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河神中除金龙四大王外，还有黄大王等。明清代均重漕运，更以四大王兼为运河神。所以当时无论官民皆虔奉之。天津因位于九河下梢，自然修有大王庙，每到霪雨成灾之际，便请大王出巡。大王庙不属于佛家，而归道教中正一派所管。曹锟迷信思想极重，他见这年的水灾困挠天津，立即沿袭清政府“接大王”的旧俗，下令阖城道士齐聚大王庙内，举行“接大王”的仪式。其仪式是在海河边上设立乩坛，说什么某“大王”驾到，然后由专人把一叠黄纸钱放在一个盘子里，再设法把河中的水蛇引入盘中，尔后，把盘和蛇恭敬地请到大王庙内。到了庙后，演戏酬神。演戏时，把名写在黄表纸上，所演的戏目都为《跳加官》《天官赐福》等吉祥戏，尔后，请盘中水蛇“过目”，只要水蛇扬头点头，就算是点中了某出戏。这次“接大王”，曹锟由始至终一直参加，而且还向周围人说他以前在黄河决口酬神时，曾和这次请的这个大王见过面、对过话，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笔者这里再多说几句曹锟与京剧的故事，曹锟很爱看戏，尤其爱看京剧，但京剧中有两出戏，是他下令禁演的，后来有文人将这两出戏改了名字，曹锟才让演。这两出戏，一出是《捉放曹》，一出是《击鼓骂曹》。京剧《捉放曹》是有名的三国戏，说的是曹操谋刺董卓未成逃走，董卓下令捕拿，曹操逃至中牟县为关吏所获，县令陈宫深恶董卓专权，乃弃官与曹同逃，此戏情节生动，颇受戏迷青睐。曹锟本也喜欢这个戏，可是当他在1923年用贿选手段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就对戏中的“曹”字特别忌讳，因为他怕老百姓将戏中的“曹”理解为曹锟之“曹”，使自己也像当年曹操那样被“捉”被“放”，因此下令禁演。《击鼓骂曹》自然更在被禁之列了，但戏迷们都爱看这两出戏，于是就有文人将《捉放曹》易名为《中牟县》《陈宫计》，《击鼓骂曹》改名为《群臣宴》《庆祝元旦》，而内容却丝毫未变。对改的戏名曹锟也认可了。说来也巧，曹锟怕“捉”、“放”，而他还是被“捉”、“放”。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捉”，软禁一年多，直到1926年4月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才被“放”，他自导自演了一出《捉放曹》。
曹锟晚年信佛，他不仅加入了居士林，还花重金请人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曹每天朝拜。曹的四太太刘氏夫人亦信佛，常去朝山。她病后，即派其二姐到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替她朝拜，以求佛爷保佑她早日康复。
晚年曹锟在刘凤玮的督促下，每天在家练他自编的虎拳，还写几个大字，画几张画儿，每天都烧几炷香，念几段经文，日子过得倒也清静安宁。
一天，他的老部属来了，说是新近成立了一个“中日密教研究会”，想请曹锟加入助兴，并说段祺瑞已当上了会长，另外还有孙传芳、王揖唐也参加了。
刘凤玮一口回绝了来人的邀请。
等客人走后，曹锟对刘凤玮说：“他们也是好意，怕我在家难受。你怎么让人家下不了台？”
“什么好意？”刘凤玮余怒未息，“我看日本人不会怀什么好意！”
果然，“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中日密教研究会”的要员纷纷落水当了汉奸。但日本人还想找一个更大的头目来充当傀儡。于是，又有说客上门了。
曹锟考虑到全家人的性命都在人家手心里攥着，犹豫再三，决定开门迎客。可是，刘凤玮却坚持不答应，她横身堵住曹锟，不让他开门，嘴里还呵斥着：“什么地方跑来的野狗杂种，窜到咱院里来叫唤，还不快给我滚回去！”
门外的几个日本人听着刘凤玮的呵斥，停留了片刻就回去了。事后，曹锟怕得要命，对刘凤玮说：“我的姑奶奶，你可给我闯下大祸啦！不给小日本办事就是了，你还骂哪家子的人呢？”
刘凤玮说：“你已经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现在就是每天喝米汤，也不许你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又找了汉奸政府的内务总长齐燮元来劝说。齐燮元以前常来曹锟家走动，自从跟了日本人后，刘凤玮就不许他上门了。这一回，他特意找了晚上的时间叩门求见。刘凤玮硬是不给他开门。一天，曹锟当年的亲信、时任伪政府河北省省长的高凌霨又奉日本人之命来当说客。曹锟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再上我家的门！”家人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把脸色苍白的高省长架了出去。刘凤玮知道这件事后，满心欢喜地对曹锟说：“我说三爷啊，你这一辈子，就是刚才这两句话最给咱天津父老挣脸啦！”
1938年曹锟76岁病逝时，伪政府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亲撰挽联及挽幛送至曹宅，还代表伪政府送来大笔抚恤金，都遭到刘凤玮的坚决拒绝。时国民党政府发布了特别训令，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缘为曹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之故。
“布贩曹三”贩总统
1922年年未，黎元洪的“好人内阁”垮台，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继续当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军阀领袖曹锟却越来越急于自己当总统。
1923年6月6日，四位忠于曹锟的内阁成员突然提交辞呈，指责黎总统对内阁职责干预过多，迫使内阁总辞职。随后几天，驻军北京的官兵在总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示威的“市民”包围了总统府，驻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6月13日，正值1917年黎元洪屈服于张勋政变、清廷复辟6周年之际，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他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其总统职权。但他的列车在杨村被驻在那里的曹锟集团的一个将领拦截。在离京后约9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了一份辞职声明。尽管他在抵达天津英租界得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声明，在北京还是成立了看守内阁，在选举继任者之前接管总统职责。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政变中及政变后，国会议员走散。对曹锟的野心抱有敌意的政治领袖——东北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祥、南方的孙中山，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而其他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更令曹不安的是，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并且还提供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招集议员，曹锟集团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建议。他们将支付从上海返京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议员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的谢礼。这一招之灵很快得到了验证，北京的议员人数逐步增多。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险接待一个有争议的对抗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这样垮台了。
在北京，在议员们证实了5000元的支票可以在直系银行支付之后，又有人担心直系势力下的地方银行将来会拒绝付款，因此，要将此笔贿款移存国外银行，争来争去，最后是“一切尊便”。
就这样，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迹象”，选举仍于10月5日进行，593人汇集会场，超过法定人数。每人都得到一份贿款，人款两足，贿选成功。10月10日，曹锟就任民国“总统”。此次贿选，“布贩曹三”共花去了1300万元，买来个大总统。当天公布了中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定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的效力。报纸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收取了5000元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对“猪仔议员”、新政权的厌恶。曹锟贿选，臭不可闻，举国皆曰可杀。
在民怨沸腾的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正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军。但与此相反，冯玉祥率部开进了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
1924年10月23日，冯军控制了北京局势，包围了曹锟公府。冯对曹锟的卫队长说：只要卫队一反抗，曹锟的性命就难以保全；如果顺应形势，放下武器，则一定保护大总统人身安全。曹锟见大势已去，瘫在座椅上，为了保命，只好叫卫队全数缴械并迁移到天坛。曹锟则拿出大总统的印信，捧在手中，逐一细看，万般无奈地喊着：“为了你花了1300万元，花了1300万啊！”
北京政变后，曹锟等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其四弟曹锐平时贪婪成性又飞扬跋扈，一入囹圄，便胆战心惊。1924年11月29日，国民军的一个团长要提他问话，曹锐顿时吓得面如死灰，浑身发抖，死死抱着曹锟的大腿不肯离开，声嘶力竭地喊：“三哥救我！”喊了半天知道无济于事，就将身上的100多元钞票、几个银元掏出来给曹三做最后的留念。
大堂之上，曹锐满脸是汗，两眼不敢看人，审讯人大喝：“交出你搜刮的全部财产！”曹锐吓得半死，说不出话来。审讯人派人从牢里提出收支处处长李彦青，叫兵士挥鞭痛打，李哇哇大叫：“愿交出45万元！”曹锐见状，两腿发软，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地，昏死过去，只好送医院抢救。其实，曹锐离开曹锟时已吞下鸦片，当即死于医院。曾几何时，曹锐与其同伙，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翻云覆雨，好不威风，终因曹锟贿选总统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1926年4月，曹被冯部将领鹿钟麟释放，曹遂去开封投了吴佩孚。1927年2月北伐军进攻河南。曹锟避入天津闲居，1938年病死。后被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一级上将。人们不禁要问，国民政府何以厚待一个贿选总统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曹锟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都是民国的“总统”。
“最大的本钱”
曹锟于1907年升任第三镇统制后，就成为国内瞩目的实力派。第三镇成立于1904年2月，最初的统制是段祺瑞，是北洋军的精锐，也是袁世凯的王牌。他既然入主第三镇，说明他已经成为袁世凯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了。清廷改革东北时，他率全镇驻于东北，对于稳定东北，居功甚伟。1911年，他因功被授予副都统衔，不久又补总兵，后又以提督升用，但仍统辖第三镇。辛亥革命前夕，第三镇调至娘子关，以监防山西革命军。又过了不久，袁世凯见大变在即，便召曹锟率第三镇入京，以起到军事震慑和控制局面的作用。民国建立后，改第三镇为第三师，曹锟仍为师长。
1912年2月29日晚，第三师的官兵们以反对裁饷为名劫掠了正阳门、朝阳门、崇文门、东安市场、东四牌楼一带，前后持续三日，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店及洋杂货铺等均遭洗劫，最终统计，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以致于上述被劫地区萧条零落如同死市。北京兵变后，天津、保定、通州也发生兵变。关于这些兵变的原因，史家一般认为是出于袁世凯的指使。由于南北议和后，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等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目前正下榻于北京，而袁世凯不愿南下，于是密令曹锟在北京制造骚乱。但是，事实上当时社会各界反对定都南京的呼声很高，而兵变很容易引起外国干涉和民众猜疑，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危险的办法。
也有人说策划这件事的是一个着名的投机分子——杨度，这倒颇具可信度。但是无论如何，曹锟的主观因素也是十分主要的。曹锟素有分析决断能力，他见南使北来，不仅担心袁世凯真的南下就职陷于被动，而且担心第三师失去拱卫京畿的优势地位。他瞄准了这个时机，便搞了这么一次只扰民而不流血，影响巨大却不伤害各方利益的大事件。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又大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他显然有意要威胁南使，因此有个别乱兵不抓紧时间去抢商家，却持枪闯入蔡元培等人下榻的寓所。但他们显然又无心伤害南使，于是蔡元培等才能从容逃走。另外，对商家的抢劫也颇有游戏色彩，试举二例：
例一：四条胡同“义丰钱铺”主人见乱兵攻门，知道势不可挡，于是主动开门请他们进来。乱兵搜掠银元无数后，其中一个好似队长的人还向店主人告辞道：“借光借光。”主人也答礼道：“不送不送。”
例二：兵变前一天，曾有士兵数人前往“洋广货铺”购货，却没带够钱，甚为难堪。店主人很大方地说：“老总们拿去吧！现在全国都乱，只有北京十分太平，这都是各位老总在保护我们。区区一点小钱，何足挂齿呢！”士兵们道谢而去。第二天兵变，有乱兵欲来抢劫此店，刚要动手，便有另一队士兵冲了进来，厉声喝道：“这家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抢它，老子要谁的命！”于是这家货铺安然无恙。
3月1日，袁世凯召开高级军政会议，决定补发各军欠饷，另责令曹锟对麾下官兵剀切开导，同时令毅军统领姜桂题弹压乱兵。按理说，首都发生兵变是影响极其恶劣的大事，乱兵的军事长官应付完全责任，曹锟却没有遭到任何惩罚，无怪乎天下人都认定此事是袁世凯密授的了。实际上，袁世凯对曹锟的喜爱是超乎寻常的，曹锟每次谒见袁世凯，均是笔直站着，从不敢坐，袁世凯对他也从来不假辞色，相比之下，袁世凯对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北洋三杰”却礼敬有加。按照中国官场的哲学，长官对属下越不客气，骂得越厉害，实际上就越是宠信。由此可见，袁世凯对曹锟的宠信，更在王士珍等之上。
但是，以曹锟的才能，充其量也就是袁世凯的一员爱将，决不至于成为袁世凯的重要本钱。从这次兵变可以看出，袁世凯才是曹锟的最大本钱，袁荣则曹荣，袁衰则曹衰。曹锟正是看透了这个道理，才会把袁世凯是否南下就职看成一件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来对待，到后来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他也不遗余力地支持。
所以，无论这次兵变是否出于袁世凯的授意，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最终定都北京，自然大合心意，对于曹锟也就不仅不会责备，且将更为器重。于是，当年曹锟就获得了陆军部颁发的白鹰勋章，两年后更荣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次年又被封为虎威将军。只是，这次兵变使他背下一个恶名，直到他贿选总统后才被后来居上地淡忘。
1916年，袁世凯派曹锟督师于四川，与蔡锷的护国军直接对垒，互有杀伤，渐成僵持。6月6日，曹锟的“最大本钱”袁世凯病逝于北京，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台没了，但曹锟不仅没有走下坡路，亦且在三个月后荣升直隶督军，并开始打造自己的“新直系”。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1913年他进军湖南岳州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他的另一个“本钱”。当时，汤芗铭为湖南督军，曹锟驻岳州，正是有鉴于湖南革命形势的高涨，特为汤做策应的。有一天，曹锟到长沙拜会汤芗铭，汤芗铭一见他就说：“三哥，我们来学学古人借将的故事如何？你手下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请你借给我用。”曹锟问：“你要借谁？”汤芗铭说：“吴佩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