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会造成深深的创伤，但我们想到创伤时，往往不会想起背叛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战争、地震、海啸、车祸，并且认为这就是创伤。我们通常忽略了背叛的创伤和它的影响，有些背叛相对来说无足挂齿，但许多背叛本身就是重大的创伤事件。例如，儿童受到父母性侵、遭到同伴强奸或者诸如大屠杀的社会事件，这些都属于背叛和创伤事件。我们将之统称为背叛创伤。
詹妮弗·弗尔德于1990年代末创立了背叛创伤理论以诠释一个困惑：为什么有人会忘记自己受过的创伤？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亨德里克·詹森（Hendrik Janssen）的案例，他是名颇有造诣的医师，向我们讲述了忘记重大创伤的经历——他在小时候受到牧师的性侵。
亨德里克这样写道：
我在六岁到八岁之间遭到一位牧师的性侵。直到我成年后，才记起这段经历。多年来，我经常记得自己去教堂后就会生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1990年，在住院医师实习时期，我的抑郁症恶化了，遂去寻求帮助。治疗期间，我的记忆慢慢涌上心头——当时我每周去看1次治疗师。期间我抽出4个周末参加了一个研讨班，里面有20多个人，他们会讨论自己的过去等。每个人都会分享自己过往的经历（有些是痛楚的经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第一次开始回忆起那段时光。这也是我首次将那段经历讲述出来。我被一个男人性侵的记忆开始浮现出来——我当即就知道我回忆起的是被一个男人性侵的经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仍然会有点拒绝相信它的真实性。性侵的细节——什么时候发生的、他都做了什么、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次数、谁知道这件事——都零零碎碎地在脑海中浮现。当我继续谈论这件事，并告诉我家人时，我记起了更多的事情。起初有些记忆会让我感到困惑——它们就像拼图一样支离破碎地浮现出来，有时我不确定某些记忆碎片应放在记忆这个大拼图中哪个地方。一旦我开口谈论这件事，有些记忆就自己冒出来了，就像其他记忆一样——向别人讲述、回到事发的情境中——激起更多的回忆。当我在回想发生了什么时，大多数记忆片段便自主地浮现出来，摆在拼图中属于自己的位置，随后我就会和治疗师分享、讨论我的故事。
亨德里克同时谈到：
当这些记忆开始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回到了那个教堂，也做了好多事情。那位牧师已经去世了，但他是被教堂解雇（秘密解雇）的，因为他性侵自己的孙子，当时他也承认了这件事情。自此，我找到了几位受害者——大多数是他自己家族中的人。由于诸多原因，其中包括我回忆起教堂一位领导者知道我受到性侵一事，我对这个教堂提起民事诉讼并胜诉了。我们确实找到了很多证明资料。
很多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亨德里克对自己在儿时受到性侵的记忆属实。在诉讼过程中，亨德里克提供了多种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牧师亲口承认性侵自己孙子的证据，以及亨德里克被他性侵一事的目击者证词。
亨德里克所经历的是一种可怕的创伤，也是一种严重的背叛。我们想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经历。我们问亨德里克：“你还记得在你6～8岁的时候，你与你的家人关系怎么样？你的父母和家庭是什么样的呢？”
亨德里克回答：
我的家里一共有7个孩子，最小和最大的孩子相差20岁。我在家中排行第五。我们在一个农场中长大——父亲整天忙于挣钱、养家糊口。母亲大半生都受到抑郁症反复发作的折磨。她有一次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在医院中接受治疗，有时也会去个十天半月的。母亲那次较长时间的住院发生在我遭到性侵之前（牧师知道我妈妈住院）。我们几个孩子总是会担心母亲的健康。在6～8岁时期，我成天为母亲的健康忧心忡忡。我们一家人很团结、相处很融洽，但是我觉得自己总在照顾她，而不是她照顾我们。
我父亲是个很沉默的人，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和他谈论自己遇到的问题，或者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经常寡言少语，有时会好几天不说话——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内，他心里有气。他从来不会直接打我，他一直对我很好。不过，他确实或多或少地性侵过我的姐姐们（在我出事那段时间内）——我当时很小，不过还是知道一点的。
我们让亨德里克讲述父亲对他姐姐性侵的事情：
我的姐姐帕蒂（Patty）只是被父亲乱摸过，没有进一步过分的行为——他试图扒掉她内衣，当她拒绝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直到10年前，我们家人把这件事抖出来，我才知道真相。我父亲承认了这件事，好像这已经无足挂齿一样，我姐姐帕蒂对此也开诚布公。
我的另一个姐姐简（Jane）受到的侵犯程度更深一些，发生过****。我知道这件事要比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早一点（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当时我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父亲在床上伤害过她。我父亲承认对她性侵过，虽然没有全部承认。我知道这不是孤立的小事件，可能发生在我妈妈住院期间。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何时开始的，也不知道多久发生一次。当时我很小，真的不记得任何蛛丝马迹，除了我刚才提到过的。我知道她去看过医生，当她长大一点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很担心（极其担心）她会怀孕——但在那时，我觉得她与父亲有牵连。我大姐记得简向她讲过父亲曾试图摸她，事后简还去找父亲谈话。
姐姐简从遭到性侵后开始出现饮食失调（暴食症），我有一段时间也会这样。
亨德里克讲述了被自己信任的人（教堂里的牧师）性侵的经历，同时他也讲述了一个性侵肆虐的家庭往事。亨德里克被他当地的教堂和家庭同时背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忘记了所有的背叛。
创立背叛创伤理论是用来解释忘记和忽略背叛经历的原因。核心思想是选择忘记和忽略让受到侵犯的受害者继续生活下去。这一理论引用了两个事实依据：我们身为社会人的本性以及我们需要依赖他人。第一，我们在婴儿时期极其脆弱，一种强烈的依恋感由此而生。第二，为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无时无刻都要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人性的这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稳妥地活在社会上，但是当我们依赖的人竟成为背叛我们的人时，这两种标准的反应开始互相掐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先逐一探讨这些概念。
依赖看护人
婴儿脱离娘胎后，几乎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如果你对比一下任何其他刚出生的动物，你就会领会到婴儿是有多么无助。虽然婴儿可以逐渐地学习生存技能，但这一过程耗时太长。其实，婴儿从出生到接下来的几个月几乎完全依赖看护人，之后的数年里，也是十分依赖。这种长期的依赖可能部分因为人类天生具有高度依恋系统。依恋系统这个术语是由研究者命名的，用于表示所有婴儿和看护者相互喜爱的过程，包括婴儿的笑声和呱呱学语的声音、抱与被抱的渴望、婴儿散发的奶气等。
值得注意的是，看护者和婴儿都有依恋系统——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也就是说依恋需要双方做出一些行为以激发对方的依恋感。如果婴儿总是不笑或者不发出声音，如果幼儿不与看护者拥抱或进行眼神交流，那么这个孩子不仅仅会丧失自己对看护者的依恋感，还会让看护者对自己的依恋感消逝。没有了看护者的依恋，婴儿或孩子可能就没人照顾，这意味着他们有死亡的危险。这是关键的一点，因为它意味着婴儿和孩子有一个“天性”——依恋看护者，从而激发看护者的依恋和关爱。在没有能力独立的情况下，依恋是必要的。人在生活中往往需要依赖他人，即便过了婴儿期和儿童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依恋体系和维持人际关系的必要性促使我们对重要之人的背叛视而不见。
社会契约、信任、发现骗子的人
除了依赖另一个人照看自己，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相互依赖：我们时常与另一个人做交易，称为“社会契约”，这包罗万象，从重大的契约比如婚姻，到日常生活中的合约比如我给你半块三明治回报你送我的半块馅饼。我们交换物品、交流工作、做交易、讨价还价，而且我们总是做一些成本-效益谈判。如此无处不在的社会契约是我们之所以为社会人的核心。就连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也不例外。其实，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包含许多重要的社会契约：你保守我的秘密，我对你的秘密守口如瓶；你对我忠诚，我也会忠诚相待等。
社会契约依赖于信任。只要协议与解决问题的时间存在偏差，就会彰显出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我同意保守你的秘密——这是个时间协议。我同意在你提供服务之后会给你开一张支票——这是一个随着时间而生效的协议。如果在某时达成了一份协议，但是协议上的内容只在另一个时间被完全履行，这就需要信任。
只要出现社会契约，尤其是依赖于信任的契约，都有可能会发生违约的现象。换句话说，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个交易中都有可能被骗。我们在每一个社会契约中都有可能遭到背叛。而且，亲密关系（依赖彼此信任）中的背叛最令人痛苦。
因为我们可能在社会契约中遭到背叛，所以我们通过人类进化史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掌握了可以精准地察觉他人背叛行为的能力。其实，进化心理学家为此提出了一个术语来描述我们特殊的技能：骗子侦察者（cheater detectors）。进化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ase-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by）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对违反社会契约的行为，即欺骗的争辩频次要远远高于力求争辩需要同样辩解逻辑的其他问题。
我们察觉出骗子的能力是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减少背叛的可能性。大部分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被骗或遭到背叛时，我们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一种负面的反应席卷我们，例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提到过的落差感或迷惑。这种因一个想法或一个念头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反应会进而诱发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曾遭受过欺骗或背叛，我们会采取以下反应中的一种：其中一种反应是面对，另一种是逃避。两种反应都会保护我们免受欺骗的伤害。例如，如果你被一个朋友欺骗，你可能会与朋友当面对质，讨个说法，或者你可能与其断绝往来，以免再次受到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