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什么叫做“二元结构”呢？那就是城市是一个范畴，农村又是一个范畴，两者是半闭锁的，相互之间不能有自由的流动。由于城市里的人生活水平高，城里人当然不会自动跑到乡下去，而乡下人也不能无缘无故进入城市，说声想要变成城里人就成了城里人。
这种体制自新中国建立始就初步确立，以后又不断巩固完善。这种完善被人们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城市居民户口制度的确立，困难时期布票、粮票、油票的发行等等。一个人从这个城市调到那个城市，首先就得迁户口和油粮关系。没有了粮油关系，寸步难行。
记得那是1960--1962年，还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30斤粮票一个月根本就不够这些长身体的青年人吃。更何况由于食堂做馒头时不够分量，一个月能吃到20多斤就不错了，那一两一碗的稀饭，可以照出人影来。同学们吟打油诗道：“远看好像西湖水，鼻风吹起两道沟”。到了月末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就只得卧床休息或者冲杯酱油汤顶饥，那时候最“幸福”的就是精神会餐，大谈吃红烧肉的滋味。
而农村人呢，没有城市户口，是绝对不能到城市里来居住的。例如你一个农民要到某个城市里去，必须到乡政府里去开通行证、证明信，如果没有，城市公安部门就可以把你当成盲流，先抓起来，关上几天，再押送回农村。不管是贫与富，也不管是天灾与人祸，农民始终被限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年到头靠天吃饭，靠运气生活。如果天公不作美，如果乡村干部没有人性，农民就非得在当地受屈受罪，哪怕饿死冤死在这块土地上，也难于解脱。
钱钟书先生把婚姻比作“围城”，有些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要冲出来。而中国那时的二元结构是一种真正的围城、围乡，城里的人固然不想冲出来，乡下的人就是想冲出来也受到严厉的制止。
二元结构增加了秩序，增加了国家的稳定性，在建国初期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正是它太“秩序”了，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缺乏了交流而减缓了社会的发展。
过分秩序与过分混乱是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上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一个地方，即“混沌的边缘”的相变阶段上，才会使社会得以快速的进步，又不致于扰乱社会秩序：这样的阶段既稳定到足以储存信息，又能快速传递信息。这是具有自发性和适应性的生命的系统，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系统。
二元结构让城里人与乡下人在两个“生态环境”中生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两种生活状态，两种社会特征，以及巨大的位差，当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都与二元结构有关联。
一是“三农问题”突出。农业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农产品市场容量小、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和医疗条件差，欠账多，根本改善的困难度大。
二是城乡差距大。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社会商品零售仅占37%。农村购买力低，造成内需不足，难以形成城乡经济的相互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幅度之比为3：1，且差距呈扩大趋势，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城乡差别大，形成城乡居民多项不对称：获取信息、生产发展能力、收入水平、就业安排、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福利待遇、防病治病、保险保障水平等均不对称。
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严重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农村，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积累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协调。
四是要素流动配置不尽合理。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少，发展要素和资源从农村净流出，占全国大面积的不发达农区，得不到金融支持，影响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五是农民实际上不能完全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农业人口求学、参军、招工、转干、退伍安置、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自由迁徙，不能享受公平的受教育权、迁徙权、就业权等等待遇。（《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基本特征分析》张忠法执笔）。
在长期的“围城”与“围乡”的结构里，各自都在封闭式地发展，加上我们在政策上对城市的优渥和对农村的忽视，造成了很大的各方面的位差。比如，说到城市人与农民的收入，平均城市的人收入3块钱时，农村人才收入1块钱，如果考虑到福利、教育与保险等因素，则可以扩大到6：1。即当城里人一年下来拿到6000元钱时，农村人只拿到1000元。
这种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据经济学专家说，像英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是靠着掠夺海外殖民地财富、海盗行径抢占其他国家船队获得的。而中国却不行，中国是通过内部的积累来建设我们工业化的。这种积累的方法就是通过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约积累了8000亿的财富，完成了工业化，这实际就是亏欠了农民兄弟8000个亿。如果继续这样亏欠下去，农村就永远无法取得大幅度的进展，农民的贫穷就还将长久继续。
因此故，中央政府从现在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减免农业税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其实是一种“还债行动”，这种反哺的目的是把亏欠农民兄弟的部分再还给农民。
追溯中国的二元体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实行了城市户口的登记和管束。但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的工业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呼唤着劳动力，因此农民进城市做工，最后变成城市户口的情况并不罕见。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仅为7000万，到了1957年增至9949万，而到了1960年，更是达到了1亿3千万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过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匮乏显现出来了。于是，到19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户口的申报与注销、户口的迁移及手续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就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年份，城市再也承担不了那么多吃商品粮的民众，便开始动员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的家属下乡务农，而那时要想进城，便难上又难了。城市的封闭，造成了城乡间的通路的阻隔。反映这样一种情况的文件是发表于1962年12月的《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的精神就是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市。
1964年8月，颁布《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主题词就是两个“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也要严加限制。从此，在从农村跨进城市的道路上实行了全程“戒严”。
1977年，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颁布。这个条文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并且作出了由“农（民）转非（农民）”的内部控制指标。这个指标是每千个人中只能有1.5个人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这个文件又给本来就不通行的道路上再增设了一段路障。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彻底划分成了两个封闭区。
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体会不到这种控制的厉害，因为他们天经地义地觉得，身上只要有钱，便可旅行天下，他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辈（例如那些到农村去插队的知识青年），为了等到一个进城的指标，甚至等白了头发。
这样的政策，对农民兄弟公平吗？现在看来是绝对的不公平，因为他们实际上永远被固定在那一小块土地上，永远成了比城市居民低一个头的二等公民。
农民进城打工的自发要求，就是想要求与城市人平起平坐的权利。但是，如果中共中央、国务院不能拆除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藩篱，农民进城的运动就会被阻挡住。虽然我们知道，阻挡得愈久愈会造成对抗，引发激剧的矛盾、冲突，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不过，在农民工进城之初，能看到这_点的人还是太少太少。
中央的政策，在这些年大约可以区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严禁”--严禁农民工进城；第二个阶段是从“松动”到“放开”，其间又略有限制，呈现一个小小的回潮；第三个阶段是“鼓励”与“引导”。
第一个阶段大致在1980年到1983年之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些决定的精神是加强户口和油粮的管理，严格控制农民进城打工。第二个阶段大约在1984年至1989年间。这期问前期发布的通知有《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这些通知的精神已允许农民工在自筹资金、自带1：3粮的情况下进城打工，长达30年二元结构的限制出现了松动。中期的通知有《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关于国营企业招用工人的暂行决定》和《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通知》。在这些中期政策的鼓励下，农民进城打工的高潮到来了。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我们国家铁路运输的落后、城市治安力量的薄弱，民工返乡受阻，城市治安恶化的现象成为一时的严重问题。政策出现了回收的迹象。其证明就是1989年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从严或暂停办理民工外出务工的手续，同时要及时劝阻、防止民工盲目南下。不过，由于这只是一份紧急通知，其他大部分流动的政策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至今。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行地区间有序流动。
2001年3月，全国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地提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引导农村富余人口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中央的政策彻底放开了。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让我们来看一看二元结构未打破前农民的生活状况。
安徽省的滁县，有一个凤阳县小岗村，那就是农民实行联产承包的发源地。
这个滁县地区位于长江、淮河两大江河之间，是安徽的东大门。全区辖六县一市，土地总面积1.33万平方公里，人口343万，其中农村人口303万。这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适宜水稻：小麦、棉花及多种经济作物生长。这里，正是历史上欧阳修赞美的比美酒还令人沉醉的大好河山。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祥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行，农村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问，全区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分别以5.71%和4.76%的速度递增。全区城乡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令人怀念的“黄金时期”。
令人惋惜的是，以后提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这个地区又变成“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困地区。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全区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2.20%和2.61%，比“一五”时期的增长率分别下降3.51个百分点和2.15个百分点。长期以来，全区农村人均口粮只有500斤左右，社员集体分配人均收入只有70元左右。在定远、凤阳、嘉山等贫困县，不少社、队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人均收入只有50元左右。多年来尽管国家对农村不断进行投资，但集体经济仍是一个空壳。一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二十多年的集体积累，折价不够抵偿国家银行的贷款。据嘉山县统计，从合作化到1978年底，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集体资产总值2503万元，但社、队欠国家贷款1613万元（已免掉的203万元还不算在内），实际家底只有890万元；如果再扣除1969年后国家无偿支援款850万元和1957年以来发放的各种救济款990万元，集体积累不仅一无所有，还倒欠国家950万元。由于农业生产率很低，农民向国家交售的农副产品也少得可怜。以粮食而言，1978年全区粮食商品率只有16.9%，如果扣除国家当年返销农村口粮，净征购只有1500多万斤。从1963年起，安徽省确定滁县地区粮食“一定五年”的5.2亿斤征购任务，到1978年从未完成过。一些生产条件比较差的贫困县、社，长期以来购销相抵，非但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倒挖国家库存。据凤阳县统计，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算起，到1978年，26年间，这个农业县的粮食实行征购量11.97亿斤，同期农村回销、城镇供应15.68亿斤，销购相抵，对国家不仅没有颗粒贡献，反而倒返了3.71亿斤。
滁县，不是县而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面积，相当于一个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如此大的一块面积上，不仅没有对国家做出贡献，连自给自足都难以维持，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现象。处于这样的农村，又如何能够富足起来呢？即使所有城市都富裕了起来，中国有那么一个广大的农村，又如何使整个中国摆脱贫穷？
就是这个滁县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春，全地区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外流逃荒要饭。逃荒逃荒，越逃越荒。大片土地无人耕种，生产上不去，生活无着落。年复一年，愈演愈烈。到了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旱灾，粮食总产量下降到22.98亿斤，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经济，进一步跌落到了破产的边缘。
暂时抛开滁县，让我们再换一个省，看一看与安徽交邻的湖北省的情况吧！
在2000年3月2日，有一位名叫李昌平的乡镇干部，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反映农民生活状况的信，现将此信部分节录如下：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