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供人以鱼，只解一餐；授人以渔，终身受用。教育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授人以渔”式的教育才会延续教育的本质。黎元洪不仅在自己的子女教育问题上做出了成效，就是在教育的领域里也卓有功绩。
黎元洪归位民国时的大总统，但是他的童年也是颇为坎坷的。他的祖籍在湖北省黄陂县，但是他生在汉阳。这里地处我国的中南部，气候宜人。这里的冬天让人感觉稍纵即逝，四季景色优美，太阳总是带着暖暖的笑脸跟随着人们的脚步。这里的天气总是让人感觉很舒服，黎元洪也很留恋家乡。
每当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时候，黎元洪总是会带有深深的思乡之情。黎元洪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北人，但是北国却是他的第二故乡，黎元洪不知道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春秋。黎元洪最初来到北方是因为他父亲工作的变动。黎朝相行伍出身，早年参加了鲍超的霆军，后来被划入唐仁廉的仁字营，从此跟随唐仁廉转战于河南、山东、直隶等地。1876年，黎朝相跟随唐仁廉到北塘已经有两年的光景，这时他已经当上了把总。薪俸随之增加，便将居住在汉阳的家室迁到北塘。当时的黎元洪只有13岁，从此以后这一家人便在北塘定居了，与北塘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北塘的日子黎元洪受到了最初的教育，黎元洪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在当时，北塘的文风极盛，似乎人人都在搞文学，读书学习是每个人的志向。北塘有很多私塾和书馆，其中个人兴办的书馆就有30余家。黎朝相把儿子送进声誉极高的塾师李雨霖的家馆，他希望儿子受到最好的教育。
黎元洪在李雨霖的家馆里主要攻读传统的四书五经。先生教学严谨，很博学，黎元洪很喜欢跟着这位老师学习，成绩也非常突出。黎朝相深谙业精于勤的道理，他对儿子在学习上管教的很严格，而且他也会悉心辅导。他相信严师出高徒，所以自从黎元洪上学的那天起，父亲对他的教育就是比较严厉的。
宋庆龄曾说：“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孩子长大成人以后，社会成了锻炼他们的环境。学校对年轻人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却是家庭。”也许黎朝相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吧，他在办公之余总是花费很多时间陪伴儿子，对孩子的教育他从不松弛。《春秋左传》里的战争故事是他作为学习资料教给孩子的。他不像先生那样谆谆教导，他用的是另一种更轻松的方式让孩子在好奇中学到知识。这对黎元洪后来形成的“武德观”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黎元洪一家在北塘生活得很幸福，但是突然的灾难在不经意间夺去了他们完整的家。在来到北塘的第二年，母亲陈氏为他生了一个弟弟。一家人在团圆之后又添新口，这本是好事。但是陈氏产后失调，又受了暑热，没几天就病倒了。陈氏在床上一躺就是几个月，最终因为医治无效告别了人世。
母亲病逝的时候，黎元洪年仅14岁。陈氏的突然离开，让黎家陷在了困境当中：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没有人照料，一些琐事也无法打理。于是黎元洪只得辍学在家里面照看弟弟。黎元洪以为自己的学业就此终止了，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让他一直在家里面呆着，没过多久他就又重返课堂了。
黎朝相对儿子的读书一向很重视，当他看到黎元洪这样幼小就在家中面对婆婆妈妈的琐事时，他的内心总是有一种绞痛的感觉。于是他让黎元洪的童养媳吴敬君来照看他的小儿子，又把黎元洪送入塾中读书。
成功的道路上必然要有很多挫折，只要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必将有所成就。李雨霖夫妇对重返课堂的黎元洪照顾有加。他们一面安抚，一面勉励，让他节哀向学。黎元洪没有辜负父亲及先生的期望，他在经过失学的痛苦之后，读书越发用功。在李雨霖塾中五易寒暑，读完四书五经，又读了《御批纲览辑览》，为后来的戎武和从政储备了政治和历史知识。
吴玉章对教育子女的方法是这样看待的：“正确教育子女的方法，我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爱和严相结合。在生活上既要给予子女适当的父母之爱，在政治上又要严格要求他们，特别要舍得让他们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在风雨中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爱。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人才，成为真正有作为的人。”
1883年，黎元洪已满18岁。他对骑马操练很感兴趣，于是在课余之暇，黎元洪常到父亲兵营玩耍。人们都说春天是寄予希望的季节，就在这年春天，天津水师学堂招生的消息传到北塘。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对此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对于儿子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于是他鼓励儿子前往应考，结果黎元洪一试便中，被张榜录取，成为学堂第一期管轮班学员。
但是突发的灾难再一次降临到黎家。就在黎元洪入学不久，父亲突然患病。黎元洪只好放下没翻几页的课本，从天津匆匆赶回北塘。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依然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悲痛欲绝的黎元洪同家人一起把父亲安葬了。自此，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他们这一家人只好自力更生。全家衣食靠他每月4两赡养银以及后母做鞋垫出售来维持，虽然生活过的很清贫，但一家人和衷共济，日子还算过得去。
生活的艰辛激励着黎元洪发奋图强，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1887年黎元洪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同时被破例赏六品顶戴衔。是年，黎元洪同年满18岁的未婚妻吴敬君结婚。婚后不久，22岁的黎元洪告别他的第二故乡北塘，踏上了海军生涯的征程。从此，黎元洪开始创造他传奇的一生。
黎元洪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因此他算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于教育黎元洪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教育与实业一样，是使国家通向富强之路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与黎元洪出身新式学堂，又受“耕读为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对于教育也是极为重视。
黎元洪在教育上的成就首先体现在他的子女身上，他的家庭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黎元洪生有2个儿子和2个女儿，他们都受过现代教育，并且学有所成。
教育是提高自身素质的前提，黎元洪虽然生在封建气氛浓厚的清末，但是他并没有被封建思想束缚，他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乃至下一代的重要意义。他不仅重视自己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对于社会办学也十分热心，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黎元洪办的第一所学校要从1913年说起。当时正当首义成功，政府军在大街小巷贴起了招兵的告示，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寻常的招兵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事情是这样的，黄陂有位开化女子吴淑卿，当她看到招兵的消息之后便毅然上书请黎元洪都督招收女兵。黎元洪自然不会同意，就以军中皆男子为由，婉言拒绝了。但是固执己见的吴淑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不停地上书给黎元洪，力辩男女不应有别。
“泥菩萨”黎元洪最后还是妥协了，他答应了吴淑卿的请求，允许其招一队女兵。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一个先例，一时间在城里传得沸沸扬扬，许多文人墨客纷纷以诗文赞美其为当代花木兰、梁红玉，吴氏名声大噪。
吴淑卿真不愧为巾帼女子，在成立女兵一队不久之后，她又与陆国香发起组织女子师范学校，黎元洪对此非常支持，并且慷慨解囊拨银2000两资助。但是自从吴当上了该校校长后，因校事常来见黎，引发一场祸端。当黎元洪的如夫人得知黎元洪与吴淑卿频繁往来之后醋意大发，竟背着黎元洪假借都督的名义撤销了吴淑卿的校长职务。
就在同一年，黎元洪在孙中山的女儿孙瑗和孙琬的帮助下，又建了一所学校，这次是以如夫人的名义创办的，学校的名字叫湖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从此之后，黎元洪不断地捐款助学，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贡献着力量。
当黎元洪还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为了追念自己的少年时代，他曾来到他小时候就读的北塘小学。在北塘，他想起了自己当年读书的困苦。1914年，黎元洪特地拨给北塘镇公所一块50亩菜田的收益为基金和两千元中国银行股票，资助北塘开办学堂。镇公所借广慧寺各殿为校舍，办起了北塘第一所学堂——北塘贫民小学。这所学校秉承黎元洪的义举，全部义务授课，每年只收学生两元钱的学费，为贫民子弟开辟了一条求学之路。
家乡人民的生活是黎元洪内心最挂念的，虽然他离开了这片土地，但是他的根是长在那里的。黎元洪在北塘建立贫民小学的同时，也在老家黎家河下塆，捐资一千银元在其祖居附近修建了一所“孝义小学堂”。
南开大学是黎元洪4个子女的母校，为了支持南开大学的发展，黎元洪在1919年曾向南开大学捐款“七长公债”10000元，这笔钱为南开的发展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是年9月25日，黎元洪亲自参加了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黎元洪在开学典礼那天穿着一套黑西装，显得很典雅，带有儒家风范。他在致辞的时候一直都洋溢着微笑，似乎看到了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黎曾派时任都督府审计科长的教育家胡康民返回黄陂担任黄陂劝学所长和教育学会会长，使黄陂的教育得到了长足地发展。1920年，胡康民在县城创办了黄陂第一所私立中学——私立前川中学。黎元洪闻讯，捐款3000银元，这笔不菲的资金为前川中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所中学的首任董事长就是这位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首任校长则是黎氏任湖北都督时任命的首任审计科长胡康民。黎元洪还表示，愿将其在黄陂银行股款3万银元捐作前川中学发展基金。
“前川”二字源于宋代理学大师程颢所写《春日偶成》“傍花随柳过前川”。黄陂在北宋出了两位大学问家程颢、程颐兄弟，他们创立了将儒、佛、道三学合一的南宋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程颢写的千古传颂的《千家诗》开篇《春日偶成》中就有前川中学名字的来历。同时黎元洪的出生地黄陂县木兰乡东厂畈与世居地黎家河门口均有一条小河，也有“前川”之意，而黎元洪又是捐赠建校职位最高的一位，这样命名当然是既有文趣，又有名气。
1921年春，前川中学在胡康民联袂陈景芬、赵南山、黎澍和喻子和等人的努力下正式建成，黎元洪参加了黄陂县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的正式开学典礼。直至1949年6月20日前川中学才停办。而前川中学旧址至今仍保存完好。
黎元洪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奉献，辛亥革命以后他曾想在武昌创办一所江汉大学，“收容有志求学之士以期造就”。黎元洪为这件事情筹划了很久，他有意让她的大女儿黎绍芬担任女生部主任，此时的黎绍芬已经在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归来。为此，1919年黎元洪筹集了10万元银洋购买了当时的中兴煤矿股票1000股，以备日后作办学基金。但因政事不断，又正逢北伐战事，直到1928年他去世时，江汉大学尚无眉目。后来黎元洪的儿子为他实现了这个愿望，黎绍基用这笔巨资在武汉大学建造了一座体育馆，名字叫“宋卿体育馆”，宋卿即是黎元洪的字，表示对其父亲的未酬之志的纪念。
1931年3月16日，黎元洪的两个儿子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致信给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他们在信中诚恳地提出将这笔款项捐赠给武汉大学，并说明了父亲的遗志。武汉大学方面在接到黎氏兄弟的信后非常感激，当时的校长王星拱立即复信致谢，并委派国立武汉大学事务部主任熊国藻先生携带信函前往天津，当面陈述、协商捐款用途。
在一切都办完之后，黎绍基、黎绍业兄弟再次给武大复信，说明熊国藻顺利办完中兴煤矿公司股票10万元转移到武汉大学一事，他们已将股票面交熊国藻带回，希望学校查收办理过户。他们还对武汉大学拟定的对于捐款的用途给予肯定，认为“甚属妥善”。就这样，两方面交接完毕，黎绍基和黎绍业的善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
宋卿体育馆于1936年7月建成，位于桂园田径场东侧，地处樱园、桂园之间，呈半圆形，造型古朴庄严，目前是国家第五批保护文物。宋卿体育馆馆长约3505米，宽约2134米。它与昙华林翟雅各健身会所、西山跑马场，成为武汉建于抗战前保存下来的三处体育设施。
宋卿体育馆采用了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体育馆的四周绕有回廊，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柱；屋顶采用跨度三十多米的三铰拱承重，这是当时西方非常先进的建筑工艺；正面看台又有中式的重檐——三檐滴水，馆里还做了只有宫廷或者高规格庙宇才采用的斗拱。这座体育馆里面有看台，外有观景台，设计者凯尔斯原本想要在馆前再建一个游泳池，但是没有被采用。体育馆的屋顶是用绿色的琉璃瓦覆盖的，利用密檐高差采光通风；侧墙框架结构，山墙取巴洛克式，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
黎元洪在教育事业上真是下了不少工夫，他时刻关心着教育事业。他不仅仅是捐款建校，对于学校的教育水平他也在努力改善。黎元洪也可谓是个伯乐，他慧眼识英雄。1916年12月16日，他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从此北京大学开创了一个新面貌，一时间学习风气盛行。从此，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伟人出现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一些有识之士都集中在蔡元培的麾下，引来了开启中国人智慧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黎元洪用一生的时间来塑造他“泥菩萨”的形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来自他内心的呼唤。教育在黎元洪的思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他坚信非学无以广才。为了子女的教育，为了社会的教育，他努力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