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宗藩关系的起与止
在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中，是不是中国藩属国的主要标准就是它在朝贡的同时，是否主动呈请中国皇帝赐予封号。大唐灭亡之前，日本每次到中国朝贡，都会请皇帝赐予封号或接受中国的册封。这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是以藩属国的身份和中国打交道的。后来，日本逐渐强大，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元气大伤，日本便终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不再向中国皇帝请封，脱离中国在东亚确立的宗藩体系。尽管如此，直到清朝前期，日本与中国仍然保持朝贡关系，因为日本始终难以割舍朝贡带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在大唐帝国衰落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宗藩关系历程是怎样的呢？
中国古籍中有关日本列岛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中，其中的《海内北经》这样写道：“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钜燕”就是战国七雄之一的北方强国燕国，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北部，与朝鲜半岛接壤；“倭”即日本。这一句指明了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的东北方向，和现实完全吻合，凭空臆想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至少在两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就有了往来，而且交往挺频繁，否则按照当时简陋的条件，不可能有如此准确的地理方位的概念。
而关于古代中日之间的首次外交往来的记载，则是在著名史学家班固所写的《汉书》中，在这部书的第二十八卷（下）的《地理志·燕地》
里写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小国，通过乐浪郡（汉朝在朝鲜半岛所设的行政区）定期向汉朝朝贡。而更能说明中日之间藩属关系的事件就是“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1784年春，在日本北九州福冈县志贺岛，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因田地水沟堵塞，便重新修筑水沟。谁知挖出了很多碎石后，发现下面有个石室，他在其中发现一枚印章，该印章用纯金打造，上部有蛇纽，下部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阴刻篆字。
这与南北朝时期的刘宋人范晔所写的《后汉书·东夷传》中的记载完全吻合，书里写道：“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就是说，早在57年，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国王就遣使到东汉国都洛阳朝贡，倭奴使节自称其官衔是“大夫”，汉光武帝赐给了系有彩色丝带的印章。事实上，“大夫”
并不是倭国官职中的固有名称。反而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习惯上将到自己国家访问的使节称为“大夫”。倭奴国王是按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使节的称呼，给自己的使节冠以“大夫”之名，此后中国人便将倭国使节统称为“大夫”。另外，光武帝对日本也是十分看重的。因为印章和封赏在当时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玉印红带是皇帝专用的，诸王和宰相一级用的是金印紫带，九卿用银印青带，下面还有铜印黑带、木印黄带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是金印紫带，是以诸侯亲王之礼相待，足见汉朝对日本的重视。50年后，即107年，又有一个日本小国也派使节，带着160个奴隶作为贡品，到洛阳请求皇帝赐见，以与东汉建立册封关系，据记载，这个国家是日本北九州的伊都国。
220-280年，中国大陆处于魏、蜀、吴三足鼎立时代。其中，曹魏政权居于中国北方，离日本最近，所以这一时期日本主要是和曹魏政权打交道。晋朝人陈寿写的《三国志·魏志》中专门列出《倭人传》
一篇，详细记载了同一时期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的地理气候、风土民情以及它和魏国交往的情况。这个邪马台国于公元2世纪在日本崛起，统治着30多个小国，旁边是狗奴国。238年6月，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节难升米大夫带着贡品去魏都向天子“朝献”。此时，带方郡刚被魏国收服，司马懿率军正与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进行大战。难升米一行就在带方郡等候魏王准其赴京的消息。魏军势如破竹，很快擒获公孙渊父子，收服辽东，11月，司马懿率大军凯旋。这时，难升米等人获准朝觐魏王，由带方郡太守刘夏派专人护送他们进京。沉浸在辽东胜利中的魏明帝听说日本使节已经到了魏都后，十分高兴，盛情接待难升米等人。他效仿光武帝赐金印，册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授予金印紫带；并封正使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副使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赐以银印青带；还回赐了大量金银帛绢等物。
就在难升米一行回国后的第二年，魏明帝驾崩。240年，新帝命带方郡太守弓尊派使节带着新帝诏书、印绶和礼品去邪马台国回访卑弥呼女王，告诉她魏国已换了皇帝。女王见新帝赐给她无数金帛、刀、镜等物，知道新登基的皇帝还愿意和他们交往，十分高兴，便上表答谢诏恩。总之，238-247年，魏国与邪马台国互相遣使达7次之多。
247年，卑弥呼女王派使节载斯乌越等人去带方郡，向魏国官员报告他们国家与狗奴国不和，以至于兵戎相见，请求中央王朝的支援。魏帝立马派张政带着诏书和象征特殊荣誉的军旗赶过去赐给女王，以示支持。张政刚来，卑弥呼女王却突然去世，随即发生内讧，后来立卑弥呼的女儿壹与为王，内乱才算平息。奇怪的是，狗奴国并没有利用女王国内乱的有利时机出兵，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张政使团，他们背后代表的是强大的魏国。狗奴国自然不希望和强国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壹与登基之后立马派曾被魏帝册封为率善中郎将的掖邪狗等20人，借护送张政代表团的机会，再次向魏帝朝献以示臣服。
在西晋和东晋存在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的史书上并没有出现有关中日往来的记录。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时局已经够乱的了，日本列岛同样乱成一锅粥，邪马台国衰落，岛上出现众多分裂势力，日后统治日本的大和民族却在乱世中茁壮成长起来。到5世纪初，大和国结束乱世。大和国家与南朝刘宋政权往来甚密，中日交往再次恢复。
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倭五王赞、珍（弥）、济、兴、武都曾向刘宋政权朝贡称臣。
从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金印开始，到倭王赞止，历任倭王都是等着中国皇帝的册封，皇帝打算赐他什么封号，倭王没有敢说“不满意”
的。可是，倭王珍上台后，情况就不一样了。420年，宋武帝册封倭王赞为“安东将军倭国王”，封朝鲜半岛上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比倭王高。430年，赞死，弟弟珍继位。珍觉得自己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比百济强很多，为什么自己的爵位封号却比百济低，这没有道理嘛。于是，在438年，他遣使向宋朝贡，说自己十分愿意继续与宋国保持藩属关系，但是他有个条件，就是宋文帝要按自己在国书中所提的封号来册封，他要当“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他派去的13位倭国使节要有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的称号。名号虽然不会让日本从此牛起来，但是如果中国皇帝答应了，他就可以狐假虎威，在气势上压倒百济，以至于吞并朝鲜半岛。宋文帝没理他，还是让他承袭他哥哥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珍虽然没能要到高爵位，他的继承人倭王济却弥补了他的遗憾。451年，倭王济第二次遣使朝献，此时刘宋正与北魏交战，刘宋处于下风。倭国使节的到来让宋文帝很欣慰，觉得日本还是不错的，挺重情义，破例把倭王珍要求却没有得到的封号一次性全给了济，还授予前来的23位使节将军称号。
在杨坚建立隋朝的时候，日本进入飞鸟时代，推古女皇即位，摄政王圣德太子推行改革。中日关系有了新发展。607年，圣德太子派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翻译鞍作福利等人组团，以求取佛法佛经为名，携带倭王国书，浩浩荡荡地乘船去大隋朝贡。小野妹子等人年底就到了隋都洛阳，向隋炀帝递交国书和各种贡物。他还说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隋朝允许随行而来的数十名僧人到中国来修习佛法，这也是倭国向中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日本费这么大劲让僧人到中国，自然不只是让他们来念经的，最主要的是学习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同中国建立长久的经贸关系。好大喜功的炀帝本来对倭王遣使朝献很高兴，因为这也是自己的卓越功绩和强大国威的象征。可是当他看了倭王的国书后，脸立马黑了，因为国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倭王这不只是想和自己平起平坐呀，他是想在气势上压倒中国。炀帝很生气，不过为保持大国风度，他只是对负责接待的鸿胪卿说了一句话：“如果再碰到这样不守君臣之礼的蛮夷国书，就不要递上来了。”而且炀帝并没有让冲动冲昏头脑，他很大度、得体地招待了小野妹子一行。
不仅如此，当小野妹子使团准备回国时，炀帝还派文林郎裴世清回访倭王，两个使团同时到达九州。推古女皇隆重地接待了裴世清代表团。当圣德太子看到国书后，脸也黑了，因为隋炀帝称他们的王为“倭王”，没有以君主之礼平等对待。不过，为了大局着想，圣德太子等人决定忍了，不能因为称谓而破坏了两国关系。所以，当裴世清准备回国的时候，圣德太子不但设宴欢送，还让小野妹子、吉士雄成等人护送，顺便又带了8位留学生过去。
考虑到隋朝皇帝对“日出”、“日没”的不满，圣德太子就把国书改为“东皇帝”敬“白西皇帝”，既不贬低自己也不打算高看隋朝。因为之前隋炀帝就发话说这样的国书他不看，所以圣德太子想要和隋朝平起平坐的强烈愿望就没有传到皇帝那里，两国关系就这么维持着。
到了唐朝，中日友好交往达到第一次高峰。后来日本大化改新完成，综合国力提高，渐渐地就不再想中国皇帝请赐封号，而是力求建立平等的政治关系。但是，对于朝贡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日本从来没有打算放弃。
日本遣唐使的梦想与使命
618年，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大唐帝国建立。在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再上一个台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被唐朝深深折服的国家中就有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622年，圣德太子病逝，苏我马子独揽大权。从中国留学归来的学问僧广齐、惠光等人向朝廷建议：在唐朝的留学生应在学成后回国效力，日本要继续和唐朝维持朝贡关系。只是苏我氏正忙于国内的争权，无暇顾及外交。直到629年，苏我虾夷（苏我马子之子）完全控制朝政后，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苏我虾夷一直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对广齐等人的意见十分支持。他于630年正式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团，团长是隋朝时去过中国的犬上御田锹，副团长是学问僧药师惠日，从这种安排可以看出，日本是真心想和大唐重续“前缘”。631年，这批人到了唐都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朝献“方物”。太宗很高兴，十分体贴地说，倭国离长安路途遥远，以后就不用“一年一贡”。之后，太宗派官阶很高的新州刺史高表仁跟着犬上御田锹等人去日本回访，表达自己对日本的友好之意。有了好的开头，接下来事情就好办了，截至894年菅原道真上书请求停派遣唐使为止，日本先后向中国派出了18次遣唐使团，只是其中有3次夭折了。
这遣唐使的作用和如今的外交使团差不多。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改朝换代，日本在这个时候派使团来，也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承认新政府，继续两国的友好往来。对于这样的使团，唐政府绝对不会拒之门外。然而，向唐朝皇帝示好只是个由头，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往唐朝输送大量留学生和学问僧，学习中国的制度、佛法、文物等。
用唐玄宗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慕我华风，敦先儒礼”。其中，日本留学生学的是中国的经史律令和礼仪，而学问僧主要是研习佛法，以求得其中真谛。而且，这些学问僧回国后不仅宣扬佛法，还积极参与国内的政治、文化改革。在这一批批留唐学生的影响下，日本俨然一个小号“唐朝”，全国处处都散发出“唐风”气息。
不过，不同时期的遣唐使的使命还是有所区别的。在大化改新完成之前，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学习唐政府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随着日本律令体制改革工作的结束，那种学习唐朝制度的紧张感也就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盛唐文化的学习。不过，文化的学习不是几个人在三两天内就能看出门道，得其精髓的。所以从第六次遣唐使开始，每次派出的人员少说也有四百多人，多的时候会有六百多人，其中很多人在长安一待就是几十年。
另外，鉴于当时并不发达的航海技术，能够顺利抵达中国是相当不容易的。正因为学习的机会得来不易，日本政府对使团人员的选拔就变得十分讲究，甚至是苛刻，以确保使团的任务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
使团的四个负责人（大使、副使、判官和录事）更是要经过千挑万选。
譬如，大使不仅要具备高超的外交才能，还要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对中国的文化和礼仪有深刻的认识。第三次遣唐使高向玄理就是一位“中国通”，他曾在隋朝留学13年，后来成了大化改新的最高政治顾问国博士；随藤原清河一起赴唐的吉备真备，之前已在唐朝留学17年。也是因为这样，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印象十分好。唐玄宗在接见第十次遣唐使团大使藤原清河时，不禁大加夸赞，认为这位大使谈吐不凡，行为得体。类似的人才在每次的使团中都不少见，可以说每次出使的代表都是当时日本国中的外交、学术、科技、音乐、绘画、手工艺、航海等领域中的尖子人才。
有了这样一支实力超强的精英队伍，自然不愁学不好。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日本国内数一数二的名流，入唐后又从来都是虚心求教的模范生，从不耍大牌。第三次遣唐使判官藤原贞敏善弹琵琶，入唐后便拜琵琶高人刘二郎为师，十分刻苦努力，再加上他的领悟力很高，两三个月后便有大成。刘二郎很赏识他，还把自己的女儿（也是琵琶名家）嫁给他。藤原回国前，刘二郎赠以紫檀、紫藤琵琶。藤原贞敏后来成了天皇宫廷音乐的负责人，他的后代也都继承祖业，专弹琵琶。
这些带有唐风气质的“海归”回国后果然不负众望，经过他们的努力，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唐化”。其中政治方面的典型就是令日本社会完成转型的“大化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