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自然应该归结于冷战。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确保在亚洲的势力，美国需要可靠的伙伴，日本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而对于日本来说，这桩合作也是划算的：该国战后的经济、外交等，都是借势美国发展起来的，朝鲜战争的巨大军需促发了日本的战后经济复苏。此后的越南战争期间，作为美军的大兵站，日本又一次大发“战争财”。
然而，战后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却对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计划毫不知情。1971年7月15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结束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将在1972年访问中国，而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竟然在公报发布前三分钟才得到消息。
这个消息令日本人深深感到：自己被美国抛弃了。
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是：根据日本外务省2011年12月底解密的文件，其实在这次“尼克松冲击”前五个月，日本方面就已经得知了中美关系即将变化的消息——不过，这一消息不是来自“盟国”美国，而是来自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
解密文件显示，时任“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的日本前外长藤山爱一郎于1971年2月23日、3月3日两次与周恩来会谈，周对藤山说：“美国态度变化很快，在对华关系上，美国走在前面，日本已被甩在后边。”
这次冲击尤其令当政的领导人感到愤怒和难堪。一向在日中关系上持消极态度的首相佐藤荣作，据说在观看尼克松访华的电视实况转播时太阳穴不停地跳，仿佛在做一场恶梦。面对穷追不舍要他谈谈感受的记者们，佐藤还发起了脾气：“他（尼克松）自己不是说了吗？这是本世纪的伟大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不过，美国人不厚道的举动，倒也给中日关系形成了有利的刺激——对中国不友好的佐藤下台了，将中日关系正常化视为重要工作的田中角荣成为了新首相。日本国内的舆论呼吁说：
像中美恢复交往的过程那样，日本很有必要也推出一位自己的“和式基辛格”。
与此同时，日本政界对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呼声也极为高涨，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就曾说：“北京机场首先向美国总统而不是日本首相开放”，“日本必须尽快地与中国恢复邦交”。
古井喜实是日本政坛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从1959年开始，他就身体力行地从事中日友好事业。后来，他成为周恩来所言的中日关系“掘井人”之一。
与古井一样属于“掘井人”行列的人还有很多，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会先后认识他们。这些日本人也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或许超出许多国人想象的是，若从国籍的维度看，在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人当中，日本人最多，达到了111名，排名第二的是美国人，但数量还不到日本人的一半。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网站上，除了列出“人民友好使者”的名单外，还特意列出了62位“中日友好使者”的名单，以示重视。
但同时，倘若以中国政府在外交辞令中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短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检索就会发现，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次数排行榜上，日本、美国两个国家同样是分列前两位。
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新中国的外交中是多么重要。我们既对他们“伤害感情”的行为极其敏感，又十分珍视那些为国家友谊做出贡献的人们，不吝给予他们极高的荣誉和款待。
以民促官
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外交的常用语汇——因为它的定语是“中国人民”，是以人民、民间的名义，而非政府、官方的名义。
既然极为重视与日本的关系，那么可以想见，中日两国的接触绝不可能迟至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出来之后才开始——事实正是如此，在此前的一二十年中，中日双方为了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已经做了比恢复中美外交关系多得多的铺垫。
在这漫长的铺垫过程中，“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是中国政府的核心思路——既然官方的政治坚冰难以打破，为何不通过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来起到“曲线救国”的作用？
这种思路是周恩来提出的。上世纪50年代，他曾在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谈话中说：文化和经济交流是外交的“两个翅膀”，是外交的“开路先锋”。文化、经济交流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促进力，是因为它们不像政治关系那么敏感，艺术与体育交流易于被对方所接受，开展经贸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从文化、经济两翼入手，有助于消除疑虑和隔阂，加深了解和友谊。
这样日积月累下去，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促成政治关系的解冻，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正如周恩来1956年在会见日本外宾时所说的：“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
在基辛格访华之前上演的“乒乓外交”，实际上就是“以民促官”的一个生动例子。
循着这种外交思路，在周恩来的主持之下，新中国先后成立了各种“民间团体”，其中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外交协会等。自然，这些“民间团体”不可能是绝对的“民间”属性，在它们背后站着的依然是政府。不过，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那些政府无法直接参与的场合，可以以这些“民间团体”的名义，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艺术文化、教育科技及朝野政要等各方面人士，请他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并将见闻介绍给本国人民。同时，中国的“民间团体”也派出相应人员出国访问，为友好舆论造势，促进官方态度的变化。
这种外交思路，或许也能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
会成为中国外交的常用语汇——因为它的定语是“中国人民”，是以人民、民间的名义，而非政府、官方的名义。尽管说到底背后还是有政府之手，但至少在面上，以人民、民间的名义行事可以灵活、游刃得多，甚至可以为外交形势开辟意想不到的有利局面。
新中国建国后不久，政府支持的民间外交活动就开始了。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民间外交主要包括经济和文化这两条路。
经济方面，简称“贸促会”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是一个核心团体。贸促会成立于1952年，在它的运作之下，中国与许多尚未建交的国家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例如，1956年和1957年，贸促会两次出面邀请和接待了法国经济代表团访华，周恩来还亲自出面，于1957年9月26日会见了这个代表团，并表示希望通过两国经济和工程技术界的交流合作来弥补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缺陷。1956年，贸促会还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代表新中国首次参加了巴黎世博会的展出，并争取到法国总统戈蒂来中国馆参观。
又如，70年代初，贸促会先后邀请了菲律宾商会代表团、泰国经济代表团参观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到北京访问。周恩来指示贸促会要接待好两国代表团，力争与两国客人分别达成进出口交易，还亲自出面先后会见了菲律宾和泰国的贸易代表团。为了向这两个国家表示友好，周恩来还决定：以优惠价格售给泰国急需的5万吨轻柴油，这使得菲律宾和泰国派来的“探路团”满意而归，为之后的正式建交做好了铺垫。
这些故事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多人害怕共产主义，但几乎没有人害怕金钱。而对于中国来说，当时的政策是：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因此，以经济贸易入手突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无疑是一招妙棋。
“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很大，同中国发展贸易很有前途，西方国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
美国害怕这两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
周恩来说。
而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是避免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依靠那些共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载体，在两国民众之间搭起精神交往的桥梁。有谁会说文学是“共产主义”的？乒乓球是“资本主义”的？这些文化上的交流能够让人意识到，在我们分别是“共产主义国家公民”或“资本主义国家公民”之前，我们首先都是人，因此对话和交流便成为可能。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的交往中，出现了许多具体参与“穿针引线”的个人，他们后来都被称为。
和平种子
“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病了请日本女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
在“以民促官”的实践中，日本是一个极佳的范例。
今天，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或许会问：为什么中国要与曾经侵略我们、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建交？简单来说，因为中日友好符合中国的利益。
事实上，关于日本侵华与中日友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曾有一段既视野开阔，又浅显易懂的论述，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谈话时说：“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
你们国家在海上，几千年都是独立的。如果说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民族侵略过日本，那是元朝的蒙古族上层。但是，他们打了败仗回来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同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
“不幸的是，我们在座的人就处在这六十年的时期中。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受这种影响。我们不能受外来的挑拨，彼此间不应该不和睦。
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
为了证明“和平种子”的存在，周恩来还举了一个例子——1945年8月15日之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中日两国打了十五年的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作朋友，并没有记仇。在东北，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
“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周恩来说，“他们完全是自愿来的，不是我们把他们俘虏了强制他们来的。去年大多数都被送回国了，有两万六千多人。
你们不信，可以回去问问他们。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病了请日本女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
但即便中日双方都有意让和平的种子发芽生长，美国人也不会坐视不管。尽管美国在《对日和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日本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建交，但它实际上出于反共的需要，极力要求日本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和约，并向日本施加了很大压力。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条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和日本过去在中国的财产所有权。同年8月5日，日台建立所谓“外交关系”。
无法建立官方外交关系，民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便成为突破口。
同样是在1952年，中日两国开启了正常贸易往来。此前三年，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和贸易协定的缺失，中日双方贸易额从5900万美元下降到1540万美元，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从4·9%下降到0·8%。
转机发生在1952年6月。当时，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与日本出席国际经济会议代表高良富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相购入与售出金额3000万英镑的商品。
从那时一直到1957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其中，第三次协定由于得到了鸠山内阁总理大臣的支持和赞助，执行情况最好，第一年完成协定进出口总额的67·2％，1956年5月4日期满后，延长一年，又完成了77·7％。日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55年到1957年，中日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1亿美元，其中1956年达到1·5亿美元，创下了上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额的最高纪录。
根据这第三次贸易协定，1955年10月，日本还首次在东京晴海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有近70万人观看了展览；第二年10月，北京也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参观者达到125万人。
周恩来相信，双方不断的访问将带来“滚雪球”式的连锁效应，几个日本人来一趟中国，回国以后就可能影响一大批人。事实果然如此，比如，曾于上世纪60年代初先后访华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和前通产相高奇达之助，就分别于1960年和1961年在《世界》《中央公论》杂志发表文章，叙述了访华时与周恩来会见时的情形，并阐释了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主张和见解。
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在启动。1955年11月，当时已经卸任的日本前内阁首相片山哲率领“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来华访问，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签订了第一个文化交流协定。回国不久，日本代表又成立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片山哲担任会长。
后来，在70年代的《人民日报》报道中，片山哲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
日版“白毛女”
早在1955年，《白毛女》的故事就在我们的东瀛邻国被搬上了舞台。
文化、艺术、体育的交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双方的共同语言，且容易在大众中传为佳话。如果说中美之间是以“乒乓外交”闻名的，那么中日建交前最着名的民间接触则是“芭蕾外交”。
承载这一特殊外交形式的主要是一家位于日本东京的芭蕾舞团。这家创建于1948年的松山芭蕾舞团，得名于创始人之一松山树子的名字。松山树子是日本着名的女芭蕾舞演员，她的丈夫清水正夫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系建筑专业，是一级建筑师，但他与松山结婚后，放弃了建筑师职业，一心运营舞团，创编舞剧。
自然，清水夫妇后来都被称为，松山芭蕾舞团也一直维持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这个舞团的访华演出次数多达八次，这在众多来华演出的外国文艺团体中极为罕见，即便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能与其比肩者也不多。今天看似简单平常的互访演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毕竟，“赤色团体”是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