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通到了这里，还安装了广播。
莫斯科的生活重新开始了，这是1935年12月11日。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2月14日迁到新居去的。晚上他要求谈一下房子是怎样布置的，家具怎样陈设的。这不是一般的好奇。他一定要求把新居的情况讲清楚。就这样，他按照他们所说的“参观”了所有的房间。特别是那间工作室引起了他的兴致。这里每一件东西他都需要了解一下。甚至每一件小东西也应该清清楚楚，以便使任何一个人根据他的请求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书和文件。
在房间里——最需要的东西是：床、秘书工作用的写字台、收音机、书柜、沙发，为客人准备的两把沙发椅。最主要的还是电话机。
惟一缺少的一件东西很快也买到了——这就是竖式钢琴。没有音乐他是不能……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稍事休息了几天。这时应该物色一个秘书，因为阿·帕·拉扎列娃留在索契了。格·依·彼得罗夫斯基帮了大忙。他派遣自己的秘书和乌克兰常设代表处商量妥，让女打字员阿·阿·兹宾娜白天从代表处上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里去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现在必须同向他提供参考资料的有关单位取得联系。这件事也办妥了。就这样，从1936年1月起，继续从事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的写作工作。
他们从莫斯科州立图书馆、国防人民委员会图书馆、国内战争历史总编辑部学术办公室给他找到了有关国内战争时期的材料和文件。他缜密地研究这些材料，根据他的课题，他们在书本上作了校记，便于他在写小说时查阅。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工作日开始得很早。他首先注意收听当天的新闻。早餐时给他读报纸杂志，或读者来信。
开始工作前，他已经洗过脸，梳好头，脸刮得干干净净，衣服也穿得很整齐。他一分钟也不白白度过。
9点钟他就开始工作了。这时秘书还来不了（阿·阿·兹宾娜通常是12点钟来）。这时亲人帮助他抄写。他称他们为“志愿秘书”，他们给他读档案文件，读1918年至1920年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开始只念标题或奥斯特洛夫斯基选出来的段落。摘录是用打字机打下来的，存放在一个标有“文摘”字样的卷宗内。只须摘抄最重要的，由于奥斯特洛夫斯基非凡的记忆，他读过的许多东西都能回忆起来。
在漫长的冬夜里，当莫斯科街头上安静下来后，房屋进入了梦乡，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反复构思和推敲小说的情节，以便次日清晨口授准备好的材料。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不可能像所有作家那样，自己把脑子里构思的文章录存下来，同时也不可能把艺术资料写在纸上：诸如成功的表现手法，生动的修饰语，词句的排列次序等等。把这些记录在纸上他是做不到的。他只能把这一切在写作前熟记心头。
床头旁边放一张小桌子，在规定的时间里，秘书坐在那里笔录，因为在工作进行中还会出现不同的方案和修改。由于奥斯特洛夫斯基不能看到写好的片段，他只能凭听觉把写的东西做最后修饰。
口授时，他总是把自己常用的那根手杖拿在手里。从他面部的表情可以猜出他要口授什么人物和什么事情。如果他的脸上露出微笑，如果失明的双眼燃烧起青春的火光，如果那根手杖随意地舞动着——这意味着他和自己的朋友们：普达哈、奥列西亚和拉依蒙德在一起——他们是他的想像中的人，有关他们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如果双眉移动，面孔变得严峻而紧张，两手紧握手杖——这意味着在他面前站着摩格里尼茨基，依叶罗尼姆的父亲——是他准备与他们决战的敌人。
奥斯特洛夫斯基因心神向往，有时停止口授，不按次序地讲起来，说今后他将和主人公干些什么。这时，他感到很幸福。
此刻，他的健康情况已危在旦夕了。
“如果我的‘书记处’分三班工作，这意味着疾病对我的折磨加剧。”有一次他对拉娅他们说。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非正式地禁止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休息日工作，拉娅他们毫不犹豫地应诺这个禁令，而且还和同志们说好了，在休息天不要来找他。这天也让秘书们去休息。常常到他们家来的客人很多，一律不予接待。
有一次，在一个休息日里只剩下三个人：尼古拉、他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和拉娅自己。他们谈笑风生，没完没了地笑着。和尼古拉在一起一点也不感到寂寞。就在这一天，他说了一大堆笑话。总之，大家心情十分愉快。然而晚上他对拉娅说：
“你要知道，拉娅，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但是它有时悄悄塞给我一些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坐下来，我给你口授一点。”
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尼古拉开始口授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八章。他口授得十分迅和准确。
他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细眯着，集中到一个点上。当一种念头打断了另一种念头时，他的手指总是焦急不安地敲击着什么。
拉娅注视着尼古拉，贪婪地、急不可待地、聚精会神地聆听每一个字。下面等待着主人公拉依蒙德和安德里亚·普塔哈的是什么呢？占领猎人的小房子的情节是如何结束的？作者给他们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有几次拉娅想问个明白：他们难道会牺牲？但又害怕打断他的思路。她记得很快，几乎做到一字不漏。
她已经累了。手指开始抽搐。最后，尼古拉说：
“喏，好了，拉娅，今天我和你都够辛苦的。我们工作得很出色。几点钟啦？”
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
“喏，我们会挨骂的！”她感到不安起来。
“没有什么，我会把一切责难和批评揽到自己身上的。一共完成了多少页？”
“47页。”
“这是最高记录啦！给我喝点水，准备睡觉吧！”
第二天，她理所当然地受到家里人的责备，好像是她允许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休息日工作这样久的。但是，你想，她不这样做也不行呀。当时他已准备了整整一章，必须把这一章记录下来，才能使尼古拉的脑子松快。在这样的时刻拒绝工作只能加重他肉体上的痛苦。
1936年1月，他完成了第六章，并着手写另外两章：第七章和第八章。这几章于1935年5月至6月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这八章构成了小说的初稿。
每一章在付印前，尼古拉先把它交给朋友们提意见。拉娅还记得，第八章正是她亲手抄写的那一章。朗读时，从索契前来看望儿子的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也听到了。她用臂肘支撑着身体，站在尼古拉的床尾部，聚精会神地听着。
正好朗读到共青团员安德里亚·普塔哈、拉依蒙德、奥列莎、萨拉奉命在猎舍看管伯爵摩格里尼茨基一家人，以便交换被波兰白匪俘虏的游击队员。
共青团员们在小房子里找到了吉他琴并开始载歌载舞。他们疲倦之后就睡着了。伯爵的女儿斯捷法尼娅利用了这一时机，悄悄潜出猎舍，向白匪通知了人质扣留的地点。
猎舍被包围了。共青团员们准备防卫。白匪命令他们投降。他们回答说：“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公社万岁！”
这时，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不安起来：
“后来怎么办呢，科里亚！你为什么把这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共青团员摆到这种困境中去？要知道，他们会牺牲的！而在他们的面前只能开辟一条生路！他们只能活着！”
尼古拉微笑着回答说：
“不要紧，好妈妈，别紧张，他们年轻，缺乏经验，因此陷入了这种困境之中。在斗争的困难面前，他们不止一次站了起来，一部分小伙子牺牲了，另一些人也将受到摧残，但是在斗争中定会成长为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丧失了警惕性，但是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重演。而我们作家有责任帮助青年们，使他们在生活中尽量少犯错误。”
从事创作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觉到他是生活在战士的行列里。就在这些紧张的劳动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件，这件事足以证明他仍在战斗的行列里——他被重新列入军事编制。1936年2月5日，他写信给哥哥季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亲爱的哥哥……国防人民委员会恢复了我的军籍。我现在属工农红军政治部编制了。作为政治工作人员，职称是部队政治委员。口袋里的这本军人证明书对我太珍贵了……”当天，他给索契市党委会委员们的信中说：“还有一件令人愉快的新闻：工农红军政治部恢复了我的军籍（要知道，我作为一个完全不适合服兵役的人退役已达十年之久）。现在我终于归队了，这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应该走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道路。已经发给我政治指挥人员军人证明书并授予工作队政治委员职称。”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们为他恢复军籍无不感到庆幸。根据他的请求，国防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红军上尉薇拉·瓦西里耶芙娜·别尔德尼柯娃在军需供应处给他购买了一套指挥员制服，并在领口钉上了政治委员菱形领章，在袖口缀上星的标志。
遇到特别隆重的场合，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穿上这套军服。“三人”妇女节就是第一个这样的场合。节日前夕，他给阿·帕·拉扎列娃写了一封开玩笑的信：
“为纪念国际妇女节，对强大的女性表示崇敬的友爱之情，明天我将第一次穿上我的政治委员的礼服，像一个武夫和不该退伍的游击队员站在我家里大多数妇女面前。让政治委员的星、金色的钮扣、光荣的领章上的菱形和所有其他的东西在他们的眼中闪闪发光吧！就这样去俘获美人们的心。”
1936年5月，在索契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兴建的住宅竣工了。这所住宅——是乌克兰政府的礼物。尼古拉和家人准备动身前往索契的新居。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忙着准备行装，个个情绪激昂，尼古拉也处在临行前的忙乱中。他要求从图书馆借来一些书，包装好运往索契。购好并运走了一些书柜、必需的家具、新居的窗帘、锅碗盘碟和一些零星餐具。还买了一架大钢琴。这不是为了陈设豪华一点，而是需要——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休息时兴高采烈地欣赏前来他家的歌唱家们演唱。
临行前夕，举行了一个同志式的晚餐。奥斯特洛夫斯基建议为这次到莫斯科“创造性的出差”一路顺风干杯。大家都同意他的建议，祝尼古拉在新居获得创造性的成就。大家都很愉快，尼古拉还亲自在合唱前示音。
为了迁往索契，专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提供了一节贵宾车厢。一切安排得舒适周到。但是尼古拉在旅途中完全精疲力竭了：他们的车厢挂在列车的尾端。钢丝床只能增加病人的痛苦，他们只好轮流用整个身子倾伏在钢丝上，以控制钢丝床震动。
手执标语牌和鲜花的人群又在沿途各站欢迎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精神抖擞——满面笑容……尽管拉娅和叶卡捷琳娃·阿列克谢耶芙娜想方设法“控制”欢迎场面，但想阻止这些热情满怀的欢迎者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