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年轻时中过秀才，后来投军并上过武备学堂，毕业后分配在第三镇，逐渐提拔为炮兵团长。他比曹锟小12岁，两人经历有几分相似，但在性格方面是截然不同的。曹锟喜怒不形于色，吴佩孚却金刚怒目；曹锟是好好先生，吴佩孚却一辈子都在得罪人；曹锟好色，而吴佩孚是当世少见的柳下惠。
当时，吴佩孚刚由炮兵团长迁为师部副官长，实权被夺，正郁郁不得志。这一天，长沙某团体开会，汤芗铭和各军将领都来出席。吴佩孚代表第三师发表了一个讲话，汤芗铭听后大加赞赏，于是便有了向曹锟借将一事。曹锟听了，含糊地答应了一声，一回岳州，便把吴佩孚叫来问话，可能是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一问之下，亦觉不凡。由于他一向佩服汤芗铭的识人之能，与其楚材晋用，何如楚弓楚得？于是马上提升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事无巨细，必先咨询。至于汤芗铭，则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裳了。
得到吴佩孚，就得到了更上层楼的最大动力。在袁世凯生时，曹锟无论官做到多大，影响力仅限于第三师。因为在袁世凯眼里他亲归亲，但终究只是员爱将而已，所以洪宪帝制时，他只得到了一个“一等伯”，还不如革命党出身的阎锡山(一等侯)！但袁世凯死后，他竟能在诸路诸侯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实力派，没有吴佩孚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曹锟“最大的本钱”，前期是袁世凯，后期是吴佩孚，而后者比前者还“大”。有了这两大本钱，足以纵横天下了。
曹锟重用吴佩孚后，他们二人的命运就紧紧绑在一起了。而最难得的是，他们是在政治理想及人生追求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前提下，演绎了这一段君臣佳话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可以说是性格上的互补，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默契，这与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是相似的。
吴佩孚是个不怕死的硬汉，也是个善用兵的良将。1917年他与段祺瑞的爱将张敬尧兵分两路进军湖南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军军纪严整，战斗力很强，吴佩孚青布裹头，一马当先，平岳州，取长沙，下衡阳；张军却军纪败坏，战斗力极弱，而且常做假传捷报的无聊事。当时曹锟已升任直隶督军，以吴佩孚代理第三师师长，这次干脆将其扶正，并且力荐其担任湖南督军。结果段祺瑞却令张敬尧督湘，后者在湖南纵兵殃民。被湘人称为“张毒”，吴佩孚与之相比，一仁一暴，天下皆知。这是段祺瑞在政治上短视的表现，他为自己日后在直皖战争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曹锟以直隶督军坐镇保定达7年之久，这是直系军阀的实力稳步攀升的7年。他居于辅卫京畿的战略要地，吴佩孚则先驻于岳州，后驻于洛阳，成犄角呼应之势，因此占尽地利。现在可以理解他当初为什么要发动那次兵变了。如果首都定在南京，他还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可见其眼光确有独到之处。
1917年7月，他以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师入京，迅速粉碎了张勋的复辟丑剧。并首先公布自己政治改良的主张，反对一切复辟行为。又自掏私囊犒赏讨逆军，再加上他对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采取了“两面光”的办法，因此他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不仅没有树敌，而且提高了声望，为日后击败段祺瑞加重了政治砝码。
之后冯国璋代为总统，任期届满后徐世昌继任，但实权尽归于段祺瑞。在外政上，段祺瑞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名与日本签订若干密约，大借外债以编练军队，实则是准备内战；内政方面，段祺瑞组织安福国会，以督军团作为和总统斗争的工具，他的政治声誉因此每况愈下。不久，一战结束，中国受挫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吴佩孚顺应了潮流，以前线指挥官的特殊身份，对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傀儡内阁大加笔伐，其反对北京的力度和频率，均非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可及，实可谓咄咄怪事。但是，吴佩孚却争得了全国的民心，几乎他的每一篇通电都会风行全国，因为他说出了全国人民想说而不敢说或者说了也不起作用的话。而吴佩孚作为曹锟“最大的本钱”，他的成功就是曹锟的成功。
所以，当段祺瑞督促曹锟对吴佩孚严加申饬的时候，曹锟只是虚与委蛇，一方面假意责怪吴几句，另一方面则趁机向段祺瑞索取第三师的军饷。对吴佩孚，北洋政府怀疑他已投降南方，而曹锟的兄弟曹锐等人也十分嫉恨他的锋芒。但是别人越是怀疑他嫉恨他，曹锟就越信任他，曹锟常常对别人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事实上，这个“最大的本钱”，确实给了曹锟无尽的回报。
政治上胜利了，接下来是军事上的较量。1920年，吴佩孚打着停止内战的旗号从湖南撤防，一路长驱直入直抵洛阳。有人见他反对亲日的皖系，就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英美派，实际上他平生有三大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又怎么会是英美派呢？或许，因为他一向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与英美的民主潮流暗合，英美报纸常对他大加赞扬，因此才有这样的误导吧！
吴佩孚命董政国守洛阳，自己带兵北上保定与曹锟会合，准备讨伐段祺瑞。当时张作霖想作解人，暗中问曹锟道：“三哥，皖系兵多械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答道：“我没有把握，但子玉说有把握，子玉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张作霖到京劝架本是一番好意，但段祺瑞过于刚愎自用，坚持要惩办吴佩孚，甚至牵连到曹锟，下令将曹锟革职留任，并拿吴佩孚进京问罪。张作霖大怒而去，马上倒向直系，并出兵入关，对皖系呈夹击之势。吴佩孚还是按照老规矩，先文战后武战，先通电将段祺瑞比作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以本次战争为肃清内奸之战。之后，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攻长辛店一线。7月16日，吴佩孚身先士卒，在暴风雨中突袭了皖军司令部，生擒皖系名将曲同丰。吴佩孚还不失君子风度，犹向曲同丰敬礼问“老师好”，因为曲同丰曾是他在武备学堂的老师，随后解送曲同丰到保定光园。曲同丰欲向曹锟行献刀礼，曹锟忙拱手道：“岂敢，岂敢。”仍把军刀递还给曲。
曹锟跟在吴佩孚后面继续前进，暗中告诫他要多加小心，吴佩孚说：“大帅放心，一星期动员，一星期作战，一星期复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果然，吴佩孚出奇计，甘犯作战大忌，将小山炮尽数密布于第一线，以求速战速决，结果居然一战而定。这时奉军也夜袭天津杨村，徐树铮逃走，皖军遂告瓦解，直系和奉系同时进入北京。
当时吴佩孚的民望如日中天，又有一套医国救世的方略，张作霖极为不满。张作霖常说：“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吴佩孚则自居其功，认为张作霖是“坐观成败者”，拣现成便宜。因此直奉之间方一接触就出现了情感危机。曹锟洞悉此患，马上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与张作霖联姻，将7岁之女曹士英许给了张作霖8岁之子张学思。当曹张大宴宾客时，吴佩孚落寞南下，一到洛阳便对新闻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然而，曹锟又怎么会冷落自己“最大的本钱”呢？不久，北洋政府以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以吴佩孚为副，且不许辞。事实上，曹锟对吴佩孚的信任和倚重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吴佩孚常不经请示便草签重要的军事任命，之后令秘书呈请曹锟盖章，曹几乎从不干涉，完全的“用人不疑”。他们的关系可做一个比喻：假设本是曹锟在跟人下象棋，棋艺本不甚高超，吴佩孚在旁边连出高招，曹连连得胜之余，不仅不复怀疑吴的能力，甚至连棋都懒得考虑了，最终宁愿做一个旁观者。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令董政国于24小时内夺回长辛店，不然提头来见，结果才半天时间，已有传令兵回来报告：“董旅长过去了。”曹锟一听大惊，以为董已死，乃惨然看了吴佩孚一眼，正准备征询该以谁继任旅长的时候，那传令官又频频催促：“大帅，总司令，你们也一起都过去吧！”曹锟才知是打了胜仗，不觉虎跃而起道：“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
曹吴二人之间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虽然是坚不可破的君臣，却有各自的政治观点。比如，1923年曹锟逼走黎元洪时，吴佩孚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而曹锟则不以为然。当然，如果必须做出一个决定的活，曹锟有着绝对的权威。比如他做总统后，吴佩孚曾经批评外交官员的任命，他命人训斥吴佩孚让他闭嘴，吴佩孚果然不敢再说。因此，吴佩孚是他“最大的本钱”，他却决不是吴佩孚的“本钱”，这与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曹吴二人还有一些相似之处。曹锟在保定有光园，吴佩孚在洛阳有光楼。“光”是为了纪念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戚继光是吴佩孚的老乡，吴佩孚字子玉，就是从戚继光的字“佩玉”面里来的。那么曹锟为什么也要崇拜戚继光呢？想必还是受了吴佩孚的影响。而且，以一个“光园”的虚名，安一员大将之心，也是一件大有古风的美事。后来两人势微了，曹锟在开封画梅，吴佩孚在四川画竹，曹锟经常念叨：“玉帅不能离开我，和我不能离开他一样。他离开了我，许多事他准办不了！”确实，曹锟浑厚无间，不遭人忌；吴佩孚棱角分明，杀伤力强。两人宽猛相济，长短互补，才成就了直系的一番霸业。
曹锟二三事
曹锟幼年曾在家习武，与葛沽、咸水沽一带的地痞流氓头目刘得胜联合，经常聚众斗殴。以后带兵驻保定时，也好指点随从人员练习拳棒。高兴时，亲自挥舞虎头双钩表演一番，并津津乐道自己幼年打群架的往事，自鸣得意。
曹锟文化程度很低，但当了督军、巡阅使后，为了附庸风雅，经常练习画梅，也常写一笔虎字赠人。趋炎附势之徒对其大加吹捧，曹沾沾自喜，以文武全才自居。
《击鼓骂曹》、《徐母骂曹》这类戏，本是戏剧界经常演出的传统剧，曹锟任总统时，其左右为取媚曹氏，竟通知京津一带梨园业不准演曹操戏，一时群情哗然。人们讥笑说，“今后总统千万别有朱、牛、杨、马等姓的，不然猪、牛、羊，马皆被禁杀，人们将素食了！”
曹锟任总统后，为光宗耀祖，在大沽兴建曹氏家祠，限令占地内原有房屋、坟墓一律迁出。因限期短促，凡未及迁走之坟墓，均被挖掘，尸骨暴露，凌乱不堪。祠堂尚未建成，北京政变发生，曹氏垮台，村民无不额手称庆。
关爱士兵
一次，曹锟检阅他驻扎在保定的部队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锟停下来问：“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刚接到家信，父亲去世了，自己远在部队，无法回家奔丧。”曹锟说：“不要哭，给你50块大洋，回家安葬你的父亲，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
曹锟以贿选当选总统，共有480名议员收受了他的贿赂，原则上每人5000块大洋，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从一万元到2000元不等，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曹锟贿选败露，全国哗然，此事成为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曹锟的部下王坦为曹锟鸣不平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确实，曹锟至少在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有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没有采取报复行为。因此，曹锟实在算不上最坏的。
曹锟被炸真相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安福系反对尤甚，并密派曹的死对头胡云滔(胡曾因携公款私逃被曹通缉，一直潜伏在东北鲍贵卿的军中)携炸弹到保定相机刺杀曹锟。9月26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南关公园(今人民公园)戏院上演《中秋月》，曹前往看戏。稍后，胡亦身藏炸弹进入戏院，看到曹锟坐在楼上，即冲曹投掷炸弹一枚，顿时爆炸，但未命中，仅伤观众一人，余者纷纷逃跑，胡亦趁乱逃出，到大慈阁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未几，军警前来搜查，胡见机越墙而逃，潜赴东北。
抗战时期曹锟已死，胡始回保定，年已近六十，生活无着，经我举荐其到南关公园当了警长。以上曹被炸经过，是胡亲口对我所言。(张矩如)
曹锟与王承斌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夕，直系方面积极筹划备战部署。这时保定方面举行了一次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曹锟亲自主持的。我当时正在直系担任全军的军医事务，因而亦准备出席参加，以备咨询，我就在参谋处候召。这时王承斌亦在参谋处。他是准备出席这次会议的。因为参谋长熊炳琦向王说嘱他候请，所以和我同在参谋处坐着。时间长了，会议亦散了，可是一直未召王承斌与我参加会议。散会后大家纷纷走出，王这时脸上显出很难堪的样子。于是我就向王说：“咱们走吧！”王答说：“走吧！”我当时很同情王的处境，因而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我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师长(王系二十三师师长)，怎么样？仗打得起来吗？”王回答时神情很不自然，他说：“咱哪知道？”意思说会议他未参加，内中情形怎么能知道。于是我接着说：“师长到我那里去坐坐吧？”王很谦恭地婉谢，说：“我还有事，再见吧。”我二人就此分手了。
当时我心想其中必有缘故。于是我就到了熊炳琦家。我进去之后，见熊亦是刚回来。熊见我就让我坐，接着就对我说：“老弟，我很对不起你。会议时帅座(指曹锟)曾叫我请你，我以孝伯(王承斌字孝伯)关系，若单独请你上去，光剩下他一人太觉得难堪。因此我擅自作主，说了一句谎话，说潘处长因病请假，军医处的事我们明天继续再议罢。我为顾全大局的苦心，请老弟多加原谅。”我说：“原应如此，没有什么！”我接着又说：“参谋长没事吗？如果没事，我扰您一顿饭行吗？”熊回答说：“太好了，欢迎欢迎。”接着就彼此入座了。熊向我说：“你的来意我已明白，是不是为了孝伯的事。”我说：“到底为了什么，弄得我既糊涂，又替孝伯难过。”熊紧接着说：“兄弟我才真难啦！在会上，我几次提出，说孝伯还在外面等候命令，可是没人理睬，你说叫我怎么办。”我说：“为什么对孝伯这样呢？总有个原因吧？”熊先说：“咱哥俩说话，不足为外人道。”接着，他说：“洛阳方面(指吴佩孚)有密信给大帅(指曹锟)说孝伯和关外(指张作霖)有秘密。据说是孝伯的参谋长主谋联络的(此人姓名忘记了，是东北人)。因此对孝伯要回避一切。”我说：“不至于吧？”熊说：“这谁晓得呢？”我接着说：“如果一旦打起来，对孝伯如何安置，这对我倒关系不大。可是孝伯这一师人用不用，对我倒有关系，我须对该师准备战时的医护工作。”熊说：“这一师人用还是要用，听听布置再说吧。”谈话就此结束。饭毕我就闷闷而别。
不久直奉战争开始，在直系军事部署上，是把王承斌这一师人摆在中路。幸而此次战争未及一月便完全结束，直系方面获得全胜，奉军已全部退出长城。这一仗，表面上是吴佩孚指挥成功，其实主要原因是由于奉军方面内部自相矛盾，因而败退。据说奉军的总指挥张景惠和张作霖大闹意见，遂致退败较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