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在西方文学中归纳出某些象征物，并构成所谓启示世界、魔幻世界、天真类比世界等等，在中国的某些文学作品中，这种不同的“世界“是直接被记述的，志怪小说就有这种特点。它不是象征，而就是一“存在”。在传奇中，人与鬼神是相互“生活“在一起的。这说明了什么呢？其意义可能在于：西方的象征世界是为了表达哲理，揭示现象，背后的“意义中国的怪异“现实是记述现实之外的另外的存在，在客观上一是满足好奇心二是对于“现存“世界的某种怀疑和“动摇而最重要的则可能是无意识心理的一种投射，创造一个“启示的世界”。试以“神女原型“为例来说明。巫山神女与楚怀王的神话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置换变形的原型母题。“在这个神话中，美貌的巫山神女主动要求与怀王发生性关系，并因此而向怀王承诺保佑他的子孙后代这一神话诞生在父权社会产生之后，所以它必然深深地打上了男权意识的烙印”。男性对女性奢望的背后，贝必然深，藏着男性的某种匮乏感。“神女的奉献，其实表达的是楚怀王对自己及王国命运的无能为力之感，是想借助外力的这种无意识的心理变形”。
神女原这种无意识心理变形及其在文学中的投射现象，构成了中国叙事文学中哩与中国男性的依附心态中一道色彩斑斓的风景。一系列具有神女原型色彩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故州学附事的演绎，虽然并不都表现巫山神女与楚怀王一样的内容，却仍然能看第础。
到其中深层的渊源关系和意态结构，正如弗莱所说，启示的世界，展示了无限的欲望领域人的情欲和野心或者投射到诸神身上，或者变相地表现在诸神身上，或者干脆与诸神等同。因此“无怨无悔的付出使男性在享有性爱的同时又获得物质满足的女性们，在文学史上比比皆是“
（第五节）文化元典与叙事文学原型
中国叙事文学有着诸多原型主题或叙事模式，它们的背后都有一定的观念意识在起作用。如果归类，则大致可以分为与伦理意识相关的模式如忠孝不能两全模式，忠君意识，正统观念，忠奸冲突，住臣当道、帝王昏庸，忠臣难有善终等，与循环观念相关的模式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命不可违等，与清官意识相关的如清官与贪官的比照，与官民对立观念相关的模式如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等，与情理、灵肉冲突观念相关的模式如才子佳人，情变，痴心女子负心汉，棒打鸳鸯两分飞，士人与妓女等，与侠义意识相关的如侠道柔肠，侠士人格等，与“圆“形心理相关的模式如：大团圆，破镜重圆等等。而这些模式，是文化元典、宗教思想、巫术意识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化元典与叙事文学原型文化元典是历史学家冯天瑜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定型的《诗》书礼易《春秋》等蕴含着民族原创精神的典籍。他说：元典是距今二三千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创作物，它包藏着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基元。但是，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这种“全息性丈化基元“究竟是哪部分活跃起来，哪些部分仍然“沉睡则取决于某个特定阶段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的观念产物。它包藏着的“基元“能够在后世的某一阶段苏醒过来，运作起来，并且发挥新的社会作用，必须依赖后人的创造性特《从元典的忧》换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韧华文向我在这里借用这一概念，是认为它与原型刺点特别是原型的“置换棚。变形“的观点极为相似。
追溯中国文学原型，先秦诸子的思想~点作为文化“元典“具有重要意义，或可说是“意义原型“的最重要的源头。在中国古文献经、史、子、集中，既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大量宗教观念及其礼仪，而向来被视为文学作品的集部中，则有不少涉及远古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内容。其中先秦典籍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对中同叙事文学原型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有关文化“元典“精神和伦理观点，对以后叙事文学的演绎“情理“起到原型的制约功能。后世许多作品，特别是叙事文学中所演义的情理，都可以从中找到渊源关系。从叙事文学原型的结构来说，模式的表层是母题，深层则是观念，或者说模式的表现形态是母题的置换变形，其真正的内涵则是观念的变化。这如同诗中的“意”、道一样，观念既是叙事的内在“模型也是叙事文学真正的意蕴。叙事文学的原型母题、叙事模式，实际是文化心理模式的一种“型“态。
一些原型模式的较集中的出现，反映着人们共同认定的文化准则。叙事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是表现形式的需要，是观众、昕众和读者欣赏心理的需要，是欣赏趣味和习惯的定型化，但是，另一方面，从原型的角度说，它的实质是伦理标准、审美趣味等心理的情感的内容积淀演化为原型模式。欣赏习惯也是一种文化。而且，创作模式的反复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情感需要的反复。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对哲学与文学原型的关系进行梳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影响到中国叙事文学原型的生成。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学说与传统宗教乃至原始巫术的特殊关系，对中国叙事文学原型生成产生重要影响。“儒道互补“而以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是学人对中罔传统哲学现象的基本共识。而礼乐传统、孔门学的理性精神则作为一种准宗教直接影响到中国叙事系统文学原型的生成。张岱年先生认为，孔子学说在不语怪力乱神、言生不育死这一点上，与其他宗教不同，但孔子提出了必须遵循的人生之道，使人们有坚定的生活信仰，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学说又具有宗教作用。孔学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学说。它不是宗教，却起了比宗教还要大的作用。儒教是教化之教，具有宗教化的品格。这种准宗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类似于侄纷在西方文学中的作用，它们是代码也是原型生成的思想基础。中同叙事文学的原型常常是以基本的伦理思想或意蕴为内在结构，就有儒家伦理思想规范的重要影响。通过故事演义伦理观念，正邪、忠奸对立则是叙事文学的重要模式。王国维在位工楼梦评浴中说，我玉戏曲、小说的特质之一，是“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有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这种特质也是中同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礼“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叙事文学原型的影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另一问题。进入文明杜会之后，对神的依赖逐渐减少，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逐渐显得重要，这就是“礼“的兴盛。随着儒家对其改造、修饰礼“和“德“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中国各种复杂的礼仪程式及其神圣性，也许就是将对冲的崇拜转向日常生活后的一种潜意识表现。而从神到礼的转变极为重要，对神的祭祀仪，式到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仪式生成为一种信仰模式并积淀于人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之中礼“及其仪式性因此具有原型的性质，影响到包括文学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再如，在中国文学中，就有“天道“观念原型。“天“和“上帝“就其意志性一面来说，还近似于宗教神，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抽象化了，成为道德与公正的化身。同时天“是中国文化中一个代表自然法则、天理的原型，是一种精神的“皇帝“天“是祭祀的最重要的对象，对天的敬畏也体现在日常生活和礼仪中。中国人在危机时、处于无法左右自己时，总是呼天抢地。善恶报应的观念背后实际就有对“天“的作用的期待。从《诗纷到镇娥知》都有对“天“和天理的呼唤。美国学者浦迪安说，中国神话“非叙述、重本体、善图案”的原因何在？我个人认为，那〔美〕浦迫安是由于它受到先秦根深蒂固的“重礼”的文化原型影响”。
关于宗教对文学的影响，许多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宗教对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华民族是“淡于宗教“的民族，中国宗教中的世俗色彩格外鲜明，宗教主要与中间文化不是一种信仰而要是为了解决“现世“中的精神问题。儒道释从整体上禅宗中国文化孙月武来说都有被现实化、世俗化的趋向。而中国本土宗教的不发达“恰恰由与中国文于原始巫术文化过于发达之故”。神话、宗教、巫术在学理上有基本的界定。弗雷泽说“宗教包含理论与实践两部分，就是对超人力量的版杜。
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想要取悦于神。但这种信仰如不导致相〔英〕弗雷泽应的行动，那它仍然不是宗教而只是神学。如果某人的立身处事不《金校》中译本，中国民间文艺时是出于对神的某种程度的敬畏或爱戴，那他就不是一个宗教信徒飞龟宗教含义是，相信超自然体的存在，认为它能影响现实世界和人生祸福信仰者对之崇拜。与之相比巫术的思维固然承认外界之神灵力量及其权威的存在，却不承认神灵的绝对权威。人、神“互渗在思维之“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模式中，是人犹神，神犹人，人神同在，或者说，原始巫术作为人(巫)的“作法\借助神灵的力量来显示人(巫)的力量达到人的目的，因此原始所体现的是人在神面前并未如在宗教里那般人彻底对神下跪，而是具有一种主体性与主宰性的……总是相信人可以借助神灵把握世界及自己的命运，人(巫)将实际上的悲剧性人生变成了精神上的喜剧性(快乐)人生”。中国原始巫术中的“神“并不是绝对崇高的，人之信事鬼神也，常怀二心焉。神“几乎与“鬼“同列。中国原始巫术发达而淡于宗教的现象直接影响到中国叙，美学史教盼，复巨大学出版社，事文学原型和叙事模式生成。比如不去构筑未来世界，而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有天上、人间、地狱“共时“存在，这就有与轮回、因果报应观念联系的主题模式如前世姻缘，转世轮回，色空观念，人生如梦，死而复生，离魂等。有与寻求自然的伦理法则的观念相关的模式如“自有天〔美)报替天行道，善恶必报等。有与善恶观念融合形成相关的模式如正中国白话小说义与邪恶的斗争，善恶必报，冤魂复仇等。有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向话小说史中发现了中国小说的这些模式特点。如夫妇之间因背弃盟誓而遭报应和京城陷落后的故国之思都是《夷坚志》中常见的主题(相爱者的背叛与报复)“公案小说“所写的犯罪与惩罚，是中国传统文学(不论文言、白话或口头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传统文学中，犯罪被视为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触犯……罪与罚也是对“报应”观念的阐明。这类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犯罪、剖析案情、叛罪。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代表正义的当然是一位官员，一般是地方长官。读者大都知道罪犯是谁，他们的兴趣是在审判的官员如何剖析和定案。
“鬼怪小说，其结构可归结为：三个必有的演员，四个必有的行动。三个演员，按其出场的先后排列：一个未婚的青年，一个伪装成年轻妇女的鬼或怪，一个驱邪人(大多数是道士)。四个行动：相遇、相爱，接，近危险，驱邪。
中国叙事文学中的这种模式，几乎成为普遍特点，而且作为一种传统，影响深远。叙事文学观念和原型的形成，凝聚着集体无意识，也渗透着理性的文化意识，这种复杂因素在各个具体时期叙事文学中有不同的感性显现，在志怪志异中，有追求长生不老的意象，有不堪苦闷的宣泄，也有死而复生的描述，还有云雨巫山，世外桃源等理想境界。在唐传奇中，有南柯一梦，祸福成因，死而复生，仙境。在宋话本中有神魔，豪侠，荣华富贵，性幻想。在明小说中有落拓书生，妇之爱，报应故事。清小说中有鬼世界是人的世界的曲折反映复仇，有大团圆模式。
中国叙事文学原型的生成过程中，文化的复杂性也影响到叙事文学的思维机制，这也是中国叙事文学原型模式独特性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小说家在接纳诸类文化的思维机制的基础上，完成了叙事模式的建构和蜕变，并逐步趋于成熟和定型。中国小说思维的感性结构也因此呈现了传统的民族特质。“诗学文化的意境说导引了小说叙事意识的分化。同林文化的空间意识活化了小说叙事思维空间效应谨教与佛小说思维的文化教的影响则加重了中国小说叙事打破时空的特色。
第六节“阴阳“原型与中国叙事模式“阴阳“原型与“二项对立“图式人类社会生活及其秩序，在一定意义说是由符号和概念图式象征的，用符号概念来把握世界是人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生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客观的文化现象。而由对事物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抽象出的“二项对立“的符号，太极罔是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概念图式和标志，它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原型。
在于片代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提出“数乃万物之源“的理论时，就由数的“奇偶“推演出事物的对立统一的现象，其中应该说就包含着“二项对“图式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有些思想家认为数就是宇宙万有之物质，其变化其常态皆出于数而数的要素则为“奇偶奇偶的相互变化构成数的系列，进而认为“人事辄不单行，世道时见双致，例如内与黑，甘与苦，善与恶，大与小“另有一些人说原理有十，分成两个系罗列“有限“与“无限“飞，奇“与“偶一“与“众右“与“左男“与“女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可“斜“等。
列维一斯特劳斯用“结构分析“的方式，从人类文化现象中抽取出联结各个范畴的结构，包括原始社群的社会结构、历史结构、冲话结构和思维结构，从中发现了具有“最广泛的一般性和最极端的抽象性“的一种普遍的概念图式，即“二项对立“图式。在他看来二项对豆“图式是一种“心灵的永恒结构是先于社会、心理活动以至有机体的一种无确定存在方式的初始事实一一它充当着人与社会、文化与向然沟通的中介。这种二项对立的概念图式，比较接近于原型模式。
在各种文化模式的不同概念图式中，最具有原型性质的概念图式，我以为是中同《易经》中的阴阳符号，即《易经》卦象中的一(阳交)和一一(阴交)《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说它具有无限的概括力和涵盖面，而作为易道载体的阴阳交，则具有象征万物的功能。它是一对最典型的二项对立的概念图式，也是最具概括力的概念图式符号。在所有的原型符号中，它虽最为简便、最为抽象，反而也最具涵盖力和象征性。由此可以说，阴阳符号作为一种可以推演开来，表示万物的特定符号，是一切原型之源的象征符号。它具有在把世界万物对应为对立的模式中去把握它的特质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