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眼中的“老奶奶”--
奶奶和命运拼搏了一辈子，奶奶虽不识字，可聪明过人的奶奶懂得很多道理，自己再苦再累没拖儿子的后腿，也没拖孙子的后腿，尽管一万个舍不得。记得每年无偿交纳公粮时，奶奶总是拿最好的大豆、小麦，总是簸得干干净净的。我家曾多次住过自己的部队，奶奶总是让出堂屋给部队住，腾出堂屋存放军需品。我还清楚地记得满屋子的军衣和粗毛线军袜。我奶奶和母亲做过军鞋，缝过军衣，我奶奶也是名副其实的军人母亲。
二姑苗得荣在她的散文《奶奶》中写道--
奶奶、母亲、姐姐和我，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是我们家的第一位女主人。奶奶娘家姓高，个头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长得不丑，长方脸，双眼皮，头发有些自来卷。我记事时奶奶已把头发全向后梳了，盘了个鬏儿，头发有些花白，耳朵上戴了一对“豆芽菜”式的银耳环。
后来从家谱上，才知道奶奶的名字叫高秀英。虽说奶奶是小脚，也是出类拔萃、精明能干的女中强人。可奶奶命苦，我爷爷44岁就撒手人寰，那是黄金难买的年龄，带着无限牵挂被无常鬼索走了。我奶奶及家人那是怎样的呼天抢地，大放悲声。真所谓天塌了，地陷了。在万般无奈中，我奶奶挺了过来，带领我父母坚持撑下去。我父亲年轻体高力薄，识文解字的事内行，出力的庄稼活不是拿手的。他和我母亲结婚，有我姐姐以后，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把宅子的前半院典当给邱姓，得大洋80块，以后再无力赎回。1939年，惟一的弱男劳力父亲才25岁参加抗战打鬼子去了，惟一的男孩我哥哥当时只有7岁。我奶奶和我母亲像打翻了五味瓶，酸辣苦涩无不俱全。惟一的甜头全寄托在我哥哥身上。我奶奶和我母亲坚强地撑起这片破碎的家，家里、地里、场上摸爬滚打，因此一家老小不至于挨饿。虽说常年吃的是最粗的粮食子煎饼，咬一小口，嚼一大口，又难吃又难咽。还有地瓜秧子小豆腐，喝的是红秫秫稀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生活就已经不错了。我奶奶常说：“子是农民的养家粮，有子吃就饿不死。”子这种农作物现在很少有了，它不好吃，可高产、稳产，旱涝保收。
奶奶的智慧是少有的。也许是长期的磨炼，我奶奶不论家务活还是坡里场上的农活都了如指掌。场上活会打草苦子，垛垛，打场扬谷，编架篱笆帐子，这些活看起来简单，其实内中都有技巧。扬场扬不均匀，空中面积不大，粮食不会扬干净的。垛垛垛不好，垛会塌的，特别是麦秸垛发滑更难垛。这些活都是奶奶耐心地教我们掌握技巧。熟知哪块地适合种哪种作物长势好，利用效率高，收成多。哪块地种什么都胸有成竹，哪块地上什么肥。当时我们家是地多肥少，就炒些烂豆子，上碾一碾，再加一些碎豆饼，像撒芝麻盐一样撒在沟里。村东八分地是好淤土，能保水、保肥，适合种各种农作物，于是奶奶常把这块地种棉花或秧地瓜。种棉花是技术活，奶奶懂得用草木灰搓种、催芽、插种，还有施肥、锄草、灭虫、打头、拿杈、去底叶，还懂得什么时间拾棉花，轧棉花、纺棉花样样精通。村北一亩多沙土地种绿豆，间作芝麻，高矮互不争夺阳光，充分利用地利。村西一块涝洼地常种子，一大垛穰冬天喂牛，粮食人吃，虽说粮食粗劣，总比饿肚皮强。
中耕锄地，奶奶指导母亲、姐姐及我，用多种方法。不干不湿用锄锄，苗高地湿就拔草，每次拔草都带着小板凳。棉花地里还得拿蝼蛄，把棉花棵周围用脚踏结实，不让蝼蛄去拱。
农闲时家里两辆纺线车，奶奶一辆，母亲一辆。奶奶手巧纺得线细，均匀，光滑，她纺线时拿棉花的左手食指伸得长一些，这样纺出的线光滑好看，我奶奶也常这样教导我们。拐线也是奶奶最拿手的，她把拐子上的线，用毛刷蘸一点点水，朝一个方向轻轻一刷，线毛毛就不见了，再拧成麻花式样，又光滑又好看，买主一看就上眼。因此奶奶纺的线总是卖个好价钱。差不多一个集空能纺二斤棉花，捆成四捆，当时都是那样捆着，已成为规格。
这辆纺车后来就成为我和姐姐的了，我和姐姐白天纺，奶奶和母亲夜间纺，每晚点着豆粒大小的油灯，坚持纺完一个线穗子才睡觉，否则母亲是不敢睡的。我和姐姐还享受早睡的待遇，母亲纺着线，往往困得像磕头虫。
我奶奶50来岁就积劳成疾，得了庄户人说的痨病，一到严冬就犯，一犯就卧床不起，什么活都不能干了，光喘气都喘不过来，有时蹶蹶地跪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有时像虾米一样蜷曲着咳嗽。我和姐姐、母亲侍候她，捶捶背，收拾痰物等。每天早晨冲蛋茶，放点白糖，有时给她煮梨、煮山楂，咳嗽了就吃几口压压。那年代有病从不看医生，干受罪，农村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钱买，我家没有暖水瓶，每晚烧好半瓦壶开水，夜间奶奶口渴了，我披着棉袄起床，用柴草再把凉水热一热给奶奶喝几口。我和奶奶一床睡，每晚给奶奶暖脚。长期的艰难生活，我的抵抗力也增强了，多么冷的天，夜间起来侍候奶奶也从没感冒过。有时我做面疙瘩汤给奶奶喝，那面疙瘩汤是用簸箕滚荡成豆粒大小，放点油盐葱花，很好喝，奶奶最爱喝，常夸奖我做得好吃，那是我跟姥姥学的。奶奶还爱吃小豆腐，除了地瓜秧子小豆腐，我和姐姐常去地里挖些苦菜或萋萋菜，这些野菜做成小豆腐很好吃，老年人吃了败火，不便秘，还有营养。奶奶常说：“萋萋菜俩荚荚，饿不杀80岁的老妈妈。”
奶奶的痨病十几年也没好过，听说乌鸡能治痨病，也曾炖过乌鸡，还放些天麻，不放盐。哪里是真正的乌鸡呀，鸡爪有些乌就算它是乌鸡了。有时病得厉害了，奶奶还请来女巫婆，摆供、焚香、烧纸，求神指点保佑。因此我奶奶还许愿供着一对神仙夫妻，名曰：夏得友、胡金婵。常给他们做花插花瓶，做绣花鞋供在神位上。那些活都是奶奶教会我做，那全是心理上的慰藉，从未见显灵。
痨病一直折磨着奶奶，也折腾着家人，一到春暖花开才算又熬过了一冬。那些年夏秋季雨水特别多，常常半月十天老天不开晴，有时大雨点下个几天几夜，沂河的涨水威胁着苗家庄。前街南大门外也曾用麻袋装沙土堵水。站在村南往南看，滚滚的沂河水一眼望不到边际，浑水卷着冲刷物，河边的钻天杨只露着半截，村民们心提到了嗓子眼。有惊无险，苗家庄从未大淹过。有一年夏天滂沱大雨下个不停，奶奶住的西屋禁不住雨水浸泡，倒塌了南山墙，大半个屋暴露在露天里。幸好奶奶睡北间，雨水直往屋里灌，我和姐姐就一瓢一瓢往外舀，一盆一盆往外端。我和姐姐赤脚挽裤浑身弄得像落汤鸡，外头不下了，屋里还滴答。几年积攒的麦秸草，又请人打墙，墙刚打好又塌了，不得不费二遍工夫，费劲巴拉地把房子修缮好。当时请人干活只管饭不拿工钱，饭也并非大鱼大肉，一般比家常饭好一点就行，那是村情。奶奶常操心房子，再一年的努力把北山墙用石灰、沙土，掺一些麦糠，按比例和成泥墁一层，保护着土墙。
哥哥走之前，奶奶、母亲真是好不容易熬到了哥哥说亲的年龄，心里有了甜蜜，脸上绽出了笑容。因为哥哥长得高大帅气，皮肤白皙，很有男子汉气魄，走起路来砸地有声，不乏东邻西舍的来说媳妇。过了彩礼，选好了娶亲的日子，我和姐姐扳着指头数着盼着新嫂嫂过门，听说女方非常重视，还做了满堂鞋，我和姐姐多么盼望新嫂嫂及新嫂嫂那双鞋。可村里干部非动员我哥哥脱产不可，说我哥哥有出息，难得的优秀人才，上级看准了的，有培养前途，是株“好苗子”。还许诺许多优惠条件：家里代耕、代种，庄稼代收割等等。我奶奶和母亲是明事理的人，搁不住村干部轮流坐庄动员，再也不好意思拒绝，可不光家里惟一的男劳力又走了，那么过门的新嫂嫂也成了别人家的了。
那20世纪四五十年代脱产的人也很艰难，父亲很少寄钱来家，直到1962年腊月我奶奶去世后，才把手表卖了几十元寄来家。哥哥算是最疼奶奶的了，曾给奶奶买了羊皮袄，洁白的羊毛一卷卷像短烫发，柔软而暖和，还有一床大红毛毡毯，奶奶珍惜得像宝贝似的，用手摸摸，往脸上贴贴，往身上穿穿。后来那床大红毛毡毯传给了我，伴我寒窗十几年，后又传给重外甥。那件羊皮袄传给了母亲又传给了姐姐，都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我奶奶去世前曾牵挂地说：“三根肠子八下里牵。”挂念独根儿子多年不在眼前，挂念惟一的孙子远离家乡，挂念我在外地上学，挂念出了嫁后的姐姐生活艰难。夕阳中的奶奶在望眼欲穿，70多岁的她再也抵抗不过病魔的缠身，在自然灾害严重的1962年，在恐惧寂寞中永远闭上她那疲惫昏花的眼睛。我和母亲在痛不欲生中把奶奶葬到黄土底下。哥哥来家，顶替父亲为奶奶使劲摔碎了“牢盆”，随着碎盆声，哭声一片。
奶奶和命运拼搏了一辈子，奶奶虽不识字，可聪明过人的奶奶懂得很多道理。自己再苦再累没拖儿子的后腿，也没拖孙子的后腿，尽管一万个舍不得。记得每年无偿交纳公粮时，奶奶总是拿最好的大豆小麦，总是簸得干干净净的。我家曾多次住过自己的部队，奶奶总是让出堂屋给部队住，腾出堂屋存放军需品。我还清楚地记得满屋子的军衣和粗毛线军袜。我奶奶和母亲做过军鞋，缝过军衣，我奶奶也是名副其实的军人母亲。
我奶奶一生勤劳肯帮助别人，奶奶会剪裁衣服，她帮助本村及娘家不知裁过多少大人小孩的衣服，有的人不会缝，她总是帮着指导着人家缝。奶奶还会点小医术，有人磕着碰着，划破口子出血，都让奶奶包扎。她拿一二分米见方的烧纸叠成四层，在僻静的阳光下念叨几遍，说也奇怪，经她包扎的伤口从未复发过。
奶奶赢得了人们的好口碑，奶奶的一生是燃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