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期：不仅在东部地区和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的落差，在城市居民与农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统计数字表明：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8000元，而农村人均纯收入仅2400元。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2002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其中，约有3274亿元返回了农村，接近于当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全部财政投入。
据输出农村的劳动力最多的四川、安徽、河南、江西、湖南等省的统计，每年农民工汇回家的钱，都在200亿元以上，相当于这些省份的年财政收入。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成为西部和中部地区获得经济建设的资金，逐步缩小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的有效渠道。
经济学家注意到：依靠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我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廉价劳动力，使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我国经济发展始终保持着较低的运行成本，是我国对海外资本充满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深圳市，700万人口中，就有500万属于农民工，他们的存在对于产业构成以制造业为主的深圳如此重要，以至于当他们离开，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的经济运行将停顿下来。如今，深圳的人均年GDP已经达到5000美元，是中国最富的地方，但这个城市10余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平均月工资仍然稳定在800元左右，使深圳成为制造业的天堂。
改革开放最早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和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和深圳一样，依靠农村劳动力，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还吸引了大批外商投资，使经济发展保持着活力。
以上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兴起的民工潮，不仅是以他们廉价的劳动力，给外国的资本家增加了投资的机会，也使城市的面貌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依靠他们的流动，使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的贫富差距得以均衡，也使他们自己开始富裕了起来。这一切的一切，指向的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与富强。因此，农民工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功臣。
让他们成为城市的主人。
1.2亿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是中国今天规模最为壮观的“钱塘大潮”，是任何人都无法忽略的社会事实。怎样看待民工潮，怎样对待广大民工，是各级政府、全体城镇居民都同时面临着的极大问题。
毛泽东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那一段话，可以老话重提，作为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的借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今天的“民工潮”，比毛泽东那时所说的“农运潮”更加广阔，更加汹涌，只是它是静悄悄的，少了那一份激烈，那一种暴风骤雨的突然。这是因为它是一种变革农民经济地位的运动，而不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政治斗争。
然而，在如何看待民工潮的问题上，却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虽然没有太多的“反对派”，有的都是“支持派”。在支持派中，把民工看成城市主人的较少，说民工是建设城市的英雄的，少而又少。
年纪稍大些的人都唱过这样一首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起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这世界，变呀么变了样。”当我们唱着这支歌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新中国的工人阶级，的确是我们时代的英雄。而在今天，盖高楼大厦、修铁路煤矿中的一大半人被农民工替代的时候，这种崇敬的心情为何减退了呢？
据中新网2004年7月7日电，在7月6日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李永海透露：根据最新调查统计的数字，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
李永海介绍说，全国总工会同国家统计局历时一年，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根据调查显示，到2003年底，中国的就业人数达到74423万人，其中三个产业的构成分别为49.1%、21.6%和29.3%。第二、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37886万人，其中国有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已分别下降为6621万人和950万人。这意味着农民工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
据介绍，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比例高达82.7%，其中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分别占到66.2%、13.0%和3.5%。
在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同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调查显示，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
李永海提出，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给当前和未来的职工工作、生活、社会稳定都留下了较大的隐患。
这是因为我国长年实行的城市归城市，农村归农村的二元结构，使农民变得贫穷，变得缺乏文化，因此成为“老土”，变得比城里人低了一等。而我们的政府和城里人，还没有作好准备来迎接这样一批“久违”了的“客人”，没有学会让他们与我们能够平起平坐、称兄道弟。
不过，在当前，农民工的地位的确每年都在增长，把他们看成盲流的时代过去了，把他们看成城市匆匆过客的时代也即将过去，把他们看成城市主人的时代快要来临，当然，把他们看作是英雄的那个时代还属于将来。
在2004年的“五一”前夕，北京市评选了一批“五一劳动奖章”和“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这里面就有一个民工的代表--卢保卫。
卢保卫，一名河北来京务工人员。从1988年10月只身来到北京国棉二厂当一名布机保全工，到1996年10月转到顺义区高丽营镇丽华棉纺厂工作至今。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使自己成为京城众多外来务工者中的一个成功者，企业中设备主任、技师的职衔让他有很大的天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
他初到时的丽华，只有300多台44英制织机和80台56织机。1997年才购进120台75织机，可厂内设备人员的技术局限于窄幅织机，75织机还从没有接触过，如同一堆废铜烂铁，被闲置一边，多么大的浪费呀！他心里着急，主动向厂领导请缨，要求承担制定新织机工作流程的任务。获得同意后，他带领其他设备人员不分昼夜地进行研究、设计，仅仅一周时间，就制定出了一整套流水工序，从拆箱、运输、立架、校轴、装车到投入生产，都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大功初步告成。人员安排和计划制定好后；就各个工序，他又为其他设备人员做了细致的讲解和示范，对织机的各种技术参数逐一说明，直到他们全部弄懂弄通。安装过程中，哪道工序出现问题，他又总是冲在前面，不分上下班，很快按质按量并且提前完成了新织机的安装调试任务，于是他顺理成章地被提拔为设备工长。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带领保全队新建了6个织布车间，为厂内购进并安装了700余台75织机、120台100织机，彻底完成了设备更新。当时，单从织布车间讲，其规模已超过国棉二厂。他也因此被提拔为车间设备主任。
面对取得的成绩，他自认没有什么可骄傲和自豪的，只能以更加勤奋的工作回报单位的关爱，为首都的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6年，卢保卫彻底融人了首都的这家织布厂，成为其中名副其实的一员，这家工厂也认可了他的努力与成就，他成了这个城市和这家工厂的主人。
在浙江的温州，也有那么两个例子，即当地政府把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当成了“自己人”看待了。
一、2003年1月20日起，温州鹿城区将选举产生新一届的人大代表，其中有8名外来务工人员被推荐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
鹿城区共有外来务工人员70多万人。根据有关规定，若本人同意，外来打工者可参加所在地区的选民登记。与此同时，鹿城地区考虑到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都在本地安家落户，且已成为企业骨干，为鹿城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应当吸收他们参政议政。而打工者被推荐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在鹿城地区历届人大代表选举中尚属首次。
二、2003年12月份以来，温州鹿城地区各街道、乡镇、工业区相继成立由外来务工人员义务参加的“新温州治安志愿者巡逻队”。目前，该区共有555名外来人员参加了31支巡逻队。
这是一支由230多名来自鹿城工业区100多家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义务巡逻队。2003年12月份，双屿派出所要招募“新温州人治安志愿者”的消息在工业区传开后，共有146家企业的500多名外来员工主动踊跃报名，最后经筛选录取了230多名政治合格、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外来务工青年。每晚他们轮流分组，在双屿派出所值班民警的带领下，在辖区内进行防火、防盗的安全检查和治安巡逻。
在一个晚上，记者虞冬青、陆正光就跟随着这支巡逻队出巡，当了一回“义警”。
来自安徽的小王18岁，是一家鞋业公司的员工，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轮到出勤的那天，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准时出巡且直到下半夜，这活儿比较辛苦，也没有报酬，但想想能为第二故乡出点力，觉得很光荣，许多同事还很羡慕我的‘第二职业’呢！”
说起几个月的心得，巡逻队员个个显得有些兴奋。队员小刘说：“大家经过派出所的培训及几个月的实践经验，已初步掌握了一双‘猫眼’功夫，看到‘坏人’心中就知道七八分。”他还挺认真地说：“真的，上次逮住的携带管制刀具的‘那个’，就是被我们‘看出’来的。”
据鹿城治安负责人介绍，这31支巡逻队两个月以来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其中偷窃对象5名，携带非法作案工具者11名。这支巡逻队的组建并发挥作用，使得鹿城区的发案率明显下降了。
巡逻队民工兴奋的根源，是这个城市里的公安人员把他们当成“自家人”看待了，信任，给了他们义务巡逻的无穷动力。同时，这种转变虽然是微小的，却是一种质的变化。我们知道，警察与小偷，是一对对抗性的矛盾，在过去的日子里，不少地区的警察把民工等同于不良分子看待，甚至把民工等同于小偷，于是警察自然而然与民工成了一个对立体的两个方面，而今，双方各自拉近，结成了一个家庭中的两个友好成员。信任，温暖着民工们的心。
然而，这样的例子毕竟还太少太少。
今天，在中国民工潮发展了20余年之后，据说有着无穷无尽的后备民工的中国，竟然发生了“民工荒”。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的警告报道称，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开始导致中国13亿人口中的流动性劳动力的短缺。报道称，在中国的南方广东省，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大本营，以及东部沿海省份浙江和福建，劳动力短缺现象显得最为严峻。广东的研究人员估计，该省大约还需要200万左右的工人，东莞一个市的需求量就占了其中的一半。
几年来，东莞市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车间林立之地，当地劳动局2004年2月公布的调查报告称，该市的劳动力缺口为23万人。到了3月份，官方的这一数字缩小到6万至7万。但一些新闻媒体经过深入调查后认为上述统计数字不完整。他们宣称，东莞市各地工厂仍然需要100万以上工人。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需要200万人。另一方面，当局坚持了自己的说法，7月8日，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在同外商座谈时批评新闻媒体夸大其词，声称该市的劳动力缺口只有2万人，在东莞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心，短缺2万劳动力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短缺100万就有可能引起惊慌。撇开这一数字争议不谈，农村劳动力不愿进城务工的原因是很值得关注的。新闻界把它归因于做工条件恶劣，工资不如人意，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等等。据媒体报道，民工学会了对不公正待遇说“不”，哪怕这意味着没工作或者罢工。
这种解释在中国最终得到了普遍认同，毋庸置疑，相当长二段时间以来，民工是最贫穷的劳动者，他们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而报酬十分微薄的工种，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心，而且他们的工资常常被拖欠。
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工人阶级的辛勤汗水，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民工。日益突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使中国意识到了已被忽视二十多年的流动工人的处境问题。事实上，一些急需劳动力的企业已经着手采取措施，比如提高工资、改善做工条件、承诺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等等。东莞市劳动局计划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月不低于450元（约合54美元），并开通投诉热线来监督劳动法的实施情况。7月以来，江苏苏州市的最低工资从每月540元涨到了620元。
但这些措施并非预示着流动工人将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香港亚洲时报》在线8月17日文记者姚远）香港媒体的文章可供我们参考。据笔者调查，在一些不正规的小企业、小手工作坊中，民工工资的低下，工作时间的过长，伤残的严重，他们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以及工资的克扣和发放不及时，的确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劳动仲裁与法庭判决时，由于怕投资的老板不高兴而把工厂迁往他地，往往偏向于老板而不偏向民工。因为，民工对于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说“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即老板不走，那就我们民工走！
无论是缺100万还是缺6万、7万，都具有警示意义，当务之急是善待进城来打工的农民工。失去了他们，就是失去了中国的建设主力军，失去了中国的现代化和今天发展的高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