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一项命令，要我去一所中学任事，做某个副校长的秘书。那个副校长据说仕途行情看涨，不久将要去局里出任副局长一职。接到这个荒唐的命令，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去。领导和同志们都跑来做我工作。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我不服从上级的决定，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甚至有被审判的可能。这让我为自己的后半生感到了担忧。同时，我的软弱更让我感到了耻辱。一个人要屈服于权力的淫威是多么容易啊。据说那所中学就在我家的后门，但我家的后门只有一个幼儿园，并没有命令里说的那所中学。那么，这所中学是在我原先白衣巷的居所后面了？我记得那里对着小区的大门的确是有一所中学的，只是我想不起来到底是八中还是九中了。忽然好像明白过来，我住在白衣巷最迟也是两年前的事。那么，这道今天才送达我手中的命令是两年前就发出的吗？它为什么迟至今日才送达我的手上？这两年七百多个日夜，它被哪些手传递又曾经在哪些地方停留？尽管这是一道两年前的命令，但在我收到它之前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取消该命令的命令，那么也就是说它还是一道有效的命令。我还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它。费了些周折我还是找到了那所中学，见到了将要成为我的上司的副校长。我发现这个副校长我是认识的，好多年前还采访过他。但他装出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我也不好意思与他相认，作为一个下属是不好这么随便造次的。接下来副校长交给我今天的第一项任务，陪同他的夫人穿过菜市场回家。我的耳中一下子塞满了嘈杂的市声，菜市场里喧腾着的牲畜粪便和腐烂食物的气息几乎让我晕头转向。接下来我看到让我吃惊的一幕，副校长夫人提起一只公鸡和两条银色的带鱼飞跑起来。身材臃肿如同一只母鸭的夫人跑得如此迅疾只能让我目瞪口呆。她和无数死去的牲畜的影子一道在我眼前升了起来。
家庭景象
1.他翻箱倒柜，拉开大衣柜的橱门找一件方格子衬衣。他身材矮小，一脸的孩子气。他蹲着身翻底层的一排抽屉。看起来要高大得多的她俯身在他上方。背景中是一张堆得乱七八糟的床，几乎占去了半个房间。一只不锈钢热水瓶，一张铁架子小方桌。门后还有一只猫。后来他们一起出门，去参加他一个同学的生日宴会。经过楼梯转角时，她突然紧紧地挤靠着他。
2.他紧紧地抓着她。他不在乎如何抓住她或者抓到了她身上的哪一部分。重要的是他已经抓着了她。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欲求和渴望。如果有可能，他也会同样喜悦地抓住她的鞋带不放的。
3.她将双臂置于脑后，腿分得很开。一个把自己交出去的动作。他踞坐着，动作有点儿僵硬，有点儿紧张。对疲惫的他来说，她的身体有点遥不可及。皱纹和毛发，漩涡和隆起，罅隙和褶子。他弯着腰，看似努力，但他僵持的姿态中暴露出某种沮丧和无精打采的表情。
4.现在是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他们并排躺着，靠得很近，但是并不触及对方的肌肤。好像两块各有其风俗和历史的大陆，中间没有桥梁连接。他们背对背躺着，似乎两人的手上都握着一把匕首，正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扎向对方。
5.他越来越感到婚姻生活就像一只不停旋转的洗衣筒。有一个晚上，他想起了以前的女友。前女友穿着一条黄颜色的裙子，像一只醒目的蝴蝶。她的一辆摩托车倒在了地上。她使尽力气也扶不起来，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他。真实地发生在这年夏天的情形是这样的：在他单位的门口，她那辆满是铁锈的自行车掉链了，她弄得满手油污，通红的脸渗出细小的汗珠子。他帮她整好了车子。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天她正与新婚不久的丈夫闹别扭。她给他打电话，好半天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抱着儿子哭。后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一家茶馆里见了面，他的第一句话蹩脚得像是一部国产电影里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你的额头还像过去一样光洁。
托尔斯泰的蚂蚁
托尔斯泰五六岁的时候，经常和他的三个哥哥一起玩一种蚂蚁兄弟的游戏。他们找来几把椅子，用箱子、盒子把土丘下爬来爬去的蚂蚁围起来，然后他们蒙上头巾，钻到椅子底下，在黑暗中紧紧偎着坐在一起。他说他就是由此感受到了爱与同情这些特殊的感情。那时，他的一生刚刚开始，他和他的三个哥哥把这个游戏视作共同的秘密。很长时间他们都相信，谁一旦拥有了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借此成为幸福的人，没有疾病，没有不幸，永远不吵架不生气，就像蚂蚁兄弟一样相亲相爱。他的大哥声称，他已经把这个秘密写在了一根小绿棒上，并埋在了某个林子的路边。他低声对大哥说，我死了后就把我葬在那里吧，反正人死了后总要有个地方埋葬的。到了晚年，有一天，他和小女儿骑马经过那个林子，他突然大叫了一声，扬扬马鞭对女儿说：就在那儿，那儿，那几棵树的中间，我死后就把我埋在那里吧。可是他最终还是死在了路上，死在旅途中的一个三等火车站里。他在这个火车站里进入了通向永生的窄门，随身带走的是一件宽松的灰色法兰绒上衣，一条灰色长裤，一双灰色长羊毛袜，一双夜间穿的便鞋。
他从自己的生活里逃开了。他好像一直在奔逃——“屈从然后解脱”。
他对世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被捆绑着，他想把绑着的两只手松开，他哭喊，他觉得不公和残忍，但没有一个人帮他。在半明半暗中，似乎有人走近，还向他弯下腰来，但就是没有人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初始记忆？成长以后他猜测：一、裹在襁褓里，想把手伸到外面来；二、为了不让他抓疹子，大人把他的手捆住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绑着”，成了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生命印象，这一场景不住地暗示他：我是脆弱的，我需要力量，而他们则是强有力的。
人与人的区别何在？或许就在于“屈从”和“解脱”方式和程度的不同。
天一阁
从长春路转入天一街，天就暗了。长春路上满街樟树，而此间的树木愈加茂密。不足十米宽的小街，两边蔓长的枝叶纵横交错着几乎让天光漏不下来。即便百米外的大马路上日光朗照，这里也还是暗。那般的暗，一叠叠地加深，加重，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水底。枝叶罅隙间漏下的几缕光则成了晃动的水纹。还有一个差堪比拟的经验，是一个人走在剧院长长的走廊，那长廊似乎在无限地延展，你走着，却不知道内里的剧院将要上演的是一出什么戏。但这街事实上并没有如此幽深，它一目到底，百米开外就是天一阁森然的西大门。谁说这不是又一个剧院呢。那里的假山、亭台、楼阁、花园和花园里的阴影不也同样像戏台上的布景一般，虚幻，且美好。一个家族四百年的惊情故事在这里上演，老爷，侍妾，小姐，丫环，兵部侍郎，哲学家，教师，诗人与盗贼。一些人来过，一些人离去。还有一些人在黑暗的楼梯里静气屏息蹑足行走，饿了吞枣，渴了吃雪。对书籍的尊崇使他们不自觉地拱肩、弯背，把头勾得低低的，如同一条条衰老的虫子。这些故事的前传，则是这个园子的主人范侍郎如同一颗不安分的精子般的游荡生涯：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陆，伴随着他的宦游的是越来越重的书囊和一颗从躁动到疲惫的心。还有关于芸，一种能媲蠹鱼的优雅的植物的传说——几百年来在这个神话化了的家族故事里，我说到的芸，演化成了一个哀怨的妇人的名字——“这个女人只是抱了花蕾睡”——她对文字的敏感如同对异性手指触摸的敏感。于是乎，小姐郁郁而终，死前的手指还指着园中藏书的阁楼——设若有来生，我倒情愿她转世成了黄宗羲在1673年秋天看见过的那只在花园中白色闪电般飞掠而过的白鼠——她轻盈的腰身足可以登临十丈高的风火墙，并像一张薄薄的纸片侧身挤入那些藏书的黑匣子——在更早的宋人的笔记里，她又叫“七里香”——“叶类婉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芳，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女人与植物，妖娆的，或是苍白的，哦，这些阴性的名词，这些潮湿的虚虚实实的往事。这些故事让我迷惑。是的，迷惑。它们让我一靠近天一街就仿佛闻到明朝雨水的气息，那样的腐朽和清新，如同花朵沤烂在水里。东明草堂、西园、曲池、南园、水北阁，这个南方中国的古老园子好像有着魅人心性的神秘力量，那么多年了，我一次次地进入其中，那么多的门，正门、边门、暗门，还有门背后的一处处转折、暗道，还是会让我一次次地迷路。我曾经把这个古老的园子作为我在这座终日海风吹彻的城里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隐喻：一个令人迷惑的园子，它内部交错的小径，直接对应于生活背后的幽暗和神秘。1997年，它初次出现在我梦中——实际的情形是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它——醒来后我记下了那次梦乡旅行：梦里的情境好像是冬日的夜间——天色有着一种暖洋洋的玫瑰红——下过雨，天一阁墙门外的水洼闪闪发光。青砖铺成的甬道，非常长，像清宫戏里的某个场景。旁边的屋子里，木匠在锯一根根圆木，空气里有好闻的刨花的香气。夜色中的楼阁、翘檐，好像是比墨还黑的纸剪出来的。我为什么会梦见这座玫瑰色夜空下的古老建筑？它诡异的外形又在向我昭示什么呢？十年后我再度描述这个梦，生活已越来越让我感到是一座让人迷失的宫殿。
当年画栋横朱楼，今日尘埃在荆棘。那是一个叫陈登原的历史学家在1930年夏天访天一阁的心情。从叙述来看，他也是从西大门进入这个园子的。只是不好断定他之所谓“纡回”、“屈折”而入的“鸟道”，是不是今日这条如同在水底的街巷？陈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忠实记下了他之所见：杂生的怒草，苔藓与爬山虎，见人乱窜的飞燕，酱紫的木头楼梯（已从原位置抽去）与全祖望的字，屋宇纵深处几乎不见底的黑。让我高兴的是陈登原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屋子深处的黑。从某种含义上说，正是这黑，一次次地吸引着我进入这个园子并努力想去看个究竟，它对我的诱引，或可说远甚于可感的碑林、石像、珍本或一张明代的印版。“其处甚昏黑，几无以辨人”——黑暗中浮上历史学家记忆的是这个园子的第一个客人黄宗羲，他断定，就是那架抽去了的楼梯把1673年秋天的黄宗羲送入了这个园子的秘密心脏：藏书楼。“前修可念，为之默尔”，他这样对我们说。1930年的陈登原想象着1673年的黄宗羲，而我在2006年春天想象着1930年的陈登原想象着若干年后他一个人在西北孤独地死，想象着1673年的黄宗羲。我见过照片上的陈登原：瘦，且老，一张愤怒者的脸，严厉地盯视着你，让你为品行的不洁和对花园里的妇女的遐想羞愧。愤怒的陈登原说出这样温暖的话真让人吃惊。而他后来在用了半年时间完成的《天一阁藏书考》中，把书视作范氏家族灾祸的种子，更显出了学者身上难得一见的人性的关怀：“范氏藏书，自懋柱以来，无读书种子久矣。家贫者以书为奇货，而有串同盗窃之嫌；家贫者忙于赎书，亦多牵累之虞。是则书为范氏祸，明矣……”
每天早晨我经过天一阁西大门的时间是八点三十分。此时阳光正从青灰的院墙后面蔓延开来——当然须是晴天——天一街两边旧街区的房子里，老妇人生起了炉子，呛人的烟缭绕着总不肯散去。再过去，汽车修理厂打开了锈蚀的铁门，穿蓝色工装的修理工开始用钢钎敲打汽车轮胎。“梆梆梆，梆梆梆”。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用他们拙笨的动作跳一支《喜唰唰》。或许今天是个好日子了。前一日抵达的从上海或江苏方向来的大客车把一天里的第一批客人拉到了天一阁西大门口。在郭沫若和潘天寿的字后面，尽职的门卫结束晨练，坐到了功德箱般的桌子后面，他的桌上摊开着一本股市大全。而此时，阳光正透过头顶密云般的樟树叶，落在范钦先生石像的肩头，并顺着他衣服上的皱褶，落在他膝前的青砖地上。
（原载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