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清水夫妇并不畏惧这一称号。开启他们与中国之间友谊的是那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白毛女》。
今天，很多人知道《白毛女》曾在中国被改编为歌剧、舞剧、影视剧等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但实际上，早在1955年，这个故事就在我们的东瀛邻国被搬上了舞台——其创编者，正是清水夫妇。
事情要从1952年说起。上文提及，当年中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贸往来文件：《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在经贸外交之余，周恩来总理不忘为文化外交开拓道路——他将《白毛女》电影拷贝赠送给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后来，日中友好协会的宫崎世民等在日本各地作访华报告的同时，策划了电影《白毛女》在各地的轮流上映。
《白毛女》是一个拥有强烈戏剧冲突、易于传颂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故事。
它所讲述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主题，表达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都十分成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文艺服务政治的杰作。
周恩来赠送这部影片，无疑具备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深意。
是年秋天，已经创建了松山芭蕾舞团的清水正夫在东京江东区的一家小礼堂看到了这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于1971年9月25日至12月2日先后在我国北京、西安、武汉、韶山、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访问演出，受到了我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是松山芭蕾舞团的朋友们和中国演员在一起。
部电影，并深受震撼。后来，他又叫上了夫人松山树子一同观看，两人一发不可收拾，跟着放映路线看了一路，并萌生了将之改变为芭蕾舞剧的想法。
几十年后，清水正夫回忆说：“编演芭蕾舞《白毛女》，不仅是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的一次尝试，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通过白毛女的遭遇，可以使日本人民了解中国的社会，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一场革命。”
不论《白毛女》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后来，在清水夫妇等人的努力下，这个故事成为了日本人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渠道。
为了改编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故事，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清水夫妇给中国戏剧家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提供有关《白毛女》的资料。1953年底，他们收到了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先生的回信，信中附上了歌剧版《白毛女》的剧本和乐谱，以及舞台剧照。
这些资料为清水夫妇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参照，不过，他们也进行了许多针对性的修改，以使其更加适合芭蕾舞的舞台。比如，为了令演员的身姿在台上得到更好的表现，松山专门为喜儿设计了银白色的头发，代替灰白色的头发，并对服装进行了更换，抛弃了臃肿的棉裤，制作了用银灰色布料缝制的贴身舞台装，并剪出毛边来表现衣衫褴褛的效果。后来，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也采用了这一造型。
“日版”的喜儿由松山亲自担纲主演。历经艰辛之后，这出由日本人出演中国故事的舞剧终于登上了东京日比谷公园会堂的舞台。“那天天气非常冷，但是观众人山人海，连补座都没有。看上去，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大学生和工人等年轻人。”清水后来曾如此回忆。
如果仅仅在日本演出，松山芭蕾舞团绝不会有今天这样大的名气——令它走上历史舞台的，是几次访华演出经历。
清水夫妇和他们的舞团是被历史选择的，这样的选择自然有运气因素在其中，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亲近，令他们成为无出其右的最佳选择。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1958年3月3日，松山芭蕾舞团离开横滨港，驶向中国。十天后，日版喜儿在北京舞台首度亮相，赢得赞誉。后来，松山树子被称为芭蕾“白毛女”的“祖奶奶”。
等到“祖奶奶”跳不动的时候，她的儿媳接了班。在这个芭蕾家庭中，清水夫妇的儿子清水哲太郎曾在北京舞蹈学校学习，后来担任了松山芭蕾舞团的总代表；儿媳森下洋子则更是芭蕾舞明星，在国际大赛上多次获奖，也曾在北京学习过。上世纪70年代，小两口成为日版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第二代主角。
在几十年里，这两代人先后多次来到中国，他们见到了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成为中国的常客与贵宾。
当然，外交总是有来有往。后来，中国也派出了上海芭蕾舞团赴日本访问演出。这样的民间交往，背后都有最高层领导的关注，同时也不免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1972年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上海芭蕾舞团在日本演出时收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吓信。为防不测，清水哲太郎甚至专门准备了湿毛毯，以防右翼势力扔来燃烧物。
好在一切都顺利进行。为政治起到了穿针引线作用的芭蕾艺术，最终也获得了来自中日双方的政治礼遇。
颇为传奇的是，2011年，松山芭蕾舞团再次来华巡演，时年63岁的森下洋子亲自登台演出，扮演喜儿。而她穿戴的红戏装和发饰等，还是1971年周恩来总理送给她的。
来自日本的生意人
冈崎嘉平太去世后，他的家属按照其遗愿，将一张周恩来的照片放进了灵柩。据说，他晚年一直将那张照片视为至宝，带在身边。
《白毛女》为中日两国关系牵线的故事，被传为佳话，载入史册。不过，对于意欲发展关系却又遭诸多因素掣肘的两个国家来说，光是芭蕾跳得好还远远不够，最需要的往往是生意上的往来——在周恩来等领导人为中日民间外交定下的策略中，经贸往来正是扮演着“唱主角”的任务。
“唱主角”自然风光，可是如果没有企业家的支持，只能是镜花水月。
当时的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客观上决定了民间经贸外交要依托日本企业家们的倾力投入。
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三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名单上，看到大量日本企业家的名字。其中，最耀眼的一个，当属冈崎嘉平太。这位日本企业家生前曾访华百次之多，在从创刊至2011年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他共被以的名义提及22次，仅次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冈崎嘉平太曾任日本航空公司全日本许多知名人士和友好团体为日中关系的恢复与日本许多知名人士和友好团体为日中关系的恢复与日空的第二任社长，他的事业是在城市之间架设“空中桥梁”，但不管他将企业运营得多么成功，在中国人眼中，这些贡献都比不上他为中日两国架设的飞越海峡的桥梁。
与大多数“三代好友”不同，冈崎嘉平太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1938年3月，他被日本银行派驻上海工作，后来又曾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上海事务所参赞，先后在这座中国的最大城市生活了七年之久。
这段中国生活的经历为他后发展作出了贡献。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在其一生中来的中日关系“掘井人”身份做好曾100次访华，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做了铺垫。冈崎嘉平太自称“老上了大量工作。图为冈崎嘉平太于1989年5月第100次防华时，邓颖超同志赠与“百寿图”，祝贺他健康海”，是“真正喜欢中国的人”。
长寿和100次访华。
摄影：刘建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告诉自己的儿子：现在日本政府正在干着“煮豆燃豆箕”那样的事，这是错误的，中日人民应当像兄弟一样友好相处。
据说，在上海期间，有一次他的儿子冈崎彬在玩气枪时不小心吓哭了一个中国孩子。得知此事后，冈崎嘉平太带着儿子到中国人居住区挨家挨户访问，终于找到了那个中国小孩的家，并让儿子跪下向中国小孩道歉。
冈崎嘉平太的中国情缘与上海的七年经历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一位中国领导人有关，那就是周恩来总理。
从年龄上说，冈崎嘉平太比周恩来年长一岁，但他每次见到周恩来时，总是执弟子礼。按照他的说法：“周恩来总理对我来说是人生之师。他大概是我奉之为师的最后一个人”。他甚至称赞周恩来是“圣人”。
曾长期参与对日工作，先后任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等职的孙平化生前透露：冈崎嘉平太与本国人畅谈中日关系时，只要谈到周恩来，总要“眼含热泪地讲起周恩来早年在军用飞机处于迫降的危险状态时，脱下身上的救生衣让给同机的老战友叶挺女儿叶眉的往事，认为这是崇高人格的体现”。
周恩来逝世后，冈崎嘉平太又听说：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关心着他人。他感慨：“人类有史以来，曾有几多帝王、霸主、伟人、英雄生生死死，但除了周总理之外，又有谁曾在临死之前对人说过‘我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请到别处帮忙’的话呢？周总理是一位真正的人，直到死他都在为别人着想”。
冈崎嘉平太与周恩来的特殊情谊是在几十年中的一次次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他本人是日本赴华经济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后来中日双方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他又担任了经济方面的联络人。无论两国国内政治环境如何风云变幻，冈崎嘉平太都雷打不动地年年率团来北京，举行备忘录贸易定期的年度谈判。
这位心系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不仅是在与中国人做生意而已——在中日两国交往从民间一步步走向官方的过程中，冈崎嘉平太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64年，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同年夏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和“高崎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先后设立，双方各有八九名记者常驻对方首都。这意味着，从那时开始，中日两国各自在对方国家有了半官方的常设机构和常驻记者，这无疑是从“民间交往”推向“官方交往”的重要一步。在这份备忘录的签署中和签署后，冈崎嘉平太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甚至为担任中方驻东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的孙平化提供了暗地里的保护。在日本官方提出孙平化“在日本不搞政治活动”的无理要求时，他做了大量的疏通工作，最终促使问题顺利解决。
可以想见，冈崎嘉平太的作为赢得了中方的绝对信任。他与中国的关系有多“铁”？我们无须去数他见过多少领导人，只需从一件事就可以作出判断——198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本该热热闹闹、大张旗鼓地庆贺一番，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这场校庆几乎是在静悄悄中度过的，基本没有邀请外地校友，更不用提外国人。然而，冈崎嘉平太却受邀参加校庆，并为南开捐资建造了周恩来总理的雕像。
可惜的是，在总理像揭幕前半个月，冈崎老人驾鹤仙逝，没能亲自到南开大学目睹总理像的英姿。
冈崎嘉平太去世后，他的家属按照其遗愿，将一张由意大利人焦尔焦·珞蒂拍摄的周恩来照片放进了灵柩。据说，他晚年一直将那张照片视为至宝，带在身边。
和平斗士
宇都宫德马还和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革命人士拥有类似的经历——被捕入狱。1929年，因发表了批判天皇制的论文，他被以“不敬罪”的名义被捕入狱，并遭到警察的严刑拷打。
“你为什么喜欢中国？”
“如果喜欢日本，那一定会喜欢它的邻居和邻国，不是吗？”
这是日本人宇都宫德马与记者的一次问答。不了解宇都宫德马的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回答只不过是在耍嘴皮子；但如果你对他的思想有所知晓，你就会明白他的这句回答朴素而真实。
事实上，宇都宫德马不仅是一个宣扬爱邻居、爱邻国的人，更是一个为爱世界、爱人类的理念而奋斗终生的人。他是日本着名的和平主义者，或曰反战人士、鸽派人士。在他所着的《暴兵损民》和《禁止扩军》两本书中，宇都宫德马指出了扩军备战的四大罪恶：一是诱发战争，二是损害世界经济，三是消耗世界有限资源，四是导致政治腐败。
有意思的是，宇都宫德马的父亲宇都宫太郎是日本陆军大将。在小时候，他就被父亲送进陆军幼年学校，被寄望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军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他不仅从陆军幼年学校退学，还成了一名坚定的反战者，大声呼吁裁军。
这是理解宇都宫德马为中日友好而奔走的第一个维度。他不愿再看到两个邻国之间爆发残忍的、罪恶的战争。
理解他亲近中国的第二个维度是，他是着名的左翼人士。青少年时期的宇都宫德马就已接触并信仰共产主义，在京都大学经济部求学期间，还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左翼学生运动。
宇都宫德马还和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革命人士拥有类似的经历——被捕入狱。1929年，因发表了批判天皇制的论文，他被以“不敬罪”的名义被捕入狱，并遭到警察的严刑拷打。不过，像那些遭遇过迫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们一样，宇都宫德马也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经历而放弃信仰，这份信仰反而变得更加坚定。
出狱后的宇都宫德马先是兴办实业，后又跨入政界。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这样的路线是明智的选择——创办并运营“米脑法眼”制药厂获得的利润成为他从政的资金来源。从1952年开始，他连续十次当选众议员。1955年，他加入了日本自民党，成为了这个保守的政党当中最激进的左派。
在政坛上，宇都宫德马始终秉承“和平共处，恢复日苏、日中、日朝邦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一行。会见时，宇都宫德马把自己的着作《世界和平与裁军》赠送给李鹏总理。
交”的外交主张，是党内的“堂吉诃德式”人物，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号。在与他观念一致的首相上台时，他便成为重要的辅佐者；而当与他观念相左的首相上台后，他便成为最忠实的反对派。
在自民党内，这位知名的左翼还创建了名为“亚非问题研究会”的组织，并使之成为鸽派的据点。
可以想见，宇都宫德马为中日关系作出的贡献巨大——具体而言，1954年，他就穿越重重障碍访问了中国，并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其后，他又推动成立超越党派的议员组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这个组织与“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协会”和“日中友好会馆”等在日本专门从事与中国交流活动的非官方团体一起，被并称为“日中七团体”。
在中日两国缔结民间贸易协定的工作中，横跨企业界和政界的宇都宫德马也做了许多推动工作。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曾为两国友谊破冰的宇都宫德马将大部分精力投身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和平事业之上。1980年，他在国会发起成立了“促进国际裁军议员联盟”，随后又创办了月刊《裁军问题资料》。自那以后，这份杂志成为日本左翼人士发表政见的一块阵地。
《裁军问题资料》每期的社论，都由宇都宫德马亲自执笔，他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自卫队海外派兵、修改和平宪法等行径和动向进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