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私人区别的自由概念
我对自由观点的论述必然涉及到某种概括。我认为，这在有关的特定主题的背景中得以证明：当代主要自由思想家把公共私人区别应用于差异的问题，特别涉及到能被承认是公共的东西。
自由主义者，迄今为止并包括罗尔斯后期，依赖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明确区别。本和高斯注意到自由主义中一种特殊的假定二分区别的趋势。最突出的维度是控制——是或许是被管理的东西。以明确界定的术语采纳这种考察的趋势，公共和私人大致分别等同于国家和公民社会，被设想为独特的领域。因此，以政治的术语，某种公共的东西典型地是被国家控制的，私人的东西则不是——它是或者应该是只被公民社会的个人或群体控制。正如一个同情的批评家穆恩指出的，“关于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自由区别，并不取决于一种活动是不是在不相干的他人眼前实施的，而取决于它是不是那种公民权力机构可以管理的活动”（Moon 1993：151）。
自由主义有理由面对过度的国家权威威胁而对某种个人自主的概念予以维护，或用当代的语词说，是试图以平等的尊重对待所有人。它满足这种挑战的核心方式之一是确立一个私人领域，一种国家的权力不可以侵越的边界——经常但不总是根据权利来界定的。对大部分自由主义的历史来说，这是根据所有权确切塑造的，尽管它现在更经常是根据个人自主性被维护的。公共中立性的原则提出来，乃是作为冲突和压制的一个替代品。
尽管关注的是控制的维度，但主流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寻找一种比自由意志论者更松散的这种维度同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其他维度之间的联系。然而，他们倾向于把控制与进入并且与利益（也是在高度个性化的意义上理解的）联结起来。国家做的事情应该是所有人可见的并且可进入的；人民应该在直接和特别影响他们的事情上有一种声音，不管是谁占有或控制这些事务。相信某种政治的东西，意味着它是对公共讨论开放的，像潜在地可被国家控制一样。
自由主义者还倾向于以更古老的根源来归类一种区别——更广泛的（或用现代的语词，公民的）社会和家里或家庭生活（有复杂的事情）之间的区别，正如女权主义者所坚持的，一种表面上看来截然分明的区别包含更复杂的含意（Pateman 1983）。
经常假定，自由主义给私人以特权，而自由意志论者给社会生活的公共方面以特权（而且这支撑着大多数对共和观念最深刻的怀疑）。但事情并不完全是如此截然分明的。在自由主义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地位需要某种澄清。私人在逻辑性上是优先的，就像个人优先于国家一样，它靠权利而享有特权，它被看做是经常否定地界定为缺乏干预的自由的地点。私人领域里的关系被看做是建立在自由承担的责任之上的，不管是契约、爱情还是信任。至少对一些自由主义者来说，一种完全私下过着的生活是令人满意的生活，即使它不是那种善的生活的有特权的地点。
相比之下，公共是一个非常稀少的大厦，建立起来以允许个人和平地生活，尽管经常是建立在契约上的，但它还是冲突和行使权力的舞台。公共的政治参与只被看做是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选择[3]。
公共-私人的自由区别如何处理差异
尽管公共和私人的关系不是完全截然分明的，然而，当来到自由对待差异问题时，公共和私人仍然是以二分的语词看待的，这一区别有许多要承担的分量——公共应该采取从一种叠合的一致中派生的原则，并排除不同的实质的善的版本（Rawls1993），来自不同的全面学说的论证，也许不在公共事务上使用。
对公共-私人的自由区别的批判
公共-私人的自由区别曾是许多批评的焦点。主要的指责简要如下。
第一，这一区别内在地是压制的，它强化了不平等和权力的行使，同时又以公共领域的形式平等来掩饰这一点；被界定为私人的事情被拿掉了公共监视、争论和管理的议程，即使它们影响许多人的利益。界定公共-私人边界本身被看做是一种权力的行使——要求某种私人的东西简化关于它的规范地位的论证。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曾抨击公共-私人区别是压迫妇女的工具，认为家庭和妇女问题处在阻碍争论和管理的错误一边（某种这样的批评更直接地关系到平等，而不是差异的问题，但在它们之间并不总是能够划出明确的界线）。
在像性和私人生活这样的领域里对私有性的论述，在政治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机制，由此不仅构成并维持妇女的压迫，而且还更有破坏性地成为非政治的。（Frazerand Lacey1993：73）
存在着已实体化的论断，即这一区别不一致地在意识形态上使用于政治，保护财产权而不是个人，保护色情文学而不是自由言论[4]。然而，如果这种区别能根据个人自主权或男子和妇女的人身不可侵犯性来界定，或者根据严格界定的领域来鉴别，这一区别的不一致和意识形态的使用就不应是拒绝这一区别本身的根据（Cohen 1996）。因此，任何生活的领域都不会被界定为原则上非政治的，超越公共的讨论和监视。
我现在转向这样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更特别地集中注意作为差异问题解决办法一部分的私人-公共区别。
第二，即使前面提到的不平等被清除了，私人被修正后以保护所有人的个人自主权，仍断言自由的私人-公共区别的作用是从公共中排除或边缘化那些并不适合一种特殊的男性、合理的模式的人——压制差异。自由的公共生活和它的公共文化的需要要求理性、公正的方式，以及一种自主的责任，排除妇女或那些文化上不同的人（Young1990）。这也许也不是足以拒绝这种区别的保证，但构成一种论证的根据，即我们应该扩大个人和合理性的概念，重新评价把妇女和其他文化称之为非理性的，并且重新考虑理性和情感的关系。我们可以使公共行动的方式多样化，准备少数表达的方式。因此，涉及到的这种排除，也许不像曾提出的那样严重和范围广泛。不管怎么修改，仍可以是一种自由的公共文化将凭借它的自主的优先权或相等物依然有利于某些人而排除其他人，自由主义者应承认自由主义是“一种战斗的信条”（Taylor1992：62）。
第三，公共-私人区别使价值私有化。它既把对人民价值的承认限制在私人领域，又缩减了他们的生活中公共的意义，放弃“人类相互依赖性所提出的那种更丰富的公共生活的希望也许是可能的”（Frazerand Lacey 1993：205）。如果全面的学说限制于私人，那么它的成员最深刻地坚持的信念就被（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排除在公共承认之外。批评家认为，如果价值和实践不只是纯粹主观的，那么它们就涉及到一种被实现或被承认具有更广泛有效性的要求。这种区别边缘化了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价值的方面：基于全面学说的宗教的、文化的和道德的信仰（Cooke1997：4）。
甚至这种区别的使用趋于使公共活动成为形式的和普世主义的，关心的是国家干预的制度的和立法的问题，并使公共的政治行动边际化为可任意选择的。它低估了自我实现或自我价值的意义，它们来自于贡献或以公共的政治语词表达一个人的价值，来自于影响社会和集体生活的特点。
这种批评提出，把深层的信念降低到私人领域，至少有严重的后果，并且必然异化于多少可以更好地满足的公共领域需要。既然深层的信念（或文化身份的表现）将不容易消失，是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那么把它们排除出公共将不会预先制止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或满足需要，这不是最适当的处理差异的方式。
最后，在国家控制的东西和不被国家控制的东西之间，公共-私人的自由区别是不能维持的，这一区别和公共中立的可能性崩溃了。家庭和密切的个人关系本身是由公共的政治决策塑造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不能系统分离开来，更根本地说，正义原则上的公共一致不能明确地同善的更实质的观点上的一致分离开来。
我将依次考虑这些方面。首先，国家界定私人生活的方面，构成一种婚姻、一对配偶、一对父母或一个家庭的东西。此外，具有广泛的教育、卫生和福利功能（根据对不只形式的平等的自由关心）的国家，在其活动中不容易避免体现实质的善的观点。主要的问题不再是私人的不同的对待方式上的宽容，例如能育性或晚期疾病，而是国家提供什么服务和如何提供服务。
一个国家有责任提供广泛范围的服务，在方式上与服务接受者的自我尊重相一致，这个国家不可能在不同的人类之善的概念上、在不同的人类卓越的理想上是“中立的”。（Moon 1993：70ff.）
此外，也不再合适地认为，一个核心的君主权威有别于公民社会——公共权力在许多层次上运行——在宪法的、立法的、政治的活动中，通过地方的和行政的力量，并且与商业、半独立的力量等相联系。除此之外，区域的和超民族的政府发展更重要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反映在更扩散的治理概念日益增强的共鸣中。
迄今为止概括的公共-私人区别，不是作为一种绝对的栅栏，甚至在维护个人自主权上也不是特别有效的。正如尼德尔斯基所指出的：
现代国家中有特色的自主权问题不是……保护个人防止集体，在个人周围建立合法的栅栏，使国家不能跨越，而是当个人处在集体权力的合法领域之内时，保证个人的自主权。（Nedelsky 1989：13）
作为调和不同的道德观点的手段，这种绝对的区别是不能成功应用的。对生活的价值和宗教的重要性有着不同观点的人民，将很难在处理安乐死、堕胎、宗教和学校性教育（仅仅列一些例子）的公共的正义原则上形成一致。全面的道德观点和公共共有的正义原则是很难分离的：
那些对婚姻在生活目的中的地位有不同信念的人，将对可以离婚的条件持有不同的信念。即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公共的正义原则，也绝不会清楚这一概念将足以解决这些争执，因为在这些领域里，没有明确的方式把公共的、共有的正义概念同私人的多样的关于我们的目的和理想的概念分离开来。（Moon 1993：59）
可能蕴涵的结果是，人们要么在正义的程序上不一致，要么他们在需要决策的关键问题上不可调和，而且这些问题中体现着全面的观点。
因此，公共-私人的自由区别，在作为一种解决差异问题的办法被信赖时，尽管企图中立，却会排除一些人，要求人们在公共中把他们一些最核心的信念抛在一旁；并且暗示，国家和公民社会为一方，正义的原则和全面的学说为另一方，是容易区别开的，这种区别是能够系统应用的。
公共-私人的公民共和区别的概念
像自由主义一样，经典的公民共和理论有许多解释者。此外，由于它的相对最近的作为一种独特观点的复活，它还在当代语词中得到了不怎么清楚的阐释。因此，公共-私人的共和区别将要求更详细的阐述，我的论述将是更探索性的和尝试性的，不只呈现一种充分表达的理论[5]。
公共-私人区别对共和思想来说是根本的，这个语词本身派生于res Pu-blica——公共关心的事情。但它在范式上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重划界线或倒置优先权。应用我的图式，我们可以说，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公共的最突出的维度是利益或相关性，典型的是，公共的东西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私人的东西符合一个人、一些人或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部分的利益，或者与其相关。
公民共和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之上的，成员隶属于一个共同的权威。它把公民的自由同他们在一个历史地形成的共同体中参与自治和实现他们共有的共同的善联系起来。尽管公共利益经常被等同于私人利益的集合，但共和主义者特别关心的是共享的利益，更经常地被称做共同的善[6]。
一些公有公社主义者对共同的善或公共利益采取统一的宗教的或文化的论述，对他们来说，控制也许是为利益密切包含的，据论证，共同的善应该由公共或其代理者来实施。然而，对共和主义者来说，进入的维度比控制的维度来得更紧密。分享的善一般不是容易鉴别的，或直接地被评价为个人利益。承认和界定公共利益，要求在表达、讨论和行动中投入许多。为使公共利益成为可公开进入的，就必须有一个公共的行动和争论的领域。既然根据利益来界定它，公共可以被视为有点扩散的，通过公民扩展，而不是集中在一个代理者或像国家这样的制度中[7]。既然控制的维度不是直接包含的，那么称某种东西符合公共利益并不直接蕴涵着由国家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