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玄成有兄弟四人，长兄韦方山，但已过世；现有二兄韦弘，三兄韦舜。由于父亲韦贤年老有病，想要立韦弘为爵位继承人。但是韦弘在任太常丞，掌管宗庙及陵邑诸事时，为政事烦扰，出现过不少过失和不当之处。所以，韦贤一直就担心他犯罪被责会影响爵位的传承，因此曾让他托病辞官。可韦弘不听。等到韦贤病重之时，而韦弘正好因为宗庙陵邑之事而获罪，被关在狱中，案件尚未审理清楚。家人问韦贤立谁为爵位继承人，韦贤心中怀愤，竟不肯言。于是韦贤的门生博士义倩等与族人商议，假托韦贤之意，上书请求以韦玄成袭韦贤爵位。
到了韦贤死时，韦玄成正居官在外。闻到丧讣的同时，也听到了袭爵位的消息。韦玄成一来深知以自己为继承人并非父亲的意愿，二来心怀礼让，暗思上有二兄，自己不该越次嗣封，决意拒之。于是假作痴癫，胡言乱语，哭笑无常，甚至在床上大小便。宣帝传召他人长安葬父然后袭爵，他仍佯狂不理。
由于韦玄成素有声望，所以士大夫都怀疑他是佯作病狂，欲让爵位给兄长。具体办理此事的丞相御史写信给韦玄成，说：“古之辞让，并有文义可观，方能留名于后世。现在您故作狂痴，损坏形貌，蒙受耻辱，使自己的光彩暗淡，您所能期冀的名声太小了！我向来是愚昧浅陋的，备位于宰相执事官员，希望能得知真实情况。不然，我担心会损伤您的高洁而使我得小人之名呢！”此处，韦玄成有一友人，也上书给皇帝说：“明王圣主贵以礼让为国，因此应该优待韦玄成，不要强迫他改变志节。应该使他这个有德之人，能自安于衡门之下。”接着，丞相御史上章弹劾韦玄成，指出他实未曾病。皇帝已知玄成之意，下诏令丞相御史不要追究，带领玄成人见就是。
韦玄成无法，只好应诏诣阙。皇帝迫令袭爵，韦玄成见实在不能再推却，不得已受爵。宣帝因韦玄成风节可观，任命他为河南太守；并令其兄韦弘为太山都尉，后升任东海太守。结果，韦玄成既得袭爵，又得让位贤名，传为一段佳话。
经验要诀
谦恭礼让之法，行之当出于真诚，方有打动人心的功效和力量。韦玄成因不想袭父爵位，佯狂礼让，虽行之粗俗，但出于真诚，自有为其真诚谦让所感动者助之以得。结果，韦玄成之谦让，使自己既承袭爵位，又得让贤之名，同时也惠及其兄，使其兄官职得以晋升。既显示了智谋，又得到了实惠。
汉文帝四两可拨千斤
与人为善是一种爱心的体现，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它常常能放射出比智慧更诱人的光芒。
许多人并不是因为自己不聪明，相反却都是因为没有把握好人际关系的关键，而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人都难逃一个“情”字。俗话说：“鸟可为食而亡，人可为情所动。”凡是成大事的人无不善于围绕“情”字做文章。以情动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情投资，说到底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投资。这种投资的最大特点就是投资少，回报率高。投之以情，能够洞察人心的善恶，能够磨灭人心灵深处罪恶的念头。
在西汉时期，南越王赵佗本是中原真定（即河北）人，作为秦朝的一位官吏被皇帝派到了南方，治理南越（即今广东、广西）诸族。于是，自秦朝灭亡之后，赵佗便自立为王，号称南越武王。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为了给饱经战乱的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为了国家的安定，不想再兴战事，便对赵佗采取了安抚的政策。高祖派遣使者去南越，赐给赵佗割符，并且请赵佗代为皇上统治南越诸国。一时偷安南越远地的赵佗得到高祖如此宠幸，自是喜出望外。因为他自己知道，若是高祖真对他兴兵动武，他也是难以招架的。谁知，高祖竟对他如此厚爱，赵佗甚是感激，于是便尽心尽力地为汉朝效力，将汉朝偏远的南疆地区治理得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
可是，到了汉高祖刘邦年迈，吕后执政的时候，长沙王吴芮等人频频在吕后耳边说赵佗的坏话，致使吕后将南越诸国视为蛮族，从此对南越王赵佗的待遇也一降再降，最后竟同其他蛮族一样对待。同时，长沙王还建议吕后颁布禁令，禁止在南越边境进行铁器交易。吕后和长沙王等人的这些做法，赵佗当然很是气愤。他想：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赵佗便再一次自称南越武帝，率军攻陷了长沙王坐守的临湘（即今长沙县），并乘胜进击，连破数县。
见此情形，西汉朝廷不得不派兵前去征讨南越。可是，当汉军越过南岭后，由于士兵根本无法适应南方酷热潮湿的气候，一时军中瘟疫流行，全体汉军将士无力迎战，只得节节败退下来。
接下来，经过几年征战，赵佗将周围的各国一一降服，并以天子自居。他一方面制定法令治理国家，一方面加紧练兵，摆出了一副要与汉朝抗衡的架势。
吕后死后，汉文帝即位。文帝为了平定天下，安抚人心，对四周蛮族皆施以恩德。而对南越王赵佗，尤其施以厚恩。文帝不仅明令将赵佗双亲墓地所在地真定赐给他做领地，而且还派人按时祭祀，任命赵佗的亲属担任高官，给予许多赏赐。赵佗得知后，激动不已，虔诚地上表，向汉文帝请罪：“从前我意气用事，看到吕后听信长沙王的谗言，挖我祖坟，诛我同族，我便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在这蛮荒之地胡作非为，自暴自弃。我现虽自称南越武帝，那不过是自我欺骗，自我陶醉罢了。我诚谢皇上的大恩大德，请求皇上原谅我一时糊涂，不明事理。请求皇上恩准我以番属臣民的身份，入京进贡。”
与此同时，赵佗又在他的辖区内宣布：“两贤不能并世，两雄不能并立，汉文帝是一位贤明的天子，从此之后，南越的帝制统统废除，南北两都归属文帝做臣民。”
从此之后，从汉文帝一直到汉景帝，南越诸国都相安无事。
许多人并不是因为自己不聪明，都是因为没有抓住人情的关键，而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是做人的教训。一般来说，领导者的粗暴，对外来讲会招致各种反对的力量，对内来说则会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如此一来，一个处在内外交困中的领导，又怎么能成得了气候，建立更大的功业呢？
在古汉语中惠与恩是同义语。人，天性是知恩的，如天恩、父母恩、师恩等。现代汉语中惠与利是近义词，人又是趋利的，这也是天性。在心理学的意义层面上，这两种都属于底层次的心理欲求，但其能量却相当的强大。无论如何去讲，“惠”都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在处理任何与人相关的事务时，我们也不妨也把它作为一种手段。
用小恩惠来成全大局，以四两拨得千斤，这就是人生的智慧。
经验要诀
与人为善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对行为的一种负责。生活中，许多人明知彼此都需要爱的温暖，感情的温馨，但却又常常无端将满腔的爱意、友情冰封在坚硬的假面具后面。其实只要你能真正付出你的真诚和善良，那么必定会赢得共鸣，使你从中感受到一份温馨，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成为最后的赢家。此时，有人向秦王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徵，曾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后又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还曾经极力劝说建成先下手杀掉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徵找来当面质问：“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徵的老账，都暗自替他担心。然而魏徵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徵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他不但没有责怪魏徵，反而和颜悦色地说：“此事已经过去，无须再提了。”
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徵提拔为谏议大夫（官名），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认为他们跟着皇上南征北战多年，现在封官拜爵时，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
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作为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大家听了，这才没有话说了。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徵，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然后向太宗进言：“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他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称是。于是.唐太宗问魏徵：“那么为什么懂得尧、舜贤明，桀、纣残暴的人，还干出许多荒唐之事呢？”魏徵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纳谏，居安思危。”唐太宗感觉魏微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便采纳了他的意见。
以后，魏徵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全然不顾他的脸色。甚至有时叫唐太宗下不了台，以至于说出要把他杀掉的话。对此，长孙皇后却另有一番妙论：“我听说有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所以我应该向陛下祝贺！”皇后的话如清凉的水浇灭了太宗心头的怒火。从此，君臣间的隙怨也涣然冰释。
魏徵病死时，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魂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唐太宗重用人才，魏徵能直言进谏是明君用贤臣，贤臣辅明君的典范。君臣无猜，珠联璧合，堪称后世之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