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相廷是他们兄弟五人中的老二，我爷爷苗广顺小时候听老人们讲，邱相廷年轻时家里还相当穷，也好赌，因输了钱还不起，才被父亲逼出家门的。看来好赌也是苗家庄的一个传统。赌博当然会使无能者更卑贱无能，但显然也会使有志者更有雄心大志，看到新天新地，创一份儿大家业。
当时邱相廷就只身跑到了郯城官湖，在一家酒厂子里当小工。官湖这地方在临沂市郯城县以南，现在已划归江苏省，当时属山东地界。苗家庄的烧酒酿造技术使邱相廷在官湖的酒厂子中如鱼得水，而后厂子也成了他的，他也发了财。发财后便把兄弟五个都帮富了，还送五弟邱甫廷上了大学。我爷爷苗广顺1934年离家去郯城码头镇祥茂号当店员，就是邱甫廷介绍的。当时邱甫廷在码头镇祥丰号当掌柜的，祥丰号前门头卖酒，后院即是烧锅。
邱相廷他们哥儿五个地都不多，五六十亩七八十亩不等，但邱相廷在苗家庄是第一有钱的人，有“官湖二掌柜的”之称，邱甫廷在庄里亦被人称作“五掌柜的”。他们家在郯城的官湖、码头都有烧锅和商号。
苗家庄的酒出名，钱出名，当然是土匪觊觎的大目标。当时刘黑七从他的老家费县率土匪经蒙阴直奔沂水城西，很轻松地打开了杨家城子庄，稍发了一点财。然后便掉回头来，于1928年阴历正月十七白天住进了距苗家庄咫尺之近的徐家沟。在这之前先打的小杜家庄，虽然也没打下来，但因为小杜家庄是个很穷的小庄，刘黑七也没太在意。但在小杜家庄战斗中却杀死了该村指挥战斗的领导者，这人是黄埔军校后期学生、北伐军军官、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也是诗人臧克家年轻时代的好友，同时也是我老爷爷苗秀霖的亲姑表兄弟，即我老老爷爷苗廷扬的亲妹妹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刘鸣銮。有关刘鸣銮的历史资料，沂南县党史部门已在中共档案馆和省有关部门查到详细记载。
在正月十七当夜攻打苗家庄的同时，刘黑七还分出一部分人攻进了永胜官庄西北角的回民大成庄。但刘黑七对那些小村庄都不很在意，在进入沂水地界时，刘黑七就曾声言：“在苗家庄抓一个扛活儿的也值300块。”而且在徐家沟刚住下就立即派了人到苗家庄来买酒喝。
刘黑七攻打苗家庄的时间是1928年的阴历正月十七夜里，那一年我爷爷苗广顺是14周岁。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每年正月十五乡下各处都有玩耍的去过河对岸的苗家曲，我爷爷跟着去看，晚上回来，又在村里邱家的门前看了一番地台戏，那时也叫盘凳子戏，还是一片很太平的景象。第二天一早就听大人们嚷嚷着土匪到了徐家沟，苗家庄的四座门立即关上，只有我们家门口的西大门开着一扇，六七个庄内的男人都扛着枪，把守在门前。我爷爷听到那门外突然有人吵吵嚷嚷，就跑出去，看到一个四五十岁上下的半老头，正在那儿趴着给把门的人磕头作揖，嘴里连说：“我一家人都叫他们抓起来了，这回要是买不回酒去，就得叫他们都杀了！”
我爷爷只记得把门的人中有一个是村中的邱二木匠，叫什么名他还不知道，只知道人称二酋，爷爷说是外号不是大名儿。我父亲则记得二酋叫邱西须，我大姑夫大名邱西忠，这位邱二木匠或许也就是这一辈上的人了，但年纪肯定比我大姑夫大。在苗家庄我见人差不多都得称“老爷”或“大老爷”，而且“老爷”不带“大”的都不多，我们家的辈儿低。而我大姑家那些表弟表妹们则差不多逢人都能叫上“孙子”，动不动就能逮住一个有胡子的人说：“这是我三孙子。”“那是我三重孙子。”
我分析二酋的“酋”可能是“球”或某个更不典雅的中国字，但我父亲说不是，“酋”可能是“疙瘩”的意思，这位邱二木匠眉心中有一块疙瘩肉。他不仅没让那老头进大门，还用枪托砸碎了他的“酒嘟噜”，大喝一声：“你再敢说给土匪买酒，我枪毙了你！”
我爷爷便看见那老头哭咧咧地走了，其实二酋也没什么武艺，但这句狂言无疑也是激起刘黑七当晚便攻打苗家庄的因由之一，不然估计他对付苗家庄时也不会分兵去打回民大成庄，可能原打算打了大成庄再打苗家庄。
在我父亲苗得雨有关童年的记忆和作品中，苗家庄的历史上有三件大事：一次大火，一次大水，一次抗击土匪刘黑七的进攻。
关于大水，他是听我老奶奶高氏讲述的，说那是在我爷爷还小的时候的一年夏天，沂河上游降大雨，河水在夜里漫入苗家庄。老爷爷苗秀霖天亮醒来听见床前叮当响，睁眼一看水已经进了屋。但那水也很快就退了，村子的损失不是很大。
关于大火，即是由邱相廷的三弟邱凤廷家的酒厂子烧起的，村中称“小酒厂子”。邱凤廷外号“三恭敬”，夜里酒厂子的两个工人倒热酒，大概也喝得有些微醉，一不小心弄倒了油灯，引起了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没有扑灭。
那火蹿上酒厂子的杉木酒杆，燃着的酒杆一节节爆炸，爆到哪里哪里走火，酒厂附近的民房一家家连着烧起来，正赶上刮着西南风，大火蔓延了半个苗家庄，酒厂子内烧死了一个叫“邱大个子”的人。
我们家在村西边，为了不让火蔓延过来，老爷爷和爷爷他们把房上的草都退下来，把木质家具扔进了大西门外的汪里。其时我父亲苗得雨才一岁，抱在我奶奶胡氏的怀里，害怕地叫着：“冒烟！冒烟！”我奶奶一边忙碌一边哄他，说：“不碍！不碍！”等他记事后，曾经好久不明确为什么好端端一个大杌子缺了一条腿，以后才知道是大火那年扔进水汪时摔断的。
关于抗击刘黑七，他当然不是亲历者了。刘黑七攻打苗家庄是1928年，我父亲苗得雨是1932年阴历正月二十九卯时诞生。
刘黑七攻打回民大成庄的战斗没有什么激烈之处，但之前的攻打小杜家庄即杀死刘鸣銮的那场战斗却极其壮烈，传颂甚远，并载入史籍。刘鸣銮的母亲即我老老爷爷苗廷扬的父亲苗文俊所生的三男二女中的二女儿，因为苗文俊这一辈家境尚佳，两个女儿所嫁人家也都是周围村庄中的好户。
我爷爷苗广顺还能记得这几位老姑奶奶的模样，大姑奶奶干瘦，而二姑奶奶也就是刘鸣銮的母亲虽然不太胖，但很富态，一看便是有钱人家妇女的模样。她嫁到门家庵子村一位刘姓中等地主家，我爷爷称她为门家庵子的二姑奶奶。1938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这位二姑奶奶还带着她的孙女到我家来躲难，我父亲苗得雨7虚岁，记得这位老二姑奶奶的小孙女有15岁上下年纪，学生模样，他和她抢我爷爷的有图的书看，从后院吵到前院，我父亲还拿斧头威胁过她。
刘鸣銮身后也遗下一女，但这个女孩是他哥哥的女儿。我爷爷只记得他哥哥叫乾，爷爷称他乾表叔。我爷爷记得我老老爷爷苗廷扬下葬时，门家庵子二姑奶奶家就是这位乾表叔代表来送的葬，在家林上行完下葬礼，没再进家，就回去了。他是小个儿，团脸儿，白净子。
我爷爷也知道乾表叔的弟弟小名叫举，不知举的大名是刘鸣銮，只知道他确实是叫刘黑七打死的，详细情况也是听二姑奶奶讲的：举表叔当时是北伐军的一个军官，正回家探亲，赶上闹土匪。门家庵子没有围子，二姑奶奶一家躲难小杜家庄。小杜家庄的围墙塌了一个豁口还没来得及堵上，土匪就到了。庄里人都害怕想跑，举表叔便说：“几个蟊贼怕什么？我在这看着这个豁口！”他手提一口铡刀，守在豁口上，土匪来了往里冲，被他连着砍死六七个，后边一个就没再往上来，开枪打死了他，这人使的是一支匣子枪。
爷爷当时对二姑奶奶的讲述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土匪都有枪，打小杜家庄又是在白天，举表叔手中的武器只是一口铡刀，土匪如何能叫他砍死六七个才开枪？为什么把举表叔打死了土匪又不进围子了？他认为举表叔不可能砍死了六七个土匪。
7年之后爷爷在邱维周手下当兵时，到了小杜家庄，发现那个小庄原来确实没有多少户人家，还不如苗家庄附近的郑家营富，围子墙也塌得不像样了。他心想可能刘黑七是从这里路过时捎带着打了一下而已，看见老百姓拼命，也就罢了手。而如果没有举表叔来守豁口，小杜家庄不用打也就进去了。
我爷爷的怀疑是正确的。据我父亲查阅的有关资料，刘鸣銮在小杜家庄组织抗匪曾经联合了当地大刀会的力量，史料上记载他当时使大刀而不是铡刀，也证明了他曾联合了大刀会。而刘鸣銮上过军校，在北伐军里参加过战斗，有格斗经验，用大刀连砍六七个土匪当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刘鸣銮负伤后土匪并没有停止攻击，而是又连续攻了7次，在刘鸣銮组织的民团和大刀会的奋勇抗击下，才没能打下小杜家庄。
中共沂南党史大事记第一篇即为《刘鸣銮等就读上海大学》，记载刘鸣銮1902年生于沂水县门家庵子村（过去的沂水县战争时期分为：沂源、沂中、沂北、沂南等县，我们为沂南县），父亲刘治，有土地120亩，伯父刘汉为清朝廪生。刘鸣銮12岁上学，小时好穿着一条红缎子裤衩，戴一顶青缎子红葫芦帽。1924年由临沂五中（即省立五中）考入上海大学，1925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参加了五卅运动。而后奔武汉，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该校实际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继续，校长蒋介石，国民党代表汪精卫，教育长张治中，教员中有共产党员恽代英等。后来从这里参加了讨伐夏斗寅的“中央独立师”，作战英勇，被提升为班长。看来老二姑奶奶说他是军官不准确。他的官职和我在连队担任的最高职务相同，我也曾被提升为班长。
国共分裂之后，刘鸣銮和武汉军政学校的同学臧克家等偷偷离开队伍，乘船到上海又到青岛，先回到了诸城臧家庄臧克家的老家，并在那儿介绍臧克家入党，臧老因为与直接上级闹意见，三个月之后又退了党。而后来刘鸣銮的党员和烈士身份得以证明和落实，却又有赖于臧老的一篇文章。因为1929年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死难干部同志调查表》中有一栏记载了刘鸣銮的遇难情况，但后来山东省档案馆复制时，将刘鸣銮误抄为“刘鸿鉴”，所以刘鸣銮就被遗忘。他的后代在报纸上看到臧克家一篇文章提到当时与刘鸣銮在一起的姓曹的人是烈士，在臧老的孩子和有关部门帮助下，山东省人民政府1984年追认刘鸣銮为革命烈士，中共沂南县委1983年承认其党籍。
史料记载，刘鸣銮从诸城回到沂水门家庵子村，在这一带组织起300多人的民团武装，自任团副兼总教练，和老二姑奶奶说的回家探亲不一样。
关于那场战斗，史料上是这样说的：1928年春节过后，刘黑七从老家费县东来，正月十五即攻打苗家庄的前两日，逼近门家庵子附近的苏村。刘鸣銮知道小杜家庄的围子墙高壕深，易守难攻，遂决定将民团进驻小杜家庄。
史料说：“小杜家庄的炮楼上挂起了火红的战旗。刘鸣銮手执鬼头大刀，臂佩团副符号，他详察了小杜家庄的墙圩，发现尚有几处墙不掩体，立即提出了加固工事的口号。随后他又召开了团丁动员大会。正月十六众匪徒兵临城下，视土围子如弹丸，强令百姓开门献粮献款。刘鸣銮一声令下，早已瞄准了的炮火轰的一声，对着匪徒打去。‘好家伙！一个小泥碗碗，竟敢和老子较量！’匪徒们恼羞成怒，向围圩发起了攻击。但是由于墙高人齐，匪徒们攻了几次，无济于事。”
“天黑下来了，刘鸣銮布置加强村东北菜园靠坟地一段工事的防御。并命令围墙各处挂起了马灯，严密监视。半夜，匪徒们在村东北方向大肆呐喊、射击，而于墙西南隅搭起云梯，强行进攻，顷刻之间，十几名匪徒业已骑墙。团丁杜相传、宋苗当场身亡。围中安全岌岌可危。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刘鸣銮一个箭步跃上墙去，鬼头大刀左右开弓，嗖嗖几声，匪徒的几颗人头滚下墙来，其余骑墙匪徒，吓得连滚带爬，逃了回去。刘黑七攻不开围子，只好撤走。民团自卫胜利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然而，就在刘鸣銮持刀与敌拼搏的时候，不意暴露了他的指挥者身份，匪徒暗中射击，连中数弹，7处受伤，团丁们把他抢下火线，只见他面色苍白，鲜血直流，口中念念不住地说：‘一定要力守围子，舍我生命，能救众生，我愿足矣！’由于刘鸣銮流血过多，终于停止了呼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为1928年阴历正月十八，刘鸣銮年仅26周岁。”
这段史料出自我们老家沂南县一位写过不少小说的作家之手，写得当然是非常生动的，看来也有很多地方与我爷爷的记忆和我父亲掌握的资料不同。刘鸣銮死后，邻村民众集资立“刘鸣銮纪念碑”。
苗家庄与刘黑七的战斗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又没有小杜家庄那么惨烈的损失，亦与苗家庄邱姓中一位关键人物的关键作用不可分割。
这个人名邱怀，字汇川，当时的苗家庄围主，即村长。邱怀家当时有地三四十亩，牛两头，酒厂子一座，字号“聚丰”，比邱相廷的“聚丰祥”少一个字。论家产在苗家庄还算不上地主，而他一生的热望，是想在外面的官场中谋点什么事干干，这也得用钱，加上好赌，父子俩还都抽大烟。在我爷爷苗广顺的记忆中，这位邱怀是一个日子过得很累的人。但没有他，就可能没有苗家庄对土匪的胜利。
闹土匪那一年邱怀大约50来岁，我爷爷记得他长得小个儿不高，白净的脸，很有风度。说话有点瓮声瓮气，但口才好极了，不仅在庄里很有威望，在省府县官场上都相当熟络。然而他在外边谋划了一生却也没谋上个官职，只带回家前后两房姨太太。
前房姨太太还是个南方人，我爷爷记得她人品个性极好，和家里人以及庄里邻居都合得来。1927年孙传芳的败兵由苗家曲公路上往北过，有一个兵病了没跟上队伍，到了苗家庄。因为孙传芳的兵都是南方人，说话对于我们那地方人等于英语，没一个听得懂的。有人就把邱怀的大姨太找了去，一搭腔，果然很明白。她还很同情这位败兵老乡，帮着把他安排在南门外边的看场院屋里住下了，天天送吃的喝的去伺候。五六天之后，那兵突然不辞而别，她仍然照常去送饭，到那儿一看，已经人去屋空。闹过刘黑七之后，这位姨太太却病死了，村里人于是都说好人不长寿。
邱怀没有姨太太陪着抽大烟就过不了日子，不多久又出去弄回一位姨太太来。二姨太太显然不如大姨太，人品个性都不如。岁数比大姨太小，除了能陪邱怀抽大烟，还会看纸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