类信仰的简单枚举。
[29]其他关于功利类型的平衡和不可比较的价值促使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某种混合的可能性的讨论，见格里芬（1998）和汉普希尔（1983）。
[30]必要的道德结构甚至可以采取一种词典式的优先规则的形式，以此在任何文明的社会背景下自由的价值得到比不自由的价值更无限多的分量。我并不打算提出，柏林本人论证把这样的优先权包括进他的好争论的自由理性主义中。但也许并非不可思议的是，在一种不怎么熟悉的、功利主义也适当受范围限制的版本中能够找到对它的证明。
[31]本文的较早版本提交给都柏林爱尔兰皇家学院的一次关于多元论的专题讨论会。
七、处理差异：共和主义的公共与私人的区别
﹝爱尔兰﹞伊休尔特·霍诺汉
导言
在当前关于多元论及政治上容纳道德和文化差异的最好方式的争论中，参与者倾向于两种立场之一——要么极其不同的道德和文化价值，尽管被宽容，也必须限制于私人领域；要么（在那些把身份视为政治学之中心的人的情形中）它们应在公共领域得以承认或多少确立起来。
这一公共领域的中立性的问题使得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以及法国共和主义者）站在了分界线的一边，许多公有公社主义者以及文化多元论者站在了另一边。对于前者来说，公共领域必须是稀少的和程序的；对于后者来说，它必须体现一种实质的善或多种善。二者都回应了目前的困难。公共的中立性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没有把这些很重大的问题摆上议程。反映实质差别的共和主义者是成问题的，因为不清楚你是否充分承认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不只一种生活方式。
这一问题引起的许多论证，依赖于来自作为彻底对立领域的公共和私人之间关系的概念的逗留不去的假定。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存亡攸关的东西，在这篇文章中，我注意的是复杂构成的“公共”和“私人”概念的三个维度，以及支撑不同政治用途的不同重点。我特别注意以公共-私人的区别的明显不同版本为中心的两种政治传统——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1]。
我首先看看对这一区别的自由运用，把控制看做是公共的中心维度，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取消公共和国家，推进公共中立性的原则作为压制或彻底冲突的替代品。接着，我将评价这样一些论证，它们认为自由的私人-公共区别是压抑的和排他的，使价值边缘化，并且不可应用于现代国家。
即使我们承认这样一些批评，可选择的也不是完全打发掉这一区别。我表明，为国内共和主义者所运用的公共-私人区别并不仅仅是在一个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划界，或者颠倒领域的优先权，而且范式上也不同的，在一种极为不同的基础上构建这一区别的意义。一种协商的政治学起到了私人和公共之间的过滤器的作用。公共的两种意义是相区别的——一方面开放的表达和讨论的空间，另一方面权威的立法或国家。这些是两种公共的领域，相联系的但又不是直接相互蕴涵的。这些公共能够容纳差异，并允许表达和潜在地承认人们最深处的信念，无须永远延伸特殊的价值。我结论说，这可以暗示一个公共的领域，具有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推荐的更实质的责任，但不如公有公社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或文化多元主义者所假定的。
共和主义的关于公共和私人之间关系的概念，提出了一个潜在地更好的根据，以思考如何处理差异，而不是自由的模式把它降级给私人，或者公有公社主义的和激进的自由文化多元论的模式，在公共世界里确立一种或五颜六色的生活方式。
公共和私人的三个维度
为了理解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维度，我采取了一种图式，把本和高斯（1983）和皮特金（1981）概括的分析的因素结合起来。本和高斯注意到，“公共”和“私人”是复杂构造的概念，在现代社会生活的讨论中广泛地形成对照，能够区别开三种根本的维度（它们都倾向于具有可描述的、规范的和规定的因素）。
第一，可进入性或可见性的维度——公共的东西是对所有人、任何人或许多人开放的东西，私人的东西是隐藏的或只是一个人、一些人或特定的个人能进入的东西。“公共”的事例是剧院或公共建筑，“私人”的事例是银行账号或私人功能。首要地（或很少争议地）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公共和私人分别等同于公民社会的活动和家庭。
第二，控制或代理的维度——公共的东西是被所有人、许多人或他们的代理人控制的，公共经常被暗示作为所有代理人的国家的行动或所有权——“公共部门”；私人的东西是一个人、一些人或特定的个人所控制或拥有的，在一个“私人住宅”中，这一般是传达的首要意思。按这一区别，公共和私人倾向于等同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个人——以及“私有化”。
第三，也是最后，存在着利益或相关性的维度——公共利益的东西涉及或影响所有人、任何人或许多人（尽管它也许不是他们可见的或为他们所控制的）；私人利益的东西涉及一个人、一些人或特定的个人。如我们谈论工业污染的公共健康含义；私人的玩笑是只有我和（至多）一些朋友能欣赏的玩笑。
在使用的任何事例中，一种维度通常都在脑子里——对照在“公共建筑”（进入）和“私人住宅”（控制）中传达的不同维度。但一种行动、做法或制度属于哪一个范畴，是公共还是私人，并不总是确定的——在一种意义上是私人的东西，也许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公共的，反之亦然；剧院经常是私人控制的——内阁的争论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来进行的，无疑是与他们相关的，但不是可进入的。存在着许多中间的或混合的实体，如教堂、大学、银行等。我们如何分类一种东西，将经常是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中或更一般地被视为最突出的那种维度的一个功能。在使避孕合法化时援引的私人权利得到各种各样的证明，根据进入，认为国家不应调查私人的——也就是适当隐蔽的——关系；根据控制，认为国家不应控制正当的是个人行动的事情。
应该已经清楚，尽管这三种是分离的维度，但政治安排经常假定它们是系统地联系的，一种维度是另一种维度的决定因素。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中，你强调哪种维度影响着你关于某种东西在规范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观点。例如，对自由意志论者来说，最突出的维度是控制，这决定着规范的利益领域，它认为私人拥有的东西是私人所关切的事——经常使它的广泛影响最小化——是不需要公共进入的。
然而，对许多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来说，利益或相关性是首要的维度，影响许多人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应是许多人或代表他们的国家可进入的并控制的。利益曾是国家延伸中女权主义者的压力点，并且经常密切包含控制和调节[2]。关于控制基础工业，最近关于环境和色情文学的争论，是围绕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接下来的分析，趋于拆构私人和公共的截然分明的对立。我们还能看到，一条更鲜明的界线如何可由那些优先考虑代理或控制的维度（这一维度易于更清楚地界定）的人划出，而不是那些优先考虑利益或进入（这一维度在范围上更广泛而且更扩散）的人划出。“谁控制”比起“谁受影响”或“谁能看到”有期得到一种更明确的回答。所以，在考虑对公共和私人的论述中，有两个问题产生了：哪一种维度更突出？如何更密切地包含其他两种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