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两只老鼠，“全是黑的，而且大得不得了。它们来了，到处闻一闻，就走了”。这个梦的讽喻性质在于说明真假钦差大臣都不是来惩恶扬善、申张正义的代表人物。
众所周知，引人发笑是喜剧的重要特色，误会性是构成喜剧情节的特殊手段；笑是由概念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所产生的，而误会性的情节只有当它符合事物的规律时才能使人信服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才不至于成为插科打浑的闹剧。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在这些方面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市长及其同僚们把京城来的花花公子当作“钦差大臣”，这个误会便奠定了《钦差大臣》讽刺性喜剧的基础，继而造成了浓烈的喜剧气氛和透骨的讽刺力量。
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没有塑造一个正面形象。果戈理是企图用观众的笑来严惩喜剧中的主人公的，他曾经在戏剧对话体论文《新喜剧上演后的散场》中谈及《钦差大臣》时说：“有一个正直而高尚的人物，就是笑，他始终在剧中活动着。”“笑”就是剧中的正面人物，它代表人民对官僚集团实行的裁判。
《钦差大臣》的结构完整而朴素。市长的第一句话就开始了戏剧的情节；宪兵的一声宣告就结束了整个戏剧；全剧的“总结”就是接待假钦差大臣，一切情节都牵连到这个“总结”上，使剧情的发展表现得极为有力、简洁、朴素，给观众和读者留下了完整而深刻的印象。
别林斯基对《钦差大臣》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艺术性最高超的范本。并且指出作家具有无穷的幽默和善于抓住性格特征的本领，从而得出结论说：“这一切使我们有根据可以希望，我们的戏剧不久将复兴，并且我们还将有自己的民族戏剧，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模仿外国式样的生硬的装腔作势，不再是借来的机智，不再是丑恶不堪的改作，而是我们生活的艺术表现。”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果戈理对沙俄官僚专制的揭露批判，并不是站在彻底推翻这一制度的革命立场上。他相信抽象的道德原则，相信只要统治者意识到不关心国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毁灭性与反动性，正义就自然会得到申张，公德就自然会得到胜利。果戈理是一个忠实的王政主义者，他并不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只反对官僚集团的腐朽与堕落。他认为恶政是从不负责任，不了解政府的要求的人们中产生的；只要把这部分人的不道德品性改变过来，官僚政治的“溃疡”也就自然痊愈了。这便是果戈理创作喜剧《钦差大臣》的政洽思想基础及其局限性。可喜的是果戈理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创作中无限忠实于生活的真理，所以，喜剧的客观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主观意图，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长篇史诗《死魂灵》
无论是思想深度或艺术成就，《死魂灵》都称得上是果戈理的登峰造极之作。作者的批判力量、讽刺特色和爱国热情，都在这部作品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钦差大臣》尚未着手写作之前，果戈理就开始进行《死魂灵》的创作了。一八三五年秋，写完《钦差大臣》之后，他几乎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这部长篇史诗的创作上。他起初构思要写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一八三五年十月十七日，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信中谈到这部长搞小说时写道：“我动手写《死魂灵》了，故事拉得很长，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也许会使人发笑。我打算在这部长篇中把全俄国显示出来，尽管是从一个侧面。”但后来果戈理因思想危机和健康恶化，于一八四二年发表第一部后，直到逝世前还只写完第二部的头几章。《死魂灵》的第一部是一八四零年于意大利完成的。第二年，果戈理将经过四次修改的手稿带回祖国，准备正式出版。但莫斯科审查机关看出了小说“反对农奴制”的思想倾向，因而百般刁难，坚决反对出版此书。这时，别林斯基到了莫斯科，果戈理托他把《死魂灵》的手稿带到波得堡去，经过多方斡旋和在进步社会阶层的压力下，审查官尼基简柯才以删去“戈贝金大尉的故事”为条件批准出版；在一八四二年五月正式出版时，又有二十多处遭到篡改。
小说问世后，仍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甚至比讽刺喜剧《钦差大臣》
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动集团的死硬分子森柯夫斯基和布尔加林等，因在小说中看到了自己阶级的丑恶本质，看到了对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农奴制度的激烈批判，因而对作者进行无耻的诽谤，并竭力证明“《死魂灵》与俄国现实毫无共同之处”。这个集团的另一些人，诸如康斯坦丁·阿克沙科夫和谢维辽夫之流，则企图抹煞作品的批判倾向，认定其中根本没有对农奴制俄国进行讽刺暴露--二者异曲同工，其罪恶目的都是为了否定《死魂灵》的积极意义。相反，进步的社会阶层却热烈地欢迎它的出版，别林斯基对《死魂灵》
给予了全面的、崇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纯粹俄国的、民族的、从人民生活深处取材的、真实而富有爱国情绪”的作品。它无情地揭开了丑恶现实的“帷幕”；在构思和写作方面，在人物性格和俄国生活的细节方面富有无穷的艺术性，“它使陷入麻木状态的现代文学苏生了”。
《死魂灵》以极其平凡的题材和人物，反映了俄罗斯的现在与未来的重大主题。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她美好前景的期望，使果戈理对“生活主人”们的猬琐和庸俗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愤懑情绪。在小说中，不仅揭露了俄国贵族地主生活的全部腐朽性和农奴制社会的反动本质，而且批判了新兴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和展示了俄罗斯的光辉未来，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民族力量的坚强信念。《死魂灵》所描写的基本人物及其生活，虽说是否定的、停滞和渺小的，但果戈理却清晰地揭示了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灵深处蕴藏着无法估量的巨大潜力。因此，从构思的整体来看，《死魂灵》第一部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为了前进，为了发展人民和民族的创造性而描写否定的人物与停滞渺小的生活的。
《死魂灵》第一部共十一章，其故事情节朴实而新颖，简单而曲折，读来引人入胜，妙趣横生。
一天，省会N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讲究的、软垫子的小篷车--这是中等绅士一类人所爱坐的车子。车子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不很漂亮却也并不难看；不怎么胖，可也不显得瘦；虽说他不老，却也不怎么年轻了。他的到来，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但并没有给旅馆带来惊奇的感觉。
当马车停在旅馆前面的时候，遇见一个青年：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裤，时式的燕尾服。当他伸手按住他那快要被风吹去的小帽时，向马车看了一眼后，便走掉了。马车一进园中，就有一个活泼、勤快的侍者跳出来迎接这位绅士。
侍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长的常礼服，衣领耸得高高的，几乎埋没了脖颈，他一只手拿着抹布，将头发往后一甩，就带着这位绅士走过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楼上去看房间。房间是极其普通的，收价不高，一天只要花上两个卢布，就能住上一间幽静的房间。为这位绅士准备的房间里，角落上到处都有蟑螂在窥探，通到隔壁房间的门，是用一口衣橱挡起来的。那边住着的邻居，是一个静悄悄、少说话，然而出格的爱管闲事的人。他对每个旅客和他们的私事，都感兴趣。旅馆的外貌并不美观：那是一排细长的楼房，楼下并没有刷白，还露着暗红的砖头，本来就不干净，经过风雨的飘洗，更显得黑沉沉了；楼上也和别处一样，刷着黄色。
当这位旅客还在观察自己住的房间时，他的行李就被搬进来了。从他那有些磨损了的皮箱看来，可见他并不是第一次外出。箱子是由他的马夫绥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抬进来的。绥里方生得矮小，身穿一件短皮外套；彼得尔希加三十来岁，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宽大的常礼服，长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鼻子，并且，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难闻的怪气味。
佣人刚刚整顿好，主人却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一除下围巾，他就叫午膳。当伙计或侍者搬来菜饭时，他便缠住他们，向他们了解各种情况：这旅馆先前是谁的，现在的东家是谁了，能赚多少钱，东家是不是一个流氓侍者或伙计回答他后，他又详细地打听了这市上的知事、审判厅长和检事等人的情况。一句话，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没有遗漏；但打听得更详细的却是这一带所有出名的地主，问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住在离市区多远的地方，性情怎样，是不是常到市里来；他还详细地过问了本地的其他情况，比方界内可有什么毛病或者时疫，如红斑痧、天泡疮之类总之，他对一切问题都表现得如此关心、细致，看来并非爱管闲事，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此人，言行谨慎，生活严格遵守预计的定规和法则；连擤鼻涕也很响，每次擤，他的鼻子都像吹喇叭一样。仅此一举，就赢得了侍者们的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们就把头发往后摇，立正，略微低下头去，问道：“您还要用什么呀？”
午膳后，这位绅士喝完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扫着呵欠。随后叫侍者领他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迷迷糊糊地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才在住宿单上写道：“五等官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侍者还没有读完单子，乞乞科夫已经走出旅馆，到市场上逛荡去了。
乞乞科夫首先来到市立公园。这公园风景并不优美雅丽，只有几株刚栽下不久的树，树干上还支着漆得碧绿的三脚架。这些树儿只有芦苇。那么高，但是一家日报的“火树银花”上却标榜道：“承蒙当局之德泽，木市遂有公园，遍栽嘉树，郁苍茂密，虽当炎夏，亦复清凉。”接着就是：“观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谢而战栗，泪泉之因市长之热心而奔迸，即足见其感人之深矣。”
乞乞科夫并非来这里欣赏美景，他另有图谋。在公园里，他找警察，问教会，打听去衙门、去知事家里的便路，然后穿过市中心。一路上，他目不暇接地察看着路旁的一切，甚至还把一张贴在柱上的戏院广告揭下，准备回旅店后再看。回到旅店，他把广告打开，秉烛细看，却没有发现什么稀奇的东西。
他擦擦眼睛，小心翼翼地把广告叠起，收藏在那只白色的箱子里。据说他无论什么，只要一到手，总要收在这里面的。
第二天一早起来，这位旅客遍访了市里的大官。他先到知事那里致敬，这知事不肥不瘦，恰如乞乞科夫一样，制服上挂着圣安娜勋章。据别人说，他不久就可以得到明星勋章了。知事是一位温和的老绅士，还会在绢上绣花。
接着，他又访问了检事、审判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局长、市立工厂监督连卫生监督和建筑技师那里，他都去表示了敬意。之后，他还久久地坐在篷车里，计算着该去访问的人。在他的记忆中，没有访问过的官员恐怕一个也没了。在和阔人们谈话的时候，他对谁都很恭维。他称赞市里所有的官员，并且由于在谈话中故意错喊了副知事和审判厅长两回“大人”，因而知事邀请他参加家庭夜宴；其他的官员也各自接待他一番，请他吃中饭，喝茶，玩叶子牌之类。
关于自己，这位旅客避而不谈。他显得惊人的谦虚。他说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一条无足轻重的可怜虫，并没有什么令人注意的价值。为了参加知事家里的夜宴，午睡后，他在旅馆里专心致志地化了足足两个小时的妆。
他盼望着黑夜早早到来。
晚上，他坐上自己的篷车，向着很阔的街道驶去。知事府里，宛如举行盛大的晚会一样，灯火辉煌，府门前还有点着明灯的车子，站着守卫的宪兵。
大厅里，烛灯相映，太太们的服饰珠光宝气，乐曲的旋律，婉转动听，男女双双，翩翩起舞，婀娜多姿，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乞乞科夫还来不及细心观看，早已被知事挽着胳膊，同其他显赫人物会见去了。参加夜宴的，有生得身材矮小、但善于言辞、有哲学家风度的邮政局长；还有那精通世故、深懂人情的绅士--审判厅长，等等。他们都像欢迎老朋友那样地欢迎乞乞科夫。
出乎乞乞科夫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在晚会上结识了一个姓玛尼罗夫的高雅可爱的地主和另一个姓梭巴开维支的绅士。他悄悄地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的情况，问他们有多少农奴，田庄的状况如何，还问了他们的本名和父称。他了解这些情况，并非好奇，而是别有缘故的。不多工夫，他们竟交上了朋友。玛尼罗夫年纪不大，眼睛像糖一样的甜，笑起来双眼眯成一条线，他十分佩服乞乞科夫，临别时，还请乞乞科夫光临自己的村舍。外表有些鲁莽的梭巴开维支也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做客。乞乞科夫对他们恭敬地点头、握手，认为自己去赴约不但是莫大的荣幸，而且是神圣的义务。
第三天，乞乞科夫又参加了警察局长家里的夜宴。在牌场上，他结识了地主罗士特来夫。罗士特来夫是一个三十岁光景的、性格直爽的绅士，只讲几句话，就和乞乞科夫“你”“我”称呼起来了。梭巴开维支对谁都显得很亲热，最喜欢打牌，而且喜欢下很大的赌注。第四天晚上，他又在审判厅长家里做客。后来他还应邀赴副知事家、专卖局长家和检事家参加午宴；连市长都请他到家里去参加茶会。他简直没有一刻工夫的停歇，只有睡觉时，才回到旅馆里。在N市里，他成了最体面和最行时的客人。
乞乞科夫是一个精通人情世故的人，应酬自如，每逢谈天，他总是与人们谈得很投机，他的智慧与才能，博得了官员们的赏识和赞扬。连最不喜欢说人好话的梭巴开维支，在脱衣上床睡觉时，也对他那精瘦的太太说，乞乞科夫是“一个很好的绅士！”
但是，乞乞科夫来N市做什么？这还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乞乞科夫每天赴午宴，参加夜会，在市里过了一个多礼拜的快乐日子以后，终于决定要到市郊去访问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支。此行，一方面是为了赴约；另一方面还有更实在的原因和更紧要的事情。于是他吩咐马夫绥里方一早就套好马车，准备出发；跟丁彼得尔希加则留下来守着房间和箱子。
一路上，过路的牧师脱下帽子同他打招呼；穿着龌龊小衫的几个野孩子一边伸手乞讨，一边喊着：“好心的老爷呀，布施点我们这些可怜的孤儿吧！”
马夫并没有让任何一个想爬上车后面踏台上的人达到目的，长鞭一甩，马车便在石路上磕撞着跑远了。由于路基不平，车子又跑得快，乞乞科夫的头在车篷上重重地碰了几次。一到市郊，马路两边就出现了无味而且无聊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