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不仅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而且还用宪政思想来规劝共产党。比如1938年，他曾经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毛泽东提出，近代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统一。在诸多统一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军权的统一。因此，他希望毛泽东主动取消边区、主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以便增进全国团结，有利于持久抗战。
四、民主宪法的起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关于这个问题，《会谈纪要》有如下表述：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于是，当1946年政协会议开幕之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时张君劢刚从海外回来，就承担了起草《政协宪草》的重任。因为他多年来致力于宪政研究，并事先写成一稿，所以当此稿付诸讨论时，获得各方面好评。有人认为张君劢匠心独运，在这部宪草“以五权之名，行三权分立之实”，弥补了《五五宪草》的局限性。也有人说：“张君劢的这种设计，（使）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如获至宝，佩服之至。”
由于政协会议的召开，使国共关系在表面上达到最佳状态。但是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之后，基于对东北战略要地的争夺，国共两党的关系明显恶化。不久，战火蔓延到关内，山西、河北、江苏等地的军事冲突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的谈判也濒于破裂。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便积蓄力量发动内战；共产党则宣称因为国民党毫无诚意，所以他们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了让这次大会成为国民党的独角戏，中共力劝作为第三势力的民盟采取一致行动，抵制国民大会的召开。但是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和以张君劢为首的民社党（即国社党）却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中共看来，参加不参加这次大会，乃是能否“站在人民一边的试金石”。这显然就是曾琦和张君劢被中共列为战争罪犯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会期间，国民党部分代表对《政协宪革》表示不满，企图重新回到《五五宪草》的模式。于是民社党副主席蒋匀田准备率全党离会以示抗议。蒋介石无奈之际，只好劝说国民党代表要忍让，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这才在《政协宪草》的基础之上，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正因为如此，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有意思的是，在大会开幕式上，蒋匀田发现会场上悬挂着国民党党旗，便立即在发言中表示，今天的大会是国民大会，并不是一党大会，因此不应该悬挂国民党党旗。如果一定要挂，也应该挂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党旗。于是大会主席团采纳了这个意见，将国民党党旗撤下。
五、宣讲宪法的演说家
张君劢深知，中国不仅需要一部宪法，更需要维护与执行宪法的广大民众，否则宪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国家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因此张君劢在政协会议结束后，立刻在上海愚园路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总部发表系列演讲，对有关宪法的许多问题做了详细解释。商务印书馆把这些演讲集中起来，以“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为名正式出版，成为最好的普及宪政的一种读物。
这本书的第一讲是“国家为什么要宪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君劢首先对国家做了界定。他认为，国家是为了维持人民生存、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个机构。这与我在中学政治课上所学的概念截然不同。当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紧接着张君劢分析说：没有国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没有国家，人民就失去了保护，就会成为亡国之民，与此同时社会也会陷入混乱。但是，有了国家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国家有兵权，有警察，有法院。如果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它就不仅可以随便逮捕人民，还会以国家的名义征收人民的财产，夺取人们的性命。正因为如此，就需要一部法律来规定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限制国家的权力，而宪法就是这样一部法律。换句话说，宪法是“规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于备机关，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与人民自由”的法律。
在这一讲结束的时候，张君劢还强调说：为了使宪法不至于成这一纸空文，在制定宪法之后，还要使全体国民养成遵守宪法的习惯，不断提高维护宪法的警觉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三条措施：第一，如果有人被政府非法逮捕，人民一定要设法让政府放人，并使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捉人。第二，如果政府随便查封一家报纸，人民一定要诉诸舆论或法律，使言论自由真正得到保障。第三，如果政府不能公开每年的预算，或者只是表面公开而暗藏玄机，人民也要通过舆论和法律来主张知情的权利。相反，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权利和政府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淡然处之，那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人民对他的权利的警觉性，乃是宪政的第一块础石”。
除此之外，张君劢还就当时的局势对国共两党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的国共对立，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出发点，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出发点。国民党是融合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三种主义冶于一炉，乃有所谓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思想是追源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叉拿俄国革命以来的列宁、斯大林为模范的。两方拿武力为政争工具，长此以往，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的自由，可以说丝毫没有保障了。因为国内一有战争，全国人民哪有自由之可言。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说：战争即是自由的坟墓，唯有和平乃是自由的堡垒。我们明白这点，就知道内战一日不停，我们国家就一日没有民主自由，所以我们要民主自由，一定以停止内战为前提。”
该书的第二讲是“吾国宪政何以至今没有确立？”张君劢在这一讲中首先回顾了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颁布过好几部宪法，但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于是有人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实行真正的宪政。为此，张君劢从心态（mental attitude，今译为“精神状态”）和心习（mental habit，今译为“心理习惯”）两方面作了分析，从而找出阻碍中国实行宪政的七大病根。这七大病根是：帝王思想、割据一方、越轨为能、舞文弄法、治乱循环、人民愚昧、举棋不定。从表面上看，除了人民愚昧之外，其他病根都是统治者的问题。但如果分析一下，所谓“人民愚昧”也完全是统治者造成的。因此中国的宪政始终未能确立，完全是统治者的罪过。
张君劢还指出：民主政治的要害是重在参与，参与的好处，不仅是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利，还可以改变人们对政治所采取的袖手旁观的习惯。因此他认为，对于人民来说，仅仅是摆脱愚昧远远不够，还要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参与政治的机会，其中包括参与竞选、批评政府、组织反对党、提出不同政见等内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养成大家的政治责任心，否则就会引来不负责任的批评或捣乱。
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国民大会问题”、“行政权（总统与行政院）”、“立法权（立法院等）”、“司法独立”、“民主国政党”、“立宪国家财政”、“朝野上下之大责任”和“新宪法施行及培植之关键”……（后来补充的一讲）等内容。因篇幅关系，这里只能介绍一下第十讲对战争与和平的议论。
张君劢说：制定这部宪法，是希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造成国家统一，二是奠定国家和平，三是促成国家法治。由于没有统一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法治，因此他指出：“假定一国以内之地方区域或党派，可以握有武力军队，同政府军队对峙”，要实现统一、和平与法治，是不可能的。“假定中国的党派认为国内的政治还是要拿武力解决，那么中国的政治永远离不了陈胜、吴广、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的方式。”因此他强调应该在政治上提倡容忍的精神，而各党派同时并存就是这种容忍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大家尽可备有备的自由，但是不许煽动叛乱，不许武力推倒政府”，乃是容忍的基本准则。
纵观张君劢的一生，他总是“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这两个领域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人民的拥护，不断发展壮大；他不满于国民党一党独裁，但国民党独裁依然如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但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研究领域，都产生了不少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