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香林被吊着锥着的样子很痛苦，一锥一叫唤，一个劲哆嗦，过一会儿哼哼出一句：“我害怕呀！”再过一会儿还是这一句。
于是有的人就为他讲情，说，“你看他那个发愁样儿，能通匪吗？恐怕也就是那么个事儿啦，他家就在门里头一家，一出门还不正看见贼从墙上爬进来？一个庄户人，又听不明白哪里响枪，看见这个情况能不怕吗？饶他这一回吧！”
我记得“老歪”那人挺和气的，嘴歪得不轻，个子也不太高，想必他父亲也是个老实人，那一次没受到严惩。
那一次刘黑七撤走后，庄里连续枪毙了两个人，两个都是在庄西北角的舍林子里枪毙的。
第一个是个小男孩，才16岁，说是土匪的探子，有口供。门卫们牵着他从我们家门前走过去，我爷爷记得他浑身都被绑着，脸上流着泪。
舍林子那地方我小时候常去玩，小伙伴们在那儿挖一种根部像小蒜的草本植物吃。那地方是专门扔小孩子尸骨的，晚上我们绝不敢去。1960年我在老家又待过一段日子，我记得那次回去刚进家门，院子里便聚集了一群破衣烂衫的乡亲，我把饼干什么的一块块像撒喜糖一样扔给他们。叫我老奶奶赶紧给摁住了。这群破衣烂衫中便有我一个小伙伴，名叫“大恒儿”，论辈也是我的“二老爷”，有一天晚上饿死了，第二天就被扔到那里了。不久前我回老家，表弟带着我从那儿走，说：“这就是舍林子。”我一下又认了出来，因为它的外貌很特别，像一片小小的荒坡地，生着矮小的刺槐等植物，好像象征着从这儿走向天国的都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又因为我的小伙伴的遗骨也在其中，我不能忘记这个地方。
当然我知道如果那个土匪的小探子不被枪毙，现在就可能没有我了。我可能是树上的一只知了，地下的一片树叶，田野上的一只兔子，或是河里的一条鱼，思考的也不一定是文学问题。
另一个被枪毙的是一个女乞丐，30岁左右，口供说是土匪派她来察看围墙的什么地方最好安梯子，也被五花大绑着，脸上带着悲伤，从我家门前走向刑场。
生存是严酷的。
和刘黑七的那场战斗，庄里除了我老爷爷受伤，还有一位邱四木匠即邱二木匠的兄弟手腕上受了轻伤。早晨开围子门时，见土匪扔下的断梯子旁那把铡刀还在，就是准备用来劈围子门的那一把，那一夜对苗家庄来说是生死存亡的一夜。
我想如果没有邱怀那样高层次的英明围主，没有苗家庄人的超凡勇气，可能外面的人（当然不是我）就会在有关刘黑七的历史资料中很容易地看到苗家庄了，看到一场土匪洗劫村庄的惨烈情景，看到土匪在打进苗家庄的围子之后，怎样剥邱怀的人皮，砍我老爷爷苗秀霖的人头，把苗家庄奸淫烧杀得只剩下几名老妇和婴儿。
所以说战争的胜负有时候也是奇特的，当非要迎接战争的时候，就必须迎接。大的战争和小的战争都有共性，胜利和失败往往都取决于一些出人意料的因素。
刘黑七从苗家庄撤走，回到老家费县不久又往东去。攻破了江苏的赣榆县城，又往北来攻打莒县。还没攻打，县长就弃城逃跑了。刘黑七他正儿八经地进了莒县县城，正儿八经地当了县长，主持了一段时间的莒县工作。
苗家庄的人闻听此信儿，又不免有几分紧张，怕刘黑七回来报复。有些人就说：“人家现在不叫刘黑七了，大号刘桂堂！”爷爷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坏人的。
但不久北伐军胜利，杨虎城将军率部到了临沂，莅莒剿匪，一气把刘黑七追得营长以下人马家眷全数被俘，刘黑七只带着两个勤务兵逃往胶东，若干年以后才东山再起，和苗家庄这一段冤仇暂时放下。
20世纪90年代，当年沂南县闻名的革命先驱葛德甫的女儿葛钧，将一份传记资料交给我父亲苗得雨。这份资料写道：“秦鸿均、葛德甫、邱维周、徐湘南、王光伟、张仁初、张困斋……一个个名字后面都隐含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他们都是中华大地上那阵红色狂飙中最动人的音符，他们无悔地在风雨中携手，走进了历史的丰碑。”
资料中所说的这些名字，都是沂南县人们熟知的名字，也大都是沂南最早的共产党员。秦鸿均是苗家庄隔河对岸辛集镇世和庄人，葛德甫是沂南铜井镇竹园村人，二人家庭都比较穷苦。葛德甫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介绍在村里带头砸了菩萨庙的16岁学生秦鸿均入党。秦鸿均16岁脸上就生出油黑的胡须，英武绝伦。沂水党组织以王光伟、秦鸿均、葛德甫为中心，成立了沂水南乡区委。开始他们主要也是依靠、争取了大刀会等民间组织，带领民众抗击匪患，打匪保家。葛德甫曾为了夺取一个头上盘辫子的土匪的长枪，从山崖上飞身而下，手起刀落，砍下土匪首级。
邱维周即苗家庄首富“聚丰祥”号老掌柜邱赢三弟邱寻的儿子，也是围主邱怀的堂侄，大学生，据说还到日本留过洋。究竟邱维周这时是否党员、由谁介绍入党，资料没有记载。资料中讲，徐湘南、秦鸿均、葛德甫、邱维周四人是拜过把子的兄弟，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的联系不受敌人怀疑，名义上是干兄弟，在党内他们是同志（这样看邱维周似乎已是中共党员）。资料说：1926年，在本地地下党领导人徐湘南策划下，秦鸿均、葛德甫与邱维周、贺伯珍一起组织了沂水县农民协会，他们在世和庄召开了大会并组织游行，他们戴着印有犁样的胸章，肩上扛着的旗徽是一张黄色的犁的会旗，葛德甫用他那粗犷高亢的雄壮嗓音领着喊口号：“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沂水县梁小子！（即当时沂水县国民党县长梁振乾）”秦鸿均和邱维周轮流鼓动大家唱农民协会会歌：“吾辈这次来革命，打倒奉鲁军，铲除新军阀，钱不爱，死不怕，为民为国家！”
所到之处，神庙被砸得稀巴烂，动员妇女放足，到集市上去剪辫子。地主豪绅被吓得惊慌失措，四处躲藏，贫苦农民列队欢迎，欢欣鼓舞，喜笑颜开。他们用一根根粗麻绳拴着村中最狠毒的地主，像牵牛牵驴牵狗。农会向地主借粮，救济贫苦农民，说多少就是多少，地主们不敢打折扣。葛德甫、秦鸿均这时集中民间大刀长矛，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沂水县农民协会高潮时发展到五万多人。1929年5月3日，为声讨日本人制造的“五三”济南惨案一周年，县农会在沂水城中山林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城乡农会会员、杨虎城部在沂水驻军、在校学生及各界人士万余人与会，举行了浩大的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经过县税务局和十大区长公所时，群众见到这些一贯吸吮民脂民膏的贪官，顿时激沸，徐湘南带头冲进去，葛德甫挥动大刀跟进，秦鸿均、邱维周等带领会员呼啸而上，砸碎窗子，捣毁机关。税务局的人有的跳墙而出。沂水十大大区区长代表邱怀却被他侄子邱维周带领的农会会员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沂水城内头号封建堡垒刘南宅也吓得紧闭了大门。
民国初年，沂水县设18个区，后改为20个区。邱怀谋了一辈子官，这时总算当上了十大大区的区长代表，虽不是县官，也算个准县级官员了。能当上这个代表，或许与他出色组织苗家庄村民抗匪有关，但没想到才到县里办公没几天，竟被侄子打了。据苗家庄的人说，邱维周这时是县农会会长，资料没有记载，起码应该是领导人。
沂水县农民协会很快遭到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和县政府镇压，一批共产党人被抓，七人被押往济南，沂水党组织被破坏。曾被农会揪斗过的地主恶霸，伙同十大区长代表邱怀，多次到世和庄去抓秦鸿均。秦鸿均父子二人到青岛去避风头。对徐湘南怀有刻骨仇恨的司马村大地主徐鼎心，以重金收买了杨家官庄的中共叛徒杨春增。1929年11月20日，徐湘南秘密在杨家官庄召集莒、沂两县部分党员开会，因莒县与会人员未到，会后徐湘南连夜去莒县了解情况，叛徒杨春增假装护送，黎明时走到湖头村东南，杨在背后开枪，杀害了年仅20岁的徐湘南。
葛德甫与邱维周骑马走在他们后边，不一起走是为了防止敌人发现。突然平地间起了一阵旋风，黎明时的松软土地飞沙走石。他俩觉得不好，打马追上去，看到了已经牺牲的年轻战友徐湘南，两人痛不欲生。三个月后，在外面躲避的杨春增悄悄回到杨家官庄家中。葛德甫等四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杨春增被带到村外一间小屋里，没等别人处置，自己用腰带吊死在窗棂上。
秦鸿均在青岛避难回家，与葛德甫等党员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但他们多次商量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秦鸿均家中只有30多亩地，为了筹措建立武装经费，背着父亲卖掉了7亩。葛德甫家没有地可卖，只有向亲戚朋友借贷。1930年秋天一天深夜，他们正在秦鸿均家密谋策划，邱怀带领沂水县警备队来到世和庄，把村庄围住。
秦鸿均先把葛德甫掩护逃走，然后翻墙出去，遇到本村农民杜佃田，背着一个大筐。他喊了一声“大叔”，上去就把筐抢下来背在自己身上。在杜佃田指引下，秦鸿均装成夜里到村北涝洼割草喂牲口，混过警备队的两个放哨的，逃走了。
邱怀抓不到秦鸿均和葛德甫，不肯罢手，百般折磨、恫吓、威逼、利诱秦鸿均的父母。才40多岁的父亲被吓出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
这年秦鸿均19岁。逃走后先去了青岛、大连，在大连遇到一位老乡给了他10块银元路费，又逃到哈尔滨，终于找到家乡的党员贺伯珍和党组织。组织上派他到苏联“第三国际”学习报务技术。1939年回到上海，与曾与李大钊一起从事学生运动的河北保定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生韩慧芝的妹妹韩慧如结婚，组织上同时也是为他找一位协助做情报工作的伴侣。1949年春，淮海战役已经胜利，解放大军正准备渡江，秦鸿均不幸被捕遇害。解放后，党组织在浦东戚家庙旁挖出12具烈士遗体，秦鸿均、张困斋在其中，捆绑绳子紧紧勒进他们的肉体。据称，临刑之前，敌人给他们喝酒，他们一起举起酒碗高呼：“让我们为革命胜利而干杯！为毛主席的健康而干杯！”热血豪情使执行的刽子手不敢开枪，只好另外调来一批人执刑。据中共沂南党史大事记载：秦鸿均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