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眼中的“奶奶”--
等来等去的母亲,终于等到的父亲却已转业留在哈尔滨市,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她失去了平衡,母亲失去了精神支柱,她倒了,她那怀着思念的心死去了……母亲是父亲分别十年的结发妻,母亲是真正的军人妻,多么骄傲的称呼啊。
二姑的一首诗《妈妈》写道:
人人都说黄连苦,
妈妈比黄连苦十分。
父亲十七岁,
妈妈二十一,
他们结婚了。
妈妈二十九,
父亲就出走,
一去就是一辈子,
没回头。
妈妈拉扯我仨怎么过?
怎么过?也得过。
妈常说:“宁要讨饭的妈,”
“不要做官的爹。
“孩子爸出走,
“不能没有妈。
“儿女是娘身上的肉,
“怎说不疼煞,
“怎说撇了他。”
咬紧牙,苦干吧,
又当爸爸又当妈,
干完家里干地里,
场里也是她。
鸡不叫就起床,
淘粮食推磨忙,
一推就是一早晨,
脚尖儿疼得慌。
鏊子窝里一坐就是一半晌,
体难起,腰难直,
擦擦汗水去下地,
割庄稼,去锄地,
样样活儿为主力。
场里地里干不完,
家里针线柴油米,
哪样儿也得妈操持。
妈妈苦,妈妈盼,
盼望爸爸回家转,
盼望哥哥长大好种田。
盼望我和姐姐快长大,
盼望生活有好转。
盼父亲,眼望穿,
转业去哈市,
很少把妈看。
哥哥长大工作了,
也远离家园。
哥哥走的那天,
母亲没了魂,
一躺三天没吃饭。
不吃饭留不住孩儿男,
不吃饭盼不回丈夫在身边。
强打精神强起床,
这样的苦日子没有边……
我的奶奶和老奶奶都是小脚,旧时代中国妇女缠足。但她们都有过美丽的少女时光。二姑的《母亲》一文对我的奶奶这样描述--
母亲1910年出生(她生于1910年阴历六月初八,去世于1982年1月4日),是属狗的,注定她要守一辈子家,看一辈子门,上对老,下对小尽职尽责,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别人,母亲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母亲21岁和我父亲结婚时,是父亲看上了母亲。母亲中等身材。听本姓姑姑说,母亲为闺女时长得白胖好看,乌黑的大辫子拖在背后,走起路来扎着红头绳的辫梢左右摆动,美丽动人。父亲当时走三姑家,正好是母亲的四舅妈,有点亲戚瓜葛。母亲大父亲4岁,婚后8年间母亲接连生下我兄妹三人。父亲在我周岁多参加抗战打日本鬼子去了,一去就是十多年杳无音信。母亲拉扯着3个不懂事的孩子,又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侍奉着婆婆,母亲虽不多言语,可心里明镜似的,孩子爹不在家,可不能让孩子没有妈。母亲常想:再苦再累也要撑下去。
母亲抱了一辈子磨棍,推了一辈子磨,石磨盘在母亲手里磨去了半层。父亲走后家里五口人,母亲差不多每三两天就得推一次磨,那时没有表,宁早勿晚,约莫着睡一觉就得起床淘粮食推磨,争取蒙蒙亮推完。那粗粮食子非常难磨,粒小皮厚坚硬,推一次磨最快也得两小时,再一张一张烙(煎饼)起来,算来也得早8点钟了。母亲推磨是我和姐姐帮着,小时候帮不上忙时她就自己推,奶奶没病时也推过磨。小孩子爱困,有时抱着磨棍就睡着了,曾记得我在磨沟里晕倒过几次,眼前发黑,头脑什么也不知道了,就一下子跌倒在磨沟里,然后就冒一身冷汗。母亲从不打骂孩子,从不吩咐做什么,我们心疼母亲都是自觉主动干活。
坡里、场上,镰刀、锄头、扬场锨、杈、耙、扫帚没少拿,庄户人吃饭劳动也是应该的。可那年代动荡不安,日本鬼子铁蹄践踏中国。我还在襁褓中母亲就抱着东躲西藏,寒冬涉过刺骨的沂河水,我成了母亲的累赘,父亲看着受苦的妻子,心疼地说:“把她扔了吧,什么时候长大?”母亲却紧紧把我抱在怀里,母亲怎能只顾自己舍弃亲骨肉呢?人们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母亲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下去。我二姥娘家的大舅就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撇下一儿一女,大妗子后来也改嫁了。父亲一怒之下扛起枪杆,一去就很少和母亲团聚过,29岁的母亲守着活寡天天熬,当时我哥哥只有7岁。
父亲欠母亲的,也欠奶奶的,也欠儿女的,可父亲没有分身术,人们受得那些苦应该算在小日本头上。
我哥哥十几岁就能帮母亲干活了:推车送粪,锄地割禾,打场扬谷……
二姑在给我父亲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他(她)们干活的情景:
回忆起这些事来觉得有些累,有一次你推着车子,车子上装着一车庄稼,可能是麦子,我和姐姐拉着,我觉得很累。我总想,推车的可能轻快些,殊不知推车的更苦。你说:“划地还,划地还。”划地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划地还”?后来才知道车子装得低了,划着地有阻力。有一次你和我从布稻囤姨奶奶家抬了13升箢子地瓜,你在后我在前,一路上累得光抽鼻子……
我父亲那句“划地还,划地还”的大意是“车子划着地了嗨!划着地了嗨!”
二姑在散文中则这样写--
哥哥因体小力弱不负重,不会装那独轮车,麦秸总是划着地,哥哥用力推着,车前也看不清路,农村的羊肠泥泞小路,哥哥东一脚西一脚地走不稳,累得汗流浃背,直喘粗气,我和姐姐在前面拉车,直累得出鼻子,就互相埋怨不用力。夏秋雨水也多,秫秫(高粱)地里泥水没脚,只好先把秫秫穗剪下来,母亲挑着两捆沉重的秫秫头淌过那泥水路,脚了被泥沙硌得生疼还是咬紧牙忍着,还前后照应着哥哥和姐姐抬的一捆,我抱一小捆。
母亲盼父亲的心情已渺茫,只好盼我哥哥长大。多年的战乱生活,好不容易躲过了日本鬼子的屠刀,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流窜到山东。那年我哥哥15岁,是村里打地主分田地的积极分子,儿童团长。敌人在沂河对面的苗家曲安了据点,三天两头窜到河这边的苗家庄扫荡,抢东西抓人。一次我奶奶去北官庄老姥娘家。敌人突然袭击我们村,哥哥没跑掉,我和哥哥躲进地窖里。地窖口母亲盖了些棉花柴。一群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兵闯进我家,用枪杆三下两下就挑开了棉柴,厉逼着我和哥哥出来,不然就开枪。我们出来,他们非要带走哥哥。我们村被国民党抓走的都遭到严刑拷打,用鞭抽,用火烤,点燃一把香在腋窝烧。我族中二姥爷当过抗联主任,被抓去后活活烧死牺牲了。逃回的邻居二叔苗广立目睹了那一幕幕惨状。母亲急红了眼,拼命死夺硬拽,直被赶到碾上邻居老奶奶家前。80多岁满脸皱纹的老奶奶挺身出来护着哥哥,和敌人辩理说:“这孩子才15岁,就是个子长得高,他还是个孩子。”硬帮着母亲把哥哥拖回家。还巧没遇上本村地主还乡团,那些汉奸狗东西,土改时斗过他。否则就坏事了。
从那以后哥哥不敢冒险待在家里,躲在李家营一个朋友家,还卖过花生,不会卖都让朋友吃光了。我也常给哥哥去送煎饼。母亲知道哥哥的书是他的宝贝,装在一个瓷缸里,埋在长甫子的地里,雨水泡湿,在家里摊开晒着。可是来了飞机,见目标就炸,还得快收拾。有一次飞机轰炸,一个解放军牵着一匹马飞快躲到我们家的西屋里。我心里没觉得危险,还从窗户里往外看,看见飞机飞得很低。前街上住的解放军的白毛巾没拿走,被敌机炸得房子都着了火。
1948年我哥哥16岁,国民党的飞机仍在不停轰炸。哥哥正发疟疾,生了一身水痘,发烧、怕风、口渴,真是雪上加霜。母亲不离左右照顾哥哥,不断地给他烧开水,做面条给哥哥吃,从不请医生看,单靠身体的抵抗力和细心护理。哥哥天天数着身上脸上的痘,不敢照镜子,心里很烦躁,又痒得很,又不敢抓挠,抓破了会留下伤疤的。母亲在那些破了的水痘上放些豆瓣把脏水吸出来扔掉。敌机来了,哥哥正发着烧,母亲右胳膊托着哥哥,左手提着一瓦壶开水,疾步钻进油坊前的一个敞口大地窖里。地窖里空无一人,我拿着碗在后面跟着,刚进地窖西边的土炕上,哥哥就跪躺在那里,身体虚弱得像一摊泥。敌机直冲下来,一梭子子弹扫下来,地窖周围落了些老大的大炮壳,就差那么一点。敌机一过,母亲赶紧拖着哥哥飞快去了村后隐蔽的地窖里,因人多拥挤,手提的瓦壶里的开水烫伤了邻居老奶奶的脊背。敌机过后,母亲好不容易把哥哥架扶到家里西屋的床上躺下了。
解放战争胜利了,哥哥又去了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家里只有奶奶、母亲、姐姐和我四个女人。奶奶60岁后痨病日渐加重,是母亲和我姐妹侍奉着,母亲自始至终尽孝道。奶奶的独儿走了,独孙飞了,重担落在母亲身上。母亲总是给奶奶缝制两套棉衣,一厚一薄,被褥絮上新棉花,又轻快又暖和,总是怕奶奶冻着,身子底下怕硌着。我和姐姐、母亲三人合盖一床蓝色粗布薄被,母亲不舍得给自己缝褥子,冷极了就给我铺一件棉袄,再把席子底下填上些豆叶,睡醒一觉也很暖和。母亲常说:“年轻人有火力,席底下铺了厚厚的麦穰草就很暖和了。”我们冬天都是一两件袄,里边有个褂子就不错了,裤子穿了又接,接上一块新布就美得不得了。
我们家长甫子地里那高大的杨树使我难忘,爷爷、奶奶、老爷爷、老奶奶就埋在那里,杨树的茂盛也标志着苗家的兴旺。大桥那地里的柳树翠绿,那是干活乘凉的好地方。场院里的椿树、楸树、枣树也是少有的,也是雨后捉蝉的好地方,只有捉蝉才可吃上蝉身上的一点瘦肉,奶奶、母亲不管生活多困难,地种得多薄,没舍得卖一棵树、一亩地,支撑着那个家。
母亲是劳动的主力军,爹走后,家里吃的、穿的都是她,鸡叫起来推磨,摊煎饼,烧水,做饭,每天下午喝一顿咸糊涂,真犒劳人,我们一家五口人的小锅,总是满满的一锅。母亲那时烧火做饭,是用打火石生火。生火时先用一个小铁盒刮鏊子底上或锅底上的灰,那墨墨的灰刮下来像片片黑鱼鳞,这样的灰不能刮得太多,一次过盛了,下次就困难了,这样的灰一二十天才能刮一层。左手攥紧火石,右手拿好火镰,用火镰从左向右猛擦打火石,火石就会迸出火星,蹦到靠近铁盒的灰里,引着了灰,赶紧把这有火星的灰倒进准备好的软和柴火里,两手捧紧,用嘴慢慢吹,慢慢吹,灰火渐渐引着柴火,就可以生火做饭。
这火石是石英矿物,褐色或淡黄,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结晶体,是从山上或岭上捡来的,很坚固,平日留神就会捡到这样的石英石。火镰是长约6厘米,宽约2厘米,厚约3毫米的硬铁片。这样生火看来比较原始,一天都管用。早晨烧完的余灰,还有余火时,盛在火盆里,底层放上厚厚的草屑或木屑,冬天一方面给奶奶取暖,一方面中午和下午烧火做饭,就不用再打火了,也节省锅底的灰。后来有时也买一两盒火柴放在那里备急用,一盒放在灶台上让灶王爷看好,另一盒放在盛小麦的缸里,夏天阴雨多时也不潮湿。那是我奶奶的经验。
我家的经济来源靠母亲纺线、做鞋出去卖,也赚不到几个钱。我奶奶带我姐妹俩用席篾编织斗笠托别人卖,也只赚个块儿八毛的,不到关键时刻舍不得花。很久以后母亲的打火石不翼而飞了,没有人重视它,没有人寻找它,那块打火石已磨平了棱角,它伴我母亲几十年,天天相见,月月相逢,年年相随,是有了“灵气”的,也可以说是不光为我们家,也为革命做过贡献。
母亲养了鸡。为了鸡下蛋,每天早晨雷打不动地给奶奶冲蛋茶,还常炒个鸡蛋给奶奶吃,那是农村给老人最好的补品了。我小时候很馋吃个煮鸡蛋,盼着一年一度清明节分个煮鸡蛋,一个个染成红蛋,玩够了再慢慢吃,品尝那滋味。盼着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喝两个荷包蛋,放上车前子和猪鬃草,也叫铁线草,这两种草本植物有清热、解毒、利尿等作用。母亲还给奶奶烙的饼里多放点麦子粉,烙个三张五张的就够奶奶两天吃的。我和姐姐很懂事,从不拿奶奶的东西吃。小时候粗茶淡饭,吃得很香,长得也胖,也不矮。因为我最小,奶奶有时也给我个梨吃,给我几个山楂吃,奶奶能赶集时,总是花五分钱买个馍馍给我吃,那个好吃劲,嚼在嘴里不舍得咽。
母亲辛勤地侍奉奶奶和我们三兄妹,她心里还有个盼头,还盼着父亲能回家,谁都知道夫妻感情是别人无法代替的。父亲是我奶奶蝈蝈腚上一根毛,从1939年抗战离家,一去就是10年杳无音信,我奶奶能不撕心裂肺地牵肠挂肚吗?我母亲能不痛不欲生地思念吗?1949年4月我奶奶收到了我父亲的来信,信内有一张二寸的“天津留影”的黑白照片,我奶奶手执照片,泪流满面,悲喜交集,总算有了回音,悬着10年的心落了地。我母亲躲在屋里哭得眼通红。那是惟一的一张难忘的照片,背面写着“1949年3月30日”。照片上的我父亲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腰束皮带,脚穿军鞋,肩上斜背着盒子枪,俨然是解放军的军人了。
我从来就不会叫爹,我想着第一次见爹的时候,大约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爹好像春节来的,还给我买了一双力士鞋。父亲身材修长,长方脸,皮肤白皙,识文解字。我166米的个子,还得仰望着他,我对父亲因从小很少见面而缺乏感情,张不开口叫爹。可是等来等去的母亲,终于等到的父亲却已转业留在哈尔滨市,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她失去了平衡,母亲失去了精神支柱,她倒了,她那怀着思念的心死去了……母亲是父亲分别10年的结发妻,母亲是真正的军人妻,多么骄傲的称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