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海德格尔对语言给予了独特的关注，强调的是语言与存在、思想的相互生成，而不是把存在、思想规定在语言学、语言科学之中，这却是德里达没有给予足够注意的。其实，我们不可能对形而上学进行绝对彻底的批判，因为不可能站在形而上学之外来批判形而上学。
为此，“德里达断定，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十分巧妙，与德里达所说的‘非存在’十分接近。然而它仍然属于它所批判的东西，仍然未跳出存在的圈子，和向失去的根源复归这种神话。”（［美］劳伦斯·卡弘：《哲学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322页。）要找到一种完全脱离形而上学的语言来批判形而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这种努力在其本性上，都只是赋予形而上学以不同的样式而已。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就是要拆解形而上学的压制性的等级结构，消解以存在为中心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等。
3.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不同策略
在反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德里达与海德格尔有着共同的地方，“总而言之，海德格尔宣称的反现代主义和德里达暗指的后现代主义汇合于一个共同的批判对象：作为某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最佳居留场所的现代性。”（［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0，第289页。）以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为中心，现代性基于二元分立的认识论，把理性及其规定推向了极致，这是形而上学的一种集中而典型的体现。
但在德里达与海德格尔两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差异。由于并没有彻底走出近代认识论及其困境，现代性仍然受制于形而上学。虽然，充分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意义，但晚期的海德格尔也未能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仍然面临着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在反对仅仅把语言作为工具这一观点上，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具有一致性。差别在于，海德格尔把语言当作思想、存在的家园，他仍然强调基础与根据的重要性，尽管这种作为家园的语言既不同于作为工具的语言，也有别于形而上学的本质。德里达则将语言看成是人的生命运动，如心灵书写等。
德里达不仅反对现有的一切规定性，而主张一种无规定性的思想。针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思想，德里达认为，“在‘此在的超越性’中，实体－本体论差别及其根据（Grund）并不是绝对本源的东西。分延才是更‘本源’的东西，但我们再也不能将它称为‘本源’，也不能称为‘根据’，因为这些概念本质上属于存在—神学的历史，也就是说属于抹去差别的系统。”（［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32页。）而正是差异为系统及其整一性的消解提供了可能。
在存在论上，海德格尔强调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但作为一独特的存在者，此在在其敞开中，开启了通达存在的道路，这是克服西方形而上学的重要前提。德里达则用分延（延异）（differance）去揭示语言在生成中的差异性特征，进而消解思想的同一性与共同本质。在这里，分延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作为差异的运动，分延不假设任何超本质的存在，也不依赖包括自身在内的任何原则。德里达的分延揭示了能指与所指的区分的任意性，从而动摇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
从解构主义策略出发，德里达采取了更激进、更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立场，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归为在场的形而上学。不同于传统哲学家，德里达从不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为目的，而是去揭示形而上学的症结，并对其结构给予拆解。
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瓦解，是在一种独一无二的循环中进行的。在这里，德里达用分延产生的自由游戏，去消解一切原则与形而上学基础。在反形而上学的切入点上，德里达与海德格尔是不同的。“这样，海德格尔从历史形而上学或者说一种被颠覆了的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到了柏拉图与尼采之间的明显相似之处，而德里达则在文本性的高度上看到了这两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德］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36页。）整个形而上学错误地以为是在与世界的原初打交道，实际上却只是与本原的替补相关联。
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对应，有的只是互文性，或能指自身的游戏，所指从来都是隐而不现的。作为一种互文性，文本性表明了读者不可避免地使用形而上学的语言与概念，从而陷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网络之中。德里达从文本的角度，给予了形而上学更为彻底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又成为了一种新的在场的形而上学。
在场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有问题则在于，“相信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就陷入到了德里达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city）之中——这是又一个解构主义所要决意揭露的西方文化中的重大幻象。”（［英］斯图亚特·西姆：《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67页。）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似乎仍然具有主体论的残余，尽管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主体。德里达认为，符号是所指的东西的替代物，某种东西的符号就意味着那个东西的不在场。
作为人的规定，此在自身也处于生存、生成之中。海德格尔把存在看成是在场的根据，而且存在在本性上可以是自身消解的，这却是德里达未曾注意到的。同时，德里达也没有看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即虚无的思想在反形而上学中的根本意义。当然，海德格尔的作品、存在者毕竟还不是纯粹的文本。
通过文本与痕迹，德里达消解了存在的实体化和在场的困境，同时以与传统语言、思想的断裂，从而解构思想原初的整一性，这种整一性正是形而上学得以留存的可能之所在。德里达只看到了海德格尔存在的在场性，没有对存在的生成性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反形而上学问题上的差异，表明了究竟什么是形而上学，这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4.德里达也同样会沦为形而上学吗？
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是形而上学，除了其存在的在场性特征之外，“但是根据德里达的观点，取代了积极的支配的，是存在向具体存在的消极接近”（［美］劳伦斯·卡弘：《哲学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323页。）这或许正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主体论的残余。在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海德格尔主要是以时间性去克服存在的在场性的弊端，而德里达则以替补、痕迹去解构这种在场性。
德里达消解了文学作品与存在的关联，在能指、替补与分延的游戏中，存在的在场性被取消了。德里达的更为彻底的反理性形而上学观点表明，他把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归结为语音中心主义，海德格尔的思想同样属于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之列。
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总是在追求一个永恒的中心，即形而上学的本源，这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典型。也可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总是设定并探求事物背后存在着的终极的形而上学本质。德里达把书写看成是经过“涂改”的符号，它摆脱了一切形而上学概念。
在德里达那里，结构的内容不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及其相关的结构主义批评，更主要的是指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从差异、多元的视角出发，后现代主义把基础主义、表象主义与普遍主义等作为批判的主要目标。德里达认为，语音中心主义是在场的形而上学与语言中心论的结合。
因为，“一种没有分延的声音，一种无书写的声音绝对是活生生的，而同时又是绝对死亡的。”（［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商务印书馆，1999，第131页。）在这里，分延表征了符号的差别，以及它所推迟的所指的出场，使符号只能停留在能指与所指的差异中。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强调甚至崇尚声音语言，贬低书写语言。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的语言学及以后的结构主义，都没有超出语音中心主义，并由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思想。
基于对索绪尔的说话之于书写的首要性的批判，德里达转而赋予写作以特权，并重新定义书写语言，认为它包括言语以及其它的发音动作。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能指仍然被首要地限定在语音上，而所谓的所指却指向了对应着具有无限意味的传统真理。其实，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何简单关联，无论是统一，还是对立，都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产物。同时，这种简单关联又反过来强化了形而上学思想。
在这里，德里达的差异、分延本身，就是对这种简单关联的放弃。德里达强调了文字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文字取代语言的本体性地位。德里达认为，文字语言更接近于纯意义。作为文字的固有能力，播撒意味着潜在的不在场，它揭示的是文本的零乱、松散与重复，从而不断地瓦解着文本及其整体性。
德里达揭示了语言永远运动、流变的本性，语词没有最终的、超验的、中心的性质。德里达的互文性表明，作品没有明确的界限，文本间发生着相互的播撒与消解。存在不断被否定，中心发生着不断的转移，在场的空缺由不在场来替补。在德里达看来，书本、语音与语言的终结处，正是文字的开端之处。
德里达关于拆解的理论，充分展开了索绪尔的差别是语言价值的源泉的理论，批判了索绪尔的能指表达所指的静止的符号理论。在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展开批判的基础上，德里达提出了一种动态的文本理论。他认为，文本是有生命力的，各个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转化，每一文本都会参照其它文本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
在这里，德里达把文本意义的变化称为痕迹，并用痕迹取代了索绪尔的符号。痕迹是一种不可感知的东西，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来无踪，去无影，几乎什么都不是，可又什么都是。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痕迹不再是符号学所说的能指，也不是能指所意指的所指，传统的二元对立与关联，在这里已失去了根本的意义。海德格尔仍然存有形而上学倾向，“德里达为了抵制这种倾向，便提出了另一种譬喻，‘无底的棋盘’，这是除其本身以外并无含义的游戏，并没有支持它、通过它来说话的深层的藉以支撑的根基。”（［美］D。C。霍埃：《批评的循环——文史哲解释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98页。）在这里，痕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几乎什么都不是，但又无处不在。
不同于作品、客体与对象，文本发生着不断的生成与流变。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并非基于本原，而只是关涉本原的替补物。互文性还表明，各个文本之间也是相互生成的。在不断的生成中，文本消解了一切固定不变的基础。德里达的文字、文本是否会替代声音，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呢？
5.德里达与无穷尽的解构之途
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海德格尔的深刻性在于他对形而上学的理性根基的动摇，这种批判的独特性在于海德格尔自己并没有局限于理性之中，而是选择了基础存在论这一重要维度。加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的发展所遇到的一切批评，都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立场上去。但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存在基础与黑格尔思想的理性基础的根本差异，却没有得到加达默尔的足够重视。
按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解构所针对的是理性基础，还有存在论与一切形而上学预设。在解构主义看来，一切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都是结构，而一切结构都必须被消解。那么，这种解构也必然会指向德里达自身。也就是说，解构是一种无穷尽的过程。
在这里，“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试图克服艺术／世界对立，并赋予两者同等资格。如果所有的都是一般本文，那么本文／本文之外的对立就失去了其针对性。”（［英］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德里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03页。）也就是说，德里达的无底棋盘的游戏是既没有根基的，也没有本质与根据，因而是最具解构力的。西方哲学史既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也是一部形而上学被不断解构的历史。德里达认为，言语常被纳入语言学、语言科学的研究之中，而文字及其研究却很少与这些学科密切关联，这使文字既幸免于形而上学，但又缺乏自身的建构。这也就同时表明，对形而上学的解构是无止境的，这一点对于德里达也同样如此。
德里达把历史的解说看成是结构与解构的循环。结构并没有先天的、个别的中心，它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差异构成的。由于差异的变化，结构也发生着变化。同时，由于文本的开放性、不稳定性，在阅读与写作文本时，原来文本的结构发生着不断的拆解和破译，而形成了另一种新的文本结构。分延不仅表征了空间上的差异，而且也揭示了时间上的绵延，二者共同促使文本结构发生变化。
在德里达那里，结构不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及其结构，更指涉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其实，整个西方思想也总是处于结构与解构的不断循环之中。当海德格尔对先前的形而上学展开深刻的批判时，他自己的思想也同样被德里达指责为形而上学。
晚期的海德格尔，提出了一条通向语言的道路。“通向语言之路要让我们经验作为语言的语言，而不是把语言说明为这个或那个东西，因而与语言失之交臂。”（［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04，第248页。）这里的语言不是语言学、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强调的是语言与存在、思想的相互生成。言语与文字谁为本源，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都是德里达极为关注的问题。
但是，德里达似乎走得更远，他以文字学取代了语言学。作为文字的科学，文字学被要求不再接受其他人文科学的指导概念，或从传统形而上学中接受这类概念。没有固定不变的中心的结构也同样是一种结构，尽管解构主义自身的结构是开放的、非封闭的。但是，德里达也同样摆脱不了形而上学这一根本命运。
当然，这里还涉及到究竟什么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德里达开辟的彻底的反形而上学道路，无疑是永无止境的。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如果它是什么的话，“……那它也是对于存在（Being）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法］雅克·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8页。）通过符号的指代，替补与缺席的存在保持距离并主宰这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