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离开北京后，各省直系军阀发出了一片赞成内阁摄政和催促选举总统的呼声。6月21日，王承斌致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一电(个电)，把吴佩孚致曹锟的号电(20日)照转如下：“西南各省伺隙而动，奉浙勾结借题发挥，而安福、政学联合，以重金收买议员南下。佩孚愚虑，窃谓事已至此，应于最短期间，赶以法律手续促成选举，万万不可迁延稽迟，资敌以便利。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半月以外，恐拥段之声纷扰南北，届时再图补救，事已大难，而议员法定人数尤不易言。应请我帅间接授意京中军警各机关，随肘劝慰各议员，无论何时，不得令一员出京他行，一周之内迅定大选，中枢既固，便可以法定正统名义号召中外，纵有一二反侧，大势已定，当易消除。”王承斌在电报后面加了两句按语：“宪法不许成立，大选早日观成。”这个电报被人探听出来登在报上，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反感，吴佩孚矢口否认发过这个电报，王承斌也就通电声明“此电系奸人伪造，正在密查来源”。按照当时的传说，王承斌伪造吴的电报，用以壮大津派促进总统选举的声势，因此个电是真的，号电是假的。
黎元洪被逼走之后，保派政客便急不可待地要把曹锟推上总统的位子，要立即进行总统选举。说实在的，曹三傻子出身微贱，偶尔出门贩点布，基本上是胸无点墨；投军后虽然被袁世凯送到军校镀过几天金，但提起读书写字依旧头痛。以如此文化状况做总统，在他之前，中国还没有先例，慢说别人看了不像，就是他自己的部下也大有不以为然的。不过，傻人多有股痴劲，一旦迷上了什么，不弄到手就很难歇下。
可在当时，不少议员离开北京，选举人数不够，这又给曹锟上台出了难题。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和皖系议员都与直系相对立，当黎元洪被直系逼出北京后，从6月15日开始，他们就陆续离开北京。其他派系或有些正义感的议员，自6月16日国会非法议决后，也愤然离京，选举无法进行。
国会虽为各方所不齿，但它也会给直系的活动披上“合法”外衣，《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召开。当时的国会议员共870名，总统选举会的法定出席人数至少应有580名。因此，为了抵制这次选举，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大元帅派人到北京活动，欢迎议员们南下广州；占据浙江的军阀卢永祥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每月发给300元薪金，动员议员南下上海，完成宪法的制订工作；一年前败退关外的张作霖也撤走了东三省议员。这样，议员们纷纷离开北京南下。反直同盟各方为了拆直系的台，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招揽国民党议员和反直议员到上海。凡来沪议员，每月可领300元津贴，这显然比黎在天津一次性付给500元旅费更有吸引力。不仅北京的一些反直或担心受直系迫害的议员响应南下，就是已到天津的议员也相继赴沪，上海一时成了反直中心。
这时候，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但是议员们拒不出席，逼选不成。
曹锟导演了一场逼宫戏，撵走了黎元洪，准备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致使留京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大选难以进行，形成僵局。于是，设法吸引议员回京，重整国会旗鼓，就成为曹锟及其亲信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津保派政客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但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他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的意见。
曹锟一时想不出对策，关键时刻，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折中磋商，采取3项措施：
(1)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
(2)充实内阁阵容。
(3)设法吸引议员回京。
对于第一项，曹锟通过孙洪伊拉拢孙中山。孙中山不但不上钩，反而历举直系军阀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事实。一些国民党大骂孙洪伊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条船的政客。曾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向曹锟建议迎孙北上主政。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通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
曹锟诱惑奉皖的阴谋，也未得逞。
对于第二项，津保派决定由高凌霨主持摄政内阁。这一做法虽然遭到不少人反对，但终于组织了个残缺不全的内阁。
对于第三项，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先制定宪法以转移目标，诱骗离京议员回京。曹锟急于要上台过总统的瘾，对制宪根本不感兴趣，因此，起初并不满意吴景濂的办法，但是，经过吴景濂的说明之后，他便同意了。吴景濂对他解释说，这个办法并不是放弃大选，只是将大选推迟一步，而是以制宪相号召，吸引离京议员回京，使国会恢复完整，这恰恰是为大选创造条件。曹锟这才明白，“先宪后选”原来是个骗局。
一肚子鬼点子的吴景濂摆的“先宪后选”的迷魂阵，不少离京议员将信将疑，有的根本反对。为了加强欺骗作用，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为曹锟拟好了一份电报，但曹锟拒绝签发，经吴景濂一再解释，并将“本人无意竞选总统”一句，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争”，曹才勉强同意。但一些离京议员不用别人解释，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个骗局，召开宪法会议只不过是为大选做准备而已。于是，他们派人回京设法阻止宪法会议的召开，致使宪法会议数次流产。
曹锟的“先宪后选”骗局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北京的宪法会议继续流产。为了吸引议员回奉，吴景濂又出了一个“锦囊妙计”，就是用金钱收买议员。
总统是要选的，袁世凯有本事派军警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不把自己选出来就不让议员吃饭；段祺瑞可以包办一次国会选举，再由自己人组成的国会选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总统；现在轮到曹锟，他既没有袁世凯硬干的魄力，也没有段祺瑞操纵选举的能力，于是只剩下一条路：买。是啊，可以买东西、买人、买官，为什么就不可以买总统？
这当总统真难，简直就比登天还难。您想啊，那些手里攥着选票的国会议员们当中有几个是有良心的？即便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可他俩眼一闭就是不选，你也是白搭！说容易也容易，简直就比吃凉粉还容易，只要你有钱，即便是天大的事也能一了百了。别看曹锟有钱，可他却是北洋军阀里有了名的“抠索鬼”，所以说，本来“容易”的事到了他这儿，由于他的抠门儿又变得难了起来。不过这还不要紧，不等他发话，他手下的一伙子人便早已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挖空心思地去“变”钱了。说句到家的话，不是这伙子人真心实意地“孝敬”，他们早就惦着花钱去给曹锟“买”个总统干干，他们自个儿也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当然，曹锟也知道这里头的底细。想当初，他自个儿不就是靠着“孝敬”曹大帅、“孝敬”袁世凯起的家吗？
可是，曹锟是个着名的吝啬鬼，虽有万贯私财，也想做大总统，却不肯自己破费，收买议员的款项只能从别处筹集。靠着直系军阀的势力当上了财政总长的张弧为了孝敬曹锟，变着法儿地从财政部里抠钱。可他费尽了吃奶的气力也没能剜出钱来——当时军阀混战，国库里头太空啊！一看剜不出钱来，紧接着他又跟王克敏一块儿向各省摊派，但也所筹无几。
最后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20余人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解到天津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为大、中、小三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王承斌不但充当了劫车夺印的打手，而且在张罗贿选经费中大卖气力，闹得直隶全省鸡犬不宁，人人侧目而视，他在曹锟的嫡系中，其资望地位仅次于吴佩孚，而在直奉战争时期，因有“亲奉”嫌疑，并未派他临阵作战，战后把他摆在直隶省长的位子上，准备进一步解除其兵权，把他打入冷宫。因此他不得不竭力讨好曹锟以挽回对他的信任。
黎元洪被逐逃津后，曾一再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提出部分私财“招待”到津议员，每人给以500元“旅费”，打算凑满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继续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金永炎、韩玉辰等到上海与章太炎、汪精卫、褚辅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出多人分剧拉拢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军阀，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现在被直系驱逐下台，又想利用别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同一时期，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芥蒂素深，但是此时政治目标相同，黎想援引讨伐复辟时期的前例，任命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讨伐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集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拆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300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转移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集中上海而不在天津了。1923年7月14日，到沪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但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国会。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争夺上海地盘而久已互相仇视。卢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二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指使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问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此外，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福建内部也有臧致平等属于皖系的军事力量，孙传芳受到牵制，一时不能发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一方面禁止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内举行政治集会，从实际上帮助直系军阀，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上海这个经济侵略基地，反对江浙战争。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发生战争，他们就要采取必要手段来保护侨民，所谓必要手段就是调集军舰，派兵登陆，实行对上海的军事占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受到顿挫，于承斌于7月27日通电否认带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于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的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麔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幻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多数人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同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治气氛。黎经常接到到在沪议员催促他向下的电报，署名者往往达数百人之多(其实是虚张声势，不少名字是由别人代签的)。当他接到褚辅成、刘楚湘等催促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应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双十节(10月10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必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告成，生米煮成熟饭，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又使黎大为兴奋，因为卢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了。9月8日，他佯称看病乘汽车到日本人所办的东亚医院，再由医院溜出来，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上了日本轮船铁城丸，住在船长室内。这一切都是安福系政客王印川代他布置的，共用去旅费和保险费36万元。同行者有庄景珂、陈宦和日本“医生”两人。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12日，到沪议员90余人在湖北会馆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楼上设有总统休息室，黎准备前往出席。有人告以总统按照法律不能出席国会议员的谈话会，而且当天出席者以国民党议员为最多，恐有冲撞之处，黎才不去出席。果然张继在谈话会上发言：“黎元洪乃是第一叛徒，我们决不应当承认这个谋叛总统。现在中华民国已无元首，楼上所设大总统席位可以撤去。”当天的谈话会决定于9月22日召开正式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