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与灰尘斗争到底
A
一天不收拾屋子里就到处都是灰尘。它们占领地板、茶几、电视机柜、沙发、书架、电脑桌、唱片架、餐桌、椅背。它们躲在床底下。它们躺进翻开一半的书里。它们钻进电脑机箱后面的电线接口，落在收录机的卡座上。甚至电话机按键和电脑键盘中间的凹槽也有着它们微小的颗粒。空气无处不在，它们就无处不在。它们是空气的伴生物。它们就是空气。灰尘的主要成分：皮屑，头发，体毛，烟灰，衣服上磨损的纤维。最主要的是皮屑。它们聚成蓬松的一团，像个小绒球，坚果那样大小，行走时的气流都能带动它们飞起来。冬天，我干燥的皮肤好像不断地在掉皮屑。可是掉得再怎么多也不会生长出这么多的灰尘啊。它们又是从哪儿长出来的？难道它们会裂变，会自我复制和增殖？每天早上，拉开窗帘，阳光射进屋子时就到处都是尘埃，飞扬着，盘旋着。其实它们一直都在，只是早晨斜射的光线把它们彰显了出来。我被尘埃包围着，被昆虫一样飞舞的尘埃包围着。嗓子眼堵得慌。我抖动衣裤，拍打床单，它们全都飞起来，飞起来。我的屋子就像一个装满了灰尘的大集装箱。总有一天，它们会湮灭我的呼吸。我一遍遍地擦拭。钟点工走了我就自己干。湿拖把、抹布、吸尘器，全用上了。我伏在地板上，像一只笨拙的树熊，擦呀擦。直到地板像一面镜子能照出我的脸才歇手不干。可是我一转身，它们像雨后树林里的蘑菇一样又长出来了。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里？这微小的过程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成天战战兢兢，眼睛像探测器一样在地板上移来移去，发现一星灰尘的颗粒就伏下身子赶紧把它们擦去。我成天干不了别的事，与灰尘的斗争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扇门出来推开另一扇门。我寻找、驱逐、消灭、清剿它们，可它们好像与我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只要我一转身，它们就会长出来。我几乎听见了它们角落处的尖叫，它们促狭的笑。嘿，嘿嘿，嘿嘿嘿。一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擦灰尘。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在擦灰尘。第三个电话，我还是说，我在擦灰尘。再也没有电话了，一整天里，电话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坐着。我也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想事。天色向晚，屋里的光线一点点暗去，桌子下面的脚好像被灰尘埋住了，动一动都很沉。我看着桌子下面我的脚，它们已经被黑暗截断。我抚摸着它们，就像抚摸消失了的一段生命，死去的一段时光。
B
下午三时起，对面五楼，那个男子的手就不住地在窗户上抹呀抹。他是在擦玻璃窗。看不见他的脸，也不知道他做着这事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只有一只戴着蓝色绦棉袖套的手在不住地抹呀抹。在我与他之间，我目测有三十米的平行距离。三十米的空气后面，是不锈钢防盗窗的棂条，再是铝合金窗。这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那些看不到的，其距离就不是可以用米来计量的了。穿过这个下午阴沉的空气，我的目光捕捉到了一只手在窗玻璃上的移动：从上到下，自左往右，从顶部的气窗到下面的窗档和窗台，如是循环不止。那只手，他移动着，擦过来，又抹过去，有时轻缓，有时滞重，就好像是一具另有着灵性的生命。再后来，窗子开了一条小缝，这只手不耐烦地伸到了外面擦拭。窗玻璃上映出了这只手的影子。现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只擦玻璃窗的手。一只是真实的，一只是它的影子。我可以想象擦玻璃窗的男子此时的身姿是努力前倾着的，踮着脚，头颈偏向另一边，他这个姿势好像要把自己的身子整个的送到窗外去。这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姿势，这个动作所呈现出的力度是迟缓的，坚韧的，一点一点蚀入到筋骨里去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这只手还在窗玻璃上抹呀抹。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间里，这个男子，已经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那只戴着蓝布袖套的手也从这扇窗户移到了另一扇。我突然止不住好奇，这个男子，他是谁？钟点工？下岗工人？退休教师？一个有些轻微洁癖的居家男人？这个同灰尘斗争着的男子，他一天天地抹呀，抹呀，就像一个殡仪馆里的工人，不住地擦拭着死者的脸。生命一日一日，就这样子抹掉了，抹掉了。我现在这样看着他，我敢断定，他也看着我。他看着对面窗口的那个男子，一会走动，一会抽烟，一张脸慢慢地被升起来的暮色销蚀掉。
瘤
它生长在腰与臀之间。缓慢地生长了三年。肌肤上一个轻微的隆起。手指触去，它会轻微地滑动，像皮肤下一只奔跑的幼鼠。它是怎样像种子一样生长的？我不知道。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大如一颗豌豆。再后来，长成一颗鹌鹑蛋大小。我想像它最初的生长，就像一滴雨的形成。开始是一粒毒素的尘埃（生活将在我身上积淀多少毒素），一天天地，周围集结了越来越多的纤维和脂肪。它在我睡眠时生长，在我谈话时生长，在我写字时生长，它生长，生长，缓慢地生长。直至有一天，我无意中隔着裤子摸到了它，有点点麻、痒，还有点恐惧。当然这恐惧很快被打消了。在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的三皮告诉我，这个叫“瘤”的体表突起，在医学上叫“囊肿”，皮脂腺囊肿。你可以不必理会它，它基本上是无害的。这又让它在我的身体上成长了三年。这三年，我与它相安无事。尤其开始一段时间，我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按理说，我们可以长期友好相处，犯不着上医院挨上一刀去切除它。可我最终还是上了医院。因为不管怎样说，平滑的肌肤上长出这么一个突起之物毕竟不是好事。它让我好长时间不敢进公共浴室（在我们这个南方小城，冬天洗澡只能上这样的公共浴室），夏天不敢上游泳场，大热天气里不敢赤膊。我怕听到这样的惊叹语气：啊，一个瘤！还受不了一次次这样的关心：哦，没事吧？不会再大了吧？当他们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病人。我就恨不得用一把闪亮的手术刀切除它，也切断他们杂乱的视线。自觉远离他们，成了我唯一能做的。可是我还是受不了，受不了他们关于此疾病的种种揣测。这些揣测不外乎以下这些：一、尚无证据表明它会传染，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二、这种疾病或许是遗传的，或许是器质性病变，如果是后者，此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问题。三、不排除以下种种心理问题的可能：这是一个心理时常受挫的人，一个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一个遭受压抑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个经常压抑自己的肝火和性欲的人。四、五、六……我终于挑选了冬日里晴朗的一天上医院去切除它。我必须去切除它。CT拍照显示，1．６０１．３０，这是它在我体内所占的空间，微小、椭圆，可是我感觉它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生活空间。光标在底片上滑动，在晦暗不明的身体内部滑动，骨骼、体液、脂肪、纤维。三皮说，你看，它是透明的，肯定是脂肪瘤，对对，就是囊肿，没大问题，其实你不必急着在冬天切除它，冬天气候干燥，刀伤缝合起来慢得多。可是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几乎是逼着三皮立即给我找一个外科大夫。十分钟后，我躺在了外科诊疗室的一张简易病床上。衣服上拉，裤子下拉，腰臀之间的这一圈皮肤裸露在了空气中。两分钟后，皮肤感到了酒精棉花擦拭的沁凉。局部的麻药针让我感到身体的这一部分不再是我的。五分钟后，我听到了皮肤割开的“嗖嗖”声，手术刀、镊子、小剪刀的“咔嚓”声，酒精棉花、金属托盘的“叮当”声。再过十来分钟，围着我的医生走开了。整个过程就这样不到二十分钟。我被嘱咐再在这张小床上躺半小时，待麻药的药性过了再起来。可是他们一走，我就迫不及待站起身，拉上裤子，整好衣服走出了诊疗室。一会儿我就来到医院门外的和义路上。我看着姚江公园里像哲学家一样散步沉思的病人。我看着河水，靛青的河水像冻住了。我看着河对岸的槐树路，那里没有车，也没有人，只有靛青色的天空，压着江岸细弱的柳树。真是个寒冷的冬天。
上坡·下坡·单车
解放桥开始整修了，施工队在烧电焊，焊花落进了桥下的河里。桥的两端用天蓝色的玻璃钢瓦设置了路障，车辆不能通行，行人也不能通行。每天清早，我都要为怎样去河对岸的银行大楼犯愁。那里有我办公的一张桌子。隔着河，土灰色的银行大楼看上去是那么近，可是要进入这个城堡却大费周折。去银行大楼有两种走法，每一种走法都要绕大半个圈，费时三十到四十分钟不等。第一种走法是向东。骑着单车，穿过解放北路上的十字路口，依次经过苍水街、中山东路、新江桥，再沿江岸的槐树公园骑行。路上要经过市政府、中山食苑、出版社、新华书店、雅戈尔大楼、E咖啡、长发商厦、新世纪百货、第二百货、新华联商厦、培罗成大楼、东门口邮局、新江桥、老外滩、金港大酒店。吹着江风上了新江桥（这里的风咸津津的，有了海水的气味），不远处是江厦桥、灵桥。这三座桥横跨着三条河，姚江、奉化江、甬江。这就是三江口，三条江汇流在一处的地方。很多人喜欢把它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但除了江宽，除了风大，除了停泊的船，我看不到别的什么。在这条路上我遇见过无数步履匆忙的公务员、店员、公司白领和成群结队逛街的妇女。走这条路的好处是新江桥不陡，不用费劲上坡下坡。不好之处是人挤，车挤，红绿灯多。第二种走法，从我白衣巷的住处，沿西河街向西，到翠柏路折向北，经新芝路、永丰桥、槐树路。这样走路远些，人车少些。路上会经过第二医院门诊大楼，中医院，高塘二村、三村、四村，高塘菜市场，槐树小区，槐树公寓。在永丰桥上还可以看到似乎永远都在施工的大剧院工地。永丰桥是这座城里我见过的最长的桥了。桥下是姚江和永丰路，再加两端的引桥，总长度一千米到一千五百米之间。我骑着单车晃晃悠悠上了桥面。大风好像要把我吹走。我弓身、猫腰，双脚用力蹬踏，蹬，蹬，蹬。随着蹬踏身子起伏，就像踩着一辆水车。蹬踏得厉害了屁股抬起来离开了座垫，人几乎站立在了单车上。上坡，下坡，单车滑行，转弯，直行。走完这座桥我总是大汗淋漓。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上坡，下坡，蹬着单车。像追赶着什么，又像被什么追赶。我三十六岁了。我几乎还什么都没有过。我刚刚开始学习观看，学习爱，学习谦逊，学习承受广大的寂寞。每天就这样，上坡，下坡，像一个少年一样蹬着单车。再把自己像一枚硬币塞进老虎机一样送进大楼。握手、点头、寒暄、表格、公文、方案、政治学习、流言。我写过诗，写过长篇小说，想开书店，贩运服装，都失败了。一个人可以忍受多少的失败？上坡，下坡，多么无聊。上坡，下坡，多么失败。下一场雪吧，下一场遮没这个世界的大雪。让我像马可瓦多一样，早晨醒来发现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消失了，我要赶往的单位消失了。至少是今天、城市、单位、晃动的脸，今天都找不到。
两年前发出的一道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