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除派王芝祥于7日到保定“请示”内阁问题外，并在晚间邀请吴景濂、王家襄、颜惠庆、顾维钧四人入府，拟在颜、顾二人中推定一人为内阁总理。他们互相推让，最后顾承担下来，并决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冯玉祥为陆军总长。黎派人到国务院去找空白命令纸，却遍寻无着，原来张绍曾已将命令纸带走，以免继任有人，复职无望。同时，王克敏、冯玉祥都拒绝入阁，顾内阁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
8日，天安门高搭讲台举行所谓万人“国民大会”，实际到会者只有百余人，便衣军警却触目可见。一个姓叶的人登台演说，指黎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制，应当叫他下台。随后把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草草散场。这个“大会”是津军师边守靖7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位军师除了重演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老戏而外，也变不出更高明的新戏法来。由于“公民团”出现，象征着政治风暴就要到来，于是李根源下榻东厂胡同黎宅，与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却分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保护国会及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当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有人建议组织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最后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慰问黎。这位领袖公使私下拿出冯、王两人的公函给黎看，上面有“此系政治作用”的一句话。这天新华门及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均已撤走，因此黎未到公府。午时，私宅电话也有几处接不通，显然受到监视。由于外交团通告外交部，晚间拟派洋兵巡街，警察又于晚7时自动复岗。
这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示意可推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回答说，组阁人选愿意接受，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两人的意见请颜组阁，颜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都没有找到，便又推辞不肯组阁。
这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到天津，代吴声明不参与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轨道上办事，莫使“老帅”赢得千秋万世的骂名。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去索欠饷，由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接见，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1000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呼声震天而来，黎急召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前来维持秩序，聂、薛二人都置之不理。这些包围者到晚间才退去。黎向曹、吴通电乞援。
11日，黎宅召集在京“名流”举行大宴会，到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少数人。黎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一走了事。本人下台不成问题，但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意指吓不走)，“昔日依法而来，今日依法而去”。黎的策士们还不断制造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吴佩孚拥护总统的乐观空气，但是10日、11日两天，达官贵人纷纷避难到天津，又一次出现了满城风雨的政治恐怖气氛。
12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但政学系两位阁员仍然坚持战斗到底。午间接到冯玉祥、王怀庆送来的辞职呈文，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第十一、第十三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下午3时，黎宅举行了最后一次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的会议，决定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发表七道命令如下：一、准许张绍曾辞职；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均准其辞职；四、任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声讨制造政变者；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13日上午，张怀芝到公府，转述冯玉祥的意见：总统不应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11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总统空言挽留是无济于事的，请于12小时内发给300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张怀芝认为实力派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丝毫没有磋商之余地。张怀芝退后，黎叫秘书刘远驹将以上七道命令交与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名。同时，致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本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自本日起，政府迁往天津。向国会提出咨文，撤回去年总统辞职一案。又通电全国，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曹巡阅使近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以上手续办理完毕，已经是下午1点20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陪同到天津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本人也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金永炎及侍从武官唐仲寅上车出京。送行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三人。
黎出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到北京准备复职，以便摄行总统职权，但是上车时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车。下午4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另一方面，几天来装聋作哑的曹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嘱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以北京城的新主人自居。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卵翼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胁迫下狼狈出京，算起来不多不少，刚刚是一年整。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偕同警务处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迎接黎的专车。车子开到了，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答以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就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愤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再回答。这时火车仍在开动，13日下午4时半走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休息。黎像木头人一样不理不睬。王自己先下车回到省长公署。车站上布满了全副武装军警，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车。黎叫辛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去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愤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不久，英、美两国副领事一同来到车站，也都被阻不得上车。
夜晚10时，王承斌再上车来索讨印信，黎只得吐实说，已派瞿秘书带往法国医院。原来黎十分重视这些印把子，1917年被张勋威胁退位时，曾派丁槐携带印信躲到上海租界去，后来发生了绑票夺印的一件怪事，而这次被迫离开北京，他又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黎本危带往东父民巷法国医院，好像总统印信一天不交出，总统地位就依然存在一样。在王的严词威胁下，黎只得派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吩咐将印信交与国会。不久唐仲寅回来说，对方因为没有总统口谕，不肯交印。黎叫他再去说明是本人的意见，对方仍然不肯交出。最后黎在军警重重监视下自己下车打电话，黎本危才答应交出来。在总统印信未到手以前，王承斌叫黎在新车站住宿，不得下车。王自己下车发出一个通电，说黎“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不知是何用意。承斌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总统现住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
王走后，黎又派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个通电，声明被迫交印，以后如有北京发布的总统命令，皆系矫造，本人概不负责。
6月14日清早，王接到北京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在法国医院取得印信，他又上车来，拿出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要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没有抵抗签了名。他获得自由回到住宅后，马上又把被迫签名的情形通告全国，并函请国会惩办监视元首、强索印玺的直隶省长王承斌。以上就是直系军阀劫车夺印的一出恶剧，而扮演主角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前请黎复职泪随声下的王承斌。
13日，北京阁员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程克、吴毓麟、沈瑞麟还假惺惺地电请黎即日回京。14日接到回电：“执事等已于元日批准辞职，请稍息贤劳，容图良晤。”当天下午11时，高等人在国务院召开特别会议，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都列席了这个会议，议决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财政部负责筹发军警欠饷。16日，王克敏召集银行界垫款100万元，在端午节(18日)前发了一批欠饷。
14日，国会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讨论黎送来两个前后矛盾的文件，一个称已将政府移往天津，一个电请辞职。保派议员主张先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即组织选举会选举总统。反对派认为军警流氓迫走总统，国会应有严正的表示。两派一场口角，无结果而散。
16日，两院改开秘密会合会，议决：一、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大总统因事不能行使职务，由内阁摄行其职权；二、自6月13日起，黎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这个决议不但充分暴露了国会议员卖身投靠、卑鄙无耻的龌龊面貌，而且就事论事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内阁已经宣布总辞职，却引黎的寒电(14日)为复职摄政的根据，姑不论寒电是在王承斌暴力胁迫下发出来的，黎已通电否认，即以时间而论，也在13日以后，根据国会的第二项决议，也就不能认为有效，而内阁阁员的负职命令则是13日黎未离开北京以前发表的，因此应当是有效的。此外，这个内阁都没有总理，没有外交、农商、教育、陆军等部总长，是个残破不全的内阁。这个内阁经过国会通过的阁员不到半数。无论从“法律”、从事实来讲，这个内阁都没有资格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
为了拉拢议员，17日保派政客高凌爵、袁乃宽、刘梦庚等邀请国会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在袁家花园(袁乃宽住宅)密商，议员每人致送“节敬”500元。议员亲自前往领取者400余人，未领者派人送去。除拒绝领受者外，此项“节敬”共发出600余人。有人一面领受“节敬”，一面离开北京从事反对曹锟的政治活动，据说他们是拿了这笔钱作离开北京的路费的。国民党和反对派议员295人除通电反对内阁摄政外，另有“告别北京书”“致两院同人书”劝其移沪集会以及反对两个决议的通电等等。他们认为两院“会合会”与两院“联席会议”的性质不同，其任务限于制定宪法或选举总统，16日所开的“会合会”采取秘密形式，而且仅依半数表决，都是不合法的。
19日，黎从天津寄来致两院公函一件，解释“暴力胁迫”与“因故不能行使职务”的性质不同，如果“胁迫”可称为“故”而据以解除总统职权，“则是奖励叛乱，开攘夺之恶例”。另有致外交团的公函，意思大致相同。20日，黎又下令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总理。黎在天津也不能自由发出电报，只得派人到上海拍发，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唐绍仪拉拢孙中山，并与皖奉两系合作，将国会和政府迁到上海去，他拟就命令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第二、第三两路司令，而以自己的军事智囊陈宦为参谋长，当他听得段祺瑞对这个命令嗤之以鼻的时候，又想改任张作霖为总司令，阎锡山、卢永祥为副司令。可是自从他进京复职做直系的傀儡以来，各方面对他的印象都很坏，现在被直系一脚踢开，又想求助于人，大家认为这样一个赤手空拳而又信用破产的人，没有利用的必要。他向银行抵借12万元，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这笔钱很快就用光了，而少数被他吸引到天津的议员又纷纷回到北京去了。他经常有公函送达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说这样说那样，符礼德起初还把他当作一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文件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骈体文，华文秘书没有熟读《佩文韵府》，很难领会，因此他在外交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此项文件无转送之必要。这说明帝国主义也不需要这样一个已失时效的工具了。
张绍曾看见各方攻击摄政内阁是个群龙无首的内阁，又想回到北京复职。但是王承斌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通电反对他复职，从此这个不起作用的工具也被打入冷宫了。
国会在当时虽为各方所不齿，但还有一定的法律作用，因此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欢迎议员南下，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包办“大选”问题的吴景濂，害怕议员被别人吸引去，北京就选不成总统，便向曹锟出主意，暂时不进行总统的选举，仍然表示先行制宪，借以缓和议员们离开北京的趋势。这时，留京议员与离京议员对打笔墨官司，以吴景濂为首的留京派劝告议员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黄陂”(黎)一人的进退而牺牲国会，如果说北京在军阀高压下不能安心制宪，则全国何处没有军阀，宪法几时完成？离京派加以反驳说，军阀驱逐总统，收买议员为其工具，“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请大家勿因“曹三”一人的野心而牺牲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