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读张爱玲，我已做好被她冻结悲喜的准备，可读着读着，尤其《炎樱语录》，竟让我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这篇文章很久之前就读过，读罢更加畏惧张爱玲的冷言冷眼，同时对文中那个令张爱玲引为知己的炎樱又想逼着自己爱但又爱不起来，后来才发现这一“逼着自己爱”的恶习是小时候被老师叫起来讲课本上某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分析试卷上某些文句的精妙之处时所遗憾练就的。是啊，那时候必须逼着自己先爱起来，否则一切的学业都万难进展下去——在未及开蒙的年代和未待选择之初，就已经被众人劝说着走上一条完全陌生的康庄大道，即便它真的通向光明，也万难抹去我心里有关黑暗的担忧和惊惧。所以，现在来看，当时对炎樱说不上“爱”，对张爱玲也说不上畏惧，两个完全与我隔空相望的遥远灵魂怎可轻易激荡起一个孩子心中最简单的情绪？所谓爱恨，习惯使然而已。
但此刻我是真的笑了。为张爱玲，为炎樱。读《私语》、《谈女人》时，有一瞬间我甚至揣摩：“是不是张爱玲同曾经的那个我一样，也曾一度‘被逼着恨’过。”阴霾在她的心底毕竟铺的太厚太厚，容不得她带着一丝爽朗去看世界，尤其看女人。从她的笔下走出的女人都是圆熟老练，娇嗔世俗的，虽然她仅有的对亲情的感受来自同是女人的姑姑，她为数不多的来自友情的感受来自同是女人的炎樱的等人，但除此之外女人并没有留给张爱玲多少温暖的留恋，尤其势力的佣人和魔鬼一样的继母更是剥夺了她童年的所有快乐。男人的世界张爱玲又是小心着跟在远处往里面偷瞧的，纵然不稀罕，但胡兰成的出现还是教她生出了对男人的美好憧憬，当然，短暂的美好要用一生的挚爱化成的灰烬来装饰。那一点被天才之才思挤压到羞怯的难能可贵的女人对男人的向往，终于在她以后的人生里彻底成为毒剂上贴着的标签了。也难怪张爱玲会“被逼着恨”，以及为什么她的笔下会流淌出今天我读到的冰冷的平静和疼痛的幸福。
炎樱带来的一点点快乐已足够张爱玲反复叨念，正如她写到的“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张爱玲可以没有亲人，爱人，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但没有一个人能给她刚刚好的快乐并教她可以找到镜子，欣赏到自己天性中的优美，估计张爱玲就写不出《流言》中的一些郁积着深情的淡淡絮语，也写不出《传奇》里的几篇衣冠楚楚的腐烂和荒唐。我们都能理解：悲惨的童年和曲折的人生经历对于一个伟大作家的读者们并非坏事，而那些天才的人生中偶尔闪烁的一丝甘甜也能让我们邪恶的期待找到些自我开脱的由头，继续放心地任由他们孤苦下去。
在此还想说点别的，为什么百般世味总逃不出一个苦字，无论怎样风光和平顺都有瞬间遭遇冲波逆折的危险？乍一看这是一个人生命题，而非文艺命题，其实这一命题无所谓置身虚实，都是好事的我们从书页上剥下来的精致的按语，其功用无非通过煞有介事的设问为看似平淡无奇的人生制造些假想的沟壑曲折，然后可以见诸随笔，可以装点回忆。这就是张爱玲的文章清冷自然的重要缘由，因为缺少无益的设问，所以不存在自圆其说的拉杂拖沓。当执卷者期望循着她的自问条理轻健地读下去，得到的只是干干净净的答案，许多年后或许会忽然发现原来心中也藏着匹配着这些答案的问题，那时候会像我在旅途中读《流言》里的《夜营的喇叭》、《〈传奇〉再版序》那样惊叹起张爱玲的绝世天才，同时问心无愧地感叹人生的神秘和际遇。
不觉然已经深夜，我终于合上《流言》，就像从未读过那样舒坦。张爱玲说过：“书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这话满可以出自当下任何一个被逼着去爱书的小学生之口，但联系到张爱玲对“朋友”的理解以及在“朋友”问题上的诸般遭遇，还是可以体会出张爱玲对书的那种“不类人”的热爱。缘何“不类人”？是因为我非常反感我们张口闭口表达对外物的喜爱总会费尽心思地拿出爱人和家人做比拟，最常见的是朋友，即便如狗贩子也断然可以轻易地说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而掩饰住提到“狗”时垂涎三尺的样子和提到“最好”时自以为是的狡黠。对外物喜爱的至纯境地应当是单纯地爱，正如张爱玲所言即便熟络如知交好友也依然可以调笑它带来的“近视”的不便，这是把东西当东西，而不是拿东西去就合人。很多年没有读过书而感到从未读过那样的舒坦了，就好比品尝一流厨师的烹调，唇齿留香而不淤积在胃里，可以在今后无数次地做回头客。
我又惊喜地发现人在旅途，无根无蒂就会变的随和与宽容。倘若让我坐在自家书房里读《流言》，莫说《说胡萝卜》、《写什么》这样的文章，即便驰名如《烬余录》、《天才梦》读来也多半出于仰慕而非珍爱。有人说这是废话，出了自己的地盘，离了自己熟悉的气候，又没有什么可读，不变的如饥似渴才邪性。可我无数次都在箱子里装了书而不愿意拿出来读，情愿被窗外飞驰后退的电线杆消化着。一方面我阅读上的“灵性”不再那么随缘，一方面，人在旅途，心真的变大了。火车上，深夜，发现了张爱玲，在去往上海的路上。
2010年5月30日
远近
前些天在上海参加活动，顺便把在那儿上学的好朋友袁欣约出来，两个老爷们儿见了面就拥抱在一起，十点多钟的周家嘴静息人声，单有疾驰而去的四轮钢铁匣子和碎在夜空里的寥落的霓虹。我们打车朝外滩去，对于一个彻底的“乡下人”和曾是乡下人如今努力要做“上海人”的家伙，外滩是一处俗不可耐然而又因这种空灵的亲近而必须要走走的地方。
袁欣告诉我，他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不去外滩；我告诉他，我也从不傻个脸独自到王府井、西单一类的地方。袁欣告诉我，他不喜欢自己目前的整体状况，但没有魄力去摔碎它，和它决裂；我告诉他，我也不喜欢自己正在忙碌的很多事，但不去抱怨，甚至不去故意愤恨什么。袁欣告诉我，他缺朋友，尤其出门在外，心里没着没落的；我告诉他，莫说出门在外，守着家门我也免不了孤独并恐惧着……袁欣指给我暑假他勤工俭学的地方，我说能不能在那些地方给我照张相，他说，你最好找别人，我不愿意；我想掏出点什么东西送给他，但手指在包里搅了个遍，仍没找到什么有故事的玩意儿。后来我暗自庆幸，幸亏没找到——“有故事”与“有意义”根本就是两码事，“故事”只是“意义”燃尽后剩下的烟蒂。很快到了午夜，袁欣的学校早已闭门谢客，寝室是回不去了；第二天我还要去世博会庸俗一把，多少得保存些体力。袁欣听到“世博会”，淡淡地告诉我他曾在试运营时去过，在美国馆打工的同学还给过他两个本应卖四十多块钱的汉堡。袁欣嘱我一定要去日本工业馆，可巧我正做一个有关铁矿的课题，是要去那里看看的……我陪他找到家很偏僻的网吧，上楼看过才放心地离开他会宾馆去。
第二天一早，我被同行的旅伴叫醒，整装待发之际忽然哪里也找不见钱包的踪影，大概过了四十分钟，我绝望了，立马把银行卡挂了失，并在心里企盼着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笨贼。为了不影响游世博会的心情，我逼迫自己迅速忘了钱包这回事。正准备随他们一起出门，忽然记起袁欣可能还在网吧，便拨通了他的手机。袁欣说昨夜我把伞忘在了他那里，他要给我送来，听说我钱包丢了，他更是坚持要过来给我送一些现金。我起先是拒绝，后来渐渐觉得除了暂时借用他的钱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保证我在余下的两天里行动自由，我忽然理解他昨夜提到的出门在外没着没落的感觉——只有一条路在那里，你爱走不走；只有一些渺茫的理由陈列着，你爱信不信。我让旅伴们先走一步，独自坐在宾馆大堂里等袁欣，刚一展开别人丢下的旧报纸，袁欣就到了。他把伞交给我并拿出二百块给我，我们正好可以一起去地铁站，分别的时候目送他走进相反方向的地铁，又渐渐在悬挂的手臂中不见了瘦削的身影，这才从心底迟疑地喊出声“再见”——那声道别想来不会比地铁带出的气流更悠徐吧。
这件事之前，我很少思考朋友的含义，觉得没有必要，而任何思考的结果正如心理学上解构人类情感一样显得生硬而苍凉。当我们不远不近地跟在彼此身后或任由彼此以各自喜欢的任何距离丈量我们之间的平衡位置，我的内心是轻松的；当我哪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尾随的并非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过是有关朋友的一种温暖丰润的虔诚，至于我们之间互相丈量距离的行为又终不过是礼貌地封闭自己所必要的戒备，我的内心是悲凉的。人生的最大落差并非来自于由峰尖摔至低谷；相反，在不断攀爬的过程中牵挂越来越少，在渴望冲顶的分分秒秒情感逐渐寡淡，以致初生的朝阳终于在眼里混同冷却的余晖，世上万物都无差别地服务于天地交错、沧桑更迭。走到最后，登临送目的只有自己一个人。从“合一”到“独一”——这是人生残忍的除法，是无从修缮的缺憾和落差。朋友与其说是欢聚的喜悦，不如说是离散时的挂念；与其同甘共苦，以求意气相投，不如各自平行，珍重汪洋大海中了然相忘的大自由。
我们无权用玫瑰和羽毛为他人打造爱的枷锁，更应拒绝别人以相同的借口递来囚心的铁笼。一路走来，我可以非常负责地讲：吆五喝六不是朋友，如胶似漆不是朋友，甚至在危难时伸出援手的都未必称得起朋友。如果我们非要给身边的人贴上朋友的标签，一旦成功，那非常遗憾，我们没有真正的朋友。
正如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包裹在善良的谜语里，朋友也是说不清楚的，我们互不交织，但又断绝不了勾连。朋友之间不懂得何谓“远近”，可以让关怀漂洋过海，也可以在相安无事的时候鸡犬相闻、怡然自乐；等哪一天与他不期而遇，就像熟悉自己的掌心一样熟悉他在或不在时的每一种感觉。
我的另一位朋友陈锦即将踏上出国留学的旅程，我们认识很多年，见面时话向来说的不多。尤其最近几年，在同一座城市上学但很少聚到一起干点什么。在我的印象里，我们没有什么“革命友情”——没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更没有共同的事业，甚至一度没有共同的爱好。第一次出去玩甚至不得不列出一张清单，写清楚几点几分干吗才不至于待在一起没有事干。我在很多场合都承认，陈锦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那个“之一”是照顾中国人的习惯不得不加的。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觉得和他在一起声称“朋友”毫不缺斤少两，和他在一起争执不休又毫不恼怒。
我的另一个朋友叫王希伟，近几年只有过年时才能在老家碰上一回；从未促膝长谈，因为我们都知道没这个必要。我总觉得，朋友向来都不是“交来”的，但凡攀交情，总有点什么奔头，互相之间无欲无求或者没开口就知道没有开口的必要，这种境界“交”不出来，就像培养天才一样。王希伟和我在初中入学时关系差的不得了，军训他住我上铺，我经常装作很不好惹的样子吓唬他，他也避我不及，但一开学我们见第一面时就和好了。
不管你承不承认，恨上一个人比爱上一个人来得容易，但恨透一个人比深爱一个人艰难得多，可见人性的本真还是好的，而由人性植出的友谊的绿苗，也一定天生就是向光的——它需要的只是空间和缘分。我和陈锦的朋友关系想来是出于缘分，即便培植友谊的土壤异常贫瘠，但有“缘分”这种人类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秘情感存在着，就把一生的相知相伴交到了上帝手中。谁说缘分是暂时的？没有瞬间，哪来的永恒！我和王希伟的友谊应当出自空间的原因吧，我们总是在一起，即便总是有冲突，但善良和善良搁在一起久了，彼此就认出了对方。
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说过，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说不清楚的，朋友也是。可是为了给文章结个尾，我倒很愿意把说不清楚的东西搅和的更混沌一些。远近、空间、缘分，都是星空上亮闪闪的一点，我的人生刚好从它们普降的光华下溜过，是幸运，是福气。
我经常梦到自己孤零零地坐在岸边，背后红尘滚滚、世态如织。不知何时身边多了几个朋友，相顾无言，只是陪我一起耐心地坐着；时间久了，我们分不清彼此，互相焦急地看着，忘了使用语言。从他们的眼中，我读出了诗一样的困惑：谁是那个我，我是哪片云？
2010年6月10日
遥远的清平乐
“清平乐”作为词牌，其来历无非先汉教坊、再唐教坊，此外更多的叙述就枯燥且于一般人无益了，倒是为我们留下清风细雨的晏殊、辛弃疾更加生动和鲜活。平时说起“清平乐”，我更陶醉于它的字面意思，不为外物所困，不为声名所累，活的干干净净、简简单单，此番乐趣何不可称清平之乐？对无福消受或甘愿抛弃清平乐者，即便浑身上下都能由浩繁青史考证出不得其乐之缘由，我也只能焚琴煮鹤、敬而远之。
若要评出古今中国最为热闹所累的人物，孔夫子算一号。一千个中国人心中有一千个孔夫子，而不是哈姆雷特；自公元前479年之后，中国人就稳定地活在由孔夫子而始、人尽不知其终的价值体系里；东方文化圈的四分之三圆都是儒教文化；自汉武帝、董仲舒之后，政治家及野心家也纷纷挤进了孔家的运交华盖之下，孔子的后人或成为奉祀君、或成为文宣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前年在台湾去世，马英九亲临颁发褒奖令并致追思感言……
至于近代史上非常有分量的几次社会大讨论、大思潮、甚至政治运动和前面随意列举的热闹相比都够不上级别。我时常庆幸中国曾出现过孔子，这是中国人之所以淌过两千多年历史的浑水而仍为中国人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甚至在这件事上愿意抛弃唯物史观，因为中华文明之浩瀚辉煌、生生不息确实和夫子存在直接的关系。
相信有不少中国人或是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汉学爱好者也基本同意我对孔夫子的定位，他睥睨的不止是时代，简直是文明的纽带和历史的鸿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白衣书生，都情愿用肩膀垫在他的脚下，两千多年下来，他脚下的位置已远在九霄星汉之外，我们踮起脚、伸长脖子，决眦仰视都非常吃力。每每想起这些，我既激动，又深感惋惜，夫子之清平乐怕是早已湮灭在彼时礼崩乐坏的无底绝望和后世子孙变本加厉的滚滚毁誉中。
历史若能打破因果循环，被后人随意还原，相信这世上将不再有遗憾，而且我们会因忽然成为亲历者而平添许多快乐。可惜的是，历史将不再有悬念，善恶美丑之间将不再有落差，我们将渐进忘却何谓“千钧一发”，何谓“机缘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