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19岁就到了中国，在香港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见习翻译培训；学成后分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当翻译；1858年又被调到广州领事馆当翻译。1859年5月，赫德经英政府批准，辞掉翻译工作，当起了广州新关副税务司。他很受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赏识，很快就晋升为广州海关副税务司。
李泰国深受威妥玛影响，认为清朝不久就会灭亡，他觉得自己不能被行将就木的清政府连累，便找了个借口要求休假一年。1861年4月，李泰国匆忙离开中国。临行前，他向署理各口通商大臣薛焕推荐江海新关税务司费士莱和粤新关副税务司赫德两人暂时代替他担任总税务司职务。赫德一到北京就向恭亲王奕呈递奏折，阐述他对海关税务及其弊端的看法。事实上，虽然费士莱的资历比赫德高，但他不懂汉语，没办法和总理衙门大臣直接沟通，所以基本上是赫德一人掌握总税务司的权力，费士莱反而成了给赫德打杂的。
赫德身上的各种特质--汉语说得很顺溜，为人沉着自制，处事圆滑，熟悉官场礼节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气--全都闪现着要在中国飞黄腾达的光辉。和他接触过的清廷大臣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还跟当时统辖中国海关的总理大臣奕、文祥等私交甚密。更关键的是，初到北京的赫德比清廷内部工作人员还尽职尽责，不仅经常主动提供税务、洋务方面的意见、建议，还时不时为总理大臣们提供外交资讯以供参考，甚至出谋划策。在清廷大臣眼里，赫德绝对是积极上进、忧国忧民的好青年，是中国的朋友。久而久之，他在总理衙门大臣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李泰国。1863年5月，李泰国休完假，从英国返回上海，赫德的代理总税务司的生涯结束。但是，被赫德的个人魅力深深折服的清政府却千方百计地提拔他，奕为他专门添置了一个比一般口岸税务司拥有更大权力的职位。于是，赫德除了担任江海关税务司外，还负责长江各口岸的关税事务。可这也只不过是打压李泰国的权宜之计。没过多久，奕上书弹劾李泰国，说他“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实难姑容。现由臣等将其革退，还准经理税务。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借此驱逐”。而接替李泰国的最佳人选就是赫德。1863年11月16日，清廷批准了奕的奏折，开除李泰国，命赫德继任总税务司。此时，赫德刚刚28岁，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半个世纪。
在任期间，奕眼中的好青年，利用职务之便，为列强尤其是英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赫德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海关的主要特点是一个由不同国籍成员构成的国际性机构，而首要的条件是只有一个首领。”为了确保大英帝国的利益，首领之位只能由英国人担当，自他之后，中国海关的统治权一直都被英国人垄断。在位这么长时间，赫德做的事情数都数不清。针对在长江设关征税和开放汉口以上的航权问题，他提出“长江一带通商论”，制定《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侵夺中国关税主权和内河航行权；为使外商获得内地港口的通商权，以使更多的外国商品找到倾销市场，他主持制定了《华洋轮船航行内港章程》，修改了《长江通商统共章程》；他以厘定转运贸易税则为切入点，介入中国沿海的转运贸易事务，致使中国沿海的帆船航运业遭受巨大损失甚至消亡；大肆扩大外国商品免税范围，帮助外商获取更高额利润；大搞“业余外交”，清政府在与列强进行谈判时，会看到赫德的身影一点都不稀奇，虽然他负责的是税务，却对清政府的外交事务有着强烈的干涉欲，因为从来没有现代外交意识的清政府胆子小还好骗，即使他多次在不平等条约的文字上大做手脚，清政府也看不出来，而就算看出来最后还是会签字。诸如此类的恶事，赫德没少干。
但是如果翻看《清史稿》，会发现当时的清廷对赫德的定论却是“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是“食其禄者忠其事”的大清忠臣。难道清政府真的昏庸到好坏不分了吗？
实际上，尽管赫德毕生致力于保护、扩张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在华利益。但当中国利益与英国利益不发生直接冲突时，他也做过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事。他把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科学技术，甚至管理理念引入中国，先后创造性地建立了税款完纳与呈报制度、近代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统计制度、关产登记制度等，尤其是完备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使赫德治下的海关成为腐败的晚清行政体系中最有秩序和效率的机构。正是在他的治理下，中国海关才完成了近代化改造。赫德任职期间，总税务司署所辖新关有14处，遍及所有的通商城市，海关税收在1861年有496万两，到1902年时增长到3000万两，是当时中央政府最可靠的财政来源。
他还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思考中国未来的走向，多次向清政府上书，提出了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先后提过不下十个改革方案，尤其是1865年的《局外旁观论》，引起清朝高层的极大关注，下旨令封疆大吏讨论，促发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场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他曾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
或许就是因为赫德复杂的性格，搞出如此多的影响巨大的动作，他才会让人又爱又恨吧。
最早入驻中国的外国银行
在西方列强进行的经济侵略战中，取胜的主要秘密武器就是它们投资开设的银行，始作俑者是英国的丽如银行。
要说近代中国的银行史，丽如银行就不能不提，虽然它没有后来的汇丰、花旗、道胜等银行出名，但它是第一个在中国落户的外资银行，也是第一个获得好望角以东特许营业权的英国殖民地银行。在英国的东方殖民地银行中，它也当了不少年的老大。在获得政府特许状后，丽如银行的创办人卡基尔就发誓要“把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伦敦银行家吸引到它的董事会中来”。
丽如银行，英文名是Oriental Bank，即东方银行。1842年在印度孟买成立，挂的牌子是西印度银行，1845年总行迁到了伦敦。1851年，获得英国政府的特许状，改名叫东方银行公司。1884年进行重组后，定名为新东方银行公司，以后就用的都是这个名字直到银行倒闭。
早在1845年，它就在香港和广州设立了分行，当时它在各地的名称并不统一，如广州人称其为“银房”，在福州则变成了“东藩汇兑”，到了香港它的名字是“金宝”。另外还有像“旧银行”、“泰丰”等诸多称呼。“丽如”这个名字是这家银行于1847年入驻上海时，入乡随俗而取的。这也不是随便定下的，它出自《周易》，八卦中的离卦是象征“东方”之卦，卦象又如旭日东升，便有“东方丽如”之说，“丽如”表达的是兴旺发达之意。因为在上海发展势头迅猛，“丽如”就成了它在中国的统一代号。
1866年，伦敦发生金融大恐慌，许多银行纷纷倒闭。在中国，有5家外国银行宣布破产，一家被迫改组，而丽如银行在这场暴风雨中岿然不动，安然度过危机，足见它有多强悍。在鼎盛时期（19世纪70年代中期），丽如“拥有实缴资本150万英镑，总资产达2340多万镑，存款1220多万镑，放款和证券投资1880多万镑，准备金45万镑”，是英国在东方所立银行的龙头老大。
在中国，它绝对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英国殖民当局刚在香港站稳，丽如银行立马跟过来。上海刚刚对外开放，全市只能找出3名外国医生，外国律师是一个没有，丽如就在这里挂牌营业了。当英国在上海的第一家报馆刚刚开业，丽如就在它的第一张报纸上登了广告。19世纪50年代初，一般的英国汇票兑换规格是1块钱换5先令，而丽如银行发行的汇票则只给4先令11便士。即便要多出一便士，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丽如银行的汇票。“只要商界有一点不稳的风声，人们就利用丽如银行的汇票转移资金”，可见当时丽如银行在西方殖民者和中国商人圈子中的信誉有多高。19世纪70年代以前，丽如的股息一般保持在12%的水平上，最高时可达19%。它的股票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一张面值25镑的股票可以涨到38镑。就是因为它在商界的声誉实在太高了，以至于在中国甚至整个东方，它被认为“具有仅次于政府的威信”。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如果把大英轮船公司比做运送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的顶梁柱的话，那么掌控东方金融的支柱就是丽如。
外国银行从清政府的国库里捞钱也是从丽如银行开始的。19世纪60年代，在商业借贷还不是成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时候，丽如银行就开始向政府放贷，它曾经是日本德川幕府最大的债权人。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频繁地“借钱”给挨了打还要掏钱“酬谢”出拳人的清政府，1872-1877年，包括已成的和未成的借款协议有4份。
1851年8月，丽如银行被英国政府特许，有权在中国发行钞票。
其实它在香港营业时，就发行过5.8万多元的钞票，后来印发的数额不断上升。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也开始有外钞流通，“但是，上海的中国人不像香港的中国人那样，他们对外钞不大理会，因此没有一家银行有过大量的流通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钞并没有在中国的口岸畅行无阻。即便这样，丽如银行第一个在中国领土上发行、流通外国纸币的举动还是不能抹杀。
虽然丽如最早进来，但没过多久，其他外国银行也陆续进驻中国，只是它们根本不是丽如的对手，所以丽如银行在中国基本处于垄断地位。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实力强大的有利、麦加利和汇丰银行也来中国发展业务，丽如开始有了危机感。它抢在有利和麦加利银行前头，在各通商口岸增设营业网点。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它又扩宽了营业范围，除继续汇票兑换业务外，还经营贴现和放款业务，以增强公司活力。
事实上，丽如银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如此大的发展，与英国政府的支持以及英国殖民当局的特殊照顾是分不开的。在中国，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英国控制的中国海关和丽如的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