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韩信的所谓取死之道
前面已经说了，韩信原本是可以不死的。那么，是否韩信有取死之道呢？史书上韩信案之始末较为详尽，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出之于汉官方的记载尽管详尽，但漏洞百出，不足为据。然而毕竟司马迁对韩信案作出了评价，并因此而引发了无数感叹与探讨，所以韩信案还是需要深入探求。司马迁列传赞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韩信之死的原因，他本人要负部分责任，这个责任，菜九暂名之为取死之道。司马迁在记叙了韩信的一生后，作此总结，应该是考量了韩信全部事迹的盖棺定论。但在菜九看来，这个评价的重心，应该是落在韩信废王为侯之后的种种表现。因为战争期间弄出来的不愉快，固然也是韩信与刘邦的矛盾所在，但毕竟事过境迁，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就是俗话说的那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所以关键的事情应该发生在韩信的最后岁月。这个最后岁月，指韩信于汉六年被擒失王，至汉十一年被杀，时间长达五年，但期间事迹寥寥，略如下：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从云梦之擒，到死案发生中间，就这么一点点记载，而就这寥寥数事、区区二百字，竟然处处表现了韩信的不爽，这倒是符合“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的评判。司马迁所知，绝非此数事可限，可以想见，韩信失王位后的勃勃不平之气真是无处不在啊。但菜九觉得，就在这区区二百字中，也含有不小的传说成分。比如，涉及到樊哙的事，就更像是传说而非事实。在现有史料中，樊哙似乎从来就没有隶属过韩信，像刘邦擒韩信前征求诸将意见，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说这话的可能就是樊哙，因为日后吕后欲征匈奴，樊哙主战时就是操这副腔调。云梦擒韩信，樊哙也在场，当然，在场的武将不止他一人，郦滕灌靳等均在。所以，虽然不能据此就将鼓动武力解决的提议坐实给樊哙，但因此而指出其对韩信的恭敬可信度不高还是可以的。“亟发兵阬竖子耳。”这个句式，在黥布反的时候也表达过，看来刘邦朝中好大言谵谵者人数不菲啊。
这个记载也交代了“多多益善”这个成语的出处，此典故产生于刘邦与韩信的一次私下里议事。在这次私下议事里，刘邦与韩信讨论了手下将领才干之优劣。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文本中用的是“常”字，古时常与尝通。尝表示曾经，常则为经常。但无论司马迁的用意是曾经或者经常，只要刘韩两人能私下里讨论这种事情，足见刘邦没拿韩信当外人，还是属于非常信得过的。而韩信对刘邦的回话也非常随便，且没有顾忌。此情此景既表明了两个人的关系仍然是非常熟络没有客套，也表明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不太注重上下尊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失意的韩信在与刘邦的交往时也是非常坦然不拘，一些不能放上台面的话，也可以无所顾忌地讲了出来。韩信对刘邦的不爽，借这个机会表达了出来，而刘邦对韩信的冒犯也一笑了之。另外，虽然韩信说刘邦不善将兵，但也认可其能将十万，而到了十万这个层面，已不能算不善了。至于善将将这一点，韩信与刘邦的差距就非常大了。韩信带兵数年，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个高级将领，此事颇为可怪。高祖功臣一百四十多，绝大多数有战功，居然没有一个是韩信从基层培养出来的。功臣中有几个齐降将、赵降将是韩信的部下，但他们加入汉阵营时的起点就非常高，不能算韩信培养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韩信若要反叛，成功的希望是多么渺茫，这也反证了韩信之不可叛。韩信的言论也表明，他对刘邦本人是服气的，他坦陈输给刘邦的原因，实际上也是表明了他自己是绝无反意的。因此，强势的刘邦可以容忍韩信的冒犯，而处在不爽位子的韩信也知道他的冒犯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不冒白不冒。司马迁“伐功矜能”的评价，可能就是指的这类场合。在韩信的余生，因免不了会与刘邦经常照面议事，这类言语冒犯估计少不了。虽然在刘邦而言，韩信的每一次不恭敬都是在他容忍的限度内，但累加起来，就非常不爽了。所以，韩信不爽过后，也轮到刘邦不爽了。如果硬要把这种不爽算作为韩信的取死之道，也勉强能成立，但以刘邦的为人，尚不至于因此而萌生杀心。
可能后世的人们也看出仅凭韩信的后期表现，还不足以当得起司马迁“伐功矜能”的评价，于是，后人就将此评价向前延伸，一直延伸到楚汉战争期间韩信讨要假齐王及会剿项羽失期上面，发表了众多的评论，此不赘。只是此类评论多则多矣，可惜并不因为多而成立。不能说人们的这种判断没有一定的道理，但那些事情距韩信之死毕竟久远，时间长达六年甚至七年之久，距韩信失掉楚王之位亦有五年之久，须知，刘邦与韩信认识总共还不足十年时间，那些特定瞬间发生的陈年旧事真能影响到这么多年之后的行为吗？可疑啊。如果让菜九下判断则是，刘邦知道韩信不会反，韩信也知道刘邦不会杀他，所以韩信的临终叹息，也只归咎到死于儿女子之手。
因为韩信的所谓反状实在难以置信，所以后世的文人就将其战争期间的不合作行为当作反叛，但菜九说过，那些陈年旧事，应该不是致命性的，不应该成为其送命的理由。诚如芦信韵先生所说，后人看历史，总是难免“倒放电影”，用后来的事去推想政治家们当时的决策考虑。在韩信问题上，倒放电影的结果，就好像刘邦早就起了杀心，一直熬了六年之久，才最终动手将韩信杀害。难道豁达大度的汉高祖，真会这样做吗？但不论刘邦会不会做，韩信最终还是死于反叛之名，那么最要命的问题是，韩信究竟是谁主导杀掉的？简言之，韩信死案中，刘邦到底是幕后主谋，还是毫不知情的受害者，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刘邦不利的情况是，很难想像吕后会自说自话地去杀韩信，在他人看来，她一定是在刘邦的授意或日常熏陶下产生了锄掉韩信的念头的，大概刘邦夫妻在平时没少谈论韩信存在引起的隐忧，所以吕后会以为锄掉韩信，是符合刘邦意图的。比较可能的一个场面就是，刘邦特意让吕后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处置韩信。这里有秦二世杀害十公子的前例可循，借故外出，让留守主事者处之。此事发生不久，估计会对后世有影响。也许刘邦就是借鉴了秦二世的套路让吕后为他分谤的。如果没有刘邦的指使，吕后如何敢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对刘邦有利的情况是，韩信的威胁已完全化解，韩信的存在已丝毫不能危及其统治。上述史料中仅存刘韩议事的场面，也提示了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敌对，所有的事都可以摊开来说，像韩信失去王位这样的事，都可以不回避，也证明了两个人的关系至少不是不共戴天的。那场对话不像是君臣，更像是两个老友在相互揭短，过完嘴瘾之后，就一笑了之。从这种轻松的场面来看，刘邦丝毫没有要杀韩信之征兆。韩信甚至可能会时常这样表示不满，你无中生有编造谋反罪名，这样对我也太不够意思了，不像个老大的作为。就刘邦韩信当时的情况来看，韩信已属于吃亏的一方，所以他有资格发牢骚讲怪话，“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刘邦则因为做了过度的防范措施，难免会有些气短，对韩信的“日夜怨望，居常鞅鞅”，也只能听之任之。要让菜九来说，刘邦不至于对韩信下毒手，没有韩信，还真寂寞呢。何况韩信也不是完全跟刘邦对着干，他毕竟还跟张良一起整理兵法嘛。《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专门记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这表明韩信也不是光说怪话不干活，他还是在做刘邦布置的工作嘛。但韩信从来不参加刘邦组织的军事行动，最后陈豨反叛拒绝出征，也只是延续了以往的轨迹而已。远离军权远离战线，既是一种消极怠工，也是一种避嫌远祸的姿态。因此，韩信的被杀，不仅是当事人韩信知道是吕后为罪魁祸首，当时的重要政要卢绾等人也知道这一点。韩信、卢绾都是对刘邦有着深刻了解之人，他们的判断应该不会太离谱。韩信的“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弄得刘邦很难受，就难免会在吕后面前有所流露，以至于吕后有可乘之机，可能这就是韩信的所谓取祸之道。那么，吕后为什么非要杀韩信不可呢？难道吕后能从韩信之死中受益。于是，判明韩信之死的受益者，将有利于对韩信死案的研判。
谁是韩信死案的受益者？表面上看，肯定是刘邦，因为韩信的存在让他感到威胁。但前面的研讨，已基本排除了韩信威胁。如果要用秦二世的办法，也不一定要等这么久，在汉七年韩王信之反时就可以用这个办法了。吕后是此案的受益者吗？吕后的受益至少在当时看不出来，吕后所为，不过是为了刘邦排除隐患罢了，这是吕后对刘邦的忠心所致。事情真的是如此吗？菜九以为，刘邦在此案中不仅没有受益，反而也是个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没有过硬证据的情况下，杀韩信是一件大大失分的事情，此事正是刘邦要千方百计去避免的事。就像当初的鸿门宴，明明是刘邦自己在分封方案上签字画押的，但日后反悔反出汉中，就要千方百计把这个签字画押过程隐瞒掉，这表明其日后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正当，甚至是相当不光彩的事，所以才要百端遮掩（详情参考拙作《千古不散鸿门宴》）。韩信的事亦当如是观。且不说韩信丝毫没有反叛的可能，就以刘韩两人关系尚属投缘来说，也无须置韩信于死地。而据菜九的研判，吕后在杀韩信一事上，是有着有利于自己的考量的。虽然这种考量是基于“倒放电影”式的推断，但刘吕斗法已经在杀韩信之前就开始了，而杀韩信一事，应该是刘吕斗法的内容之一。吕后在此事上损害了刘邦的利益，刘邦也只得默默忍受，吞下这一苦果。韩信死案及刘吕斗法实在太复杂，不引入“倒放电影”的办法，根本就玩不转。而一旦“倒放电影”，就小儿死了娘----说来话长矣。
其实韩信一案的“倒放电影”，并非始于菜九，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嘛。不倒放电影，历史考证或推测就无法进行嘛。就以吕后是韩信之死的受益者一说，据菜九所知，最早倒放电影的是明人何伟然等，如明人何伟然所纂、吴从先所定之《史轮广快书》卷八《韩信论》就以为，“信固知汉王之必不杀也”，但他成为吕氏篡汉的障碍，所以招致杀身之祸。确实，从刘吕斗法的最终结果看，以吕易刘是吕氏的终极追求，而且最终布局几近完成，只是功败垂成而已。菜九曾作《吕太后的婚前协议》及《汉孝惠帝身世成谜》，其中花费了不少笔墨讨论了刘吕两家的恩怨及刘吕斗法的内容。具体详情可以网上查找，现略述一二。刘邦因与吕氏家族可能有约定在先，所以给了吕后这个合伙人的代表以较大的权限及崇高的地位。但刘邦发现惠帝刘盈很可能不是自己的骨肉，便起了换太子之心，此举也是阻止刘氏江山落入吕氏手中的最有效手段，事情在韩信死案之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刘邦临终之前，因吕氏家族的顽强阻挠，最后刘邦不得不放弃此议。从吕后揽权到主政时期的作为来看，以吕易刘工程始终在大力推进，吕氏子弟大批无功封王封侯，而韩信这样的大功臣的存在，无疑会使此类事情颇不方便。所以将吕后定性为韩信一案的受益者，并非无稽之谈。至于吕后为何没有利用汉七年韩王信之叛刘邦出征这个机会除掉韩信，是因为当时其兄吕泽还活着，刘邦也还没有开始废太子行动，吕家的地位稳如泰山，根本未显现权力地位行将丧失的任何迹象。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必要杀韩信的。而到了杀韩信的汉十一年，吕泽已死，刘邦废除太子之举虽然受挫，但其废除太子之心始终未泯，所以吕后也在伺机削弱刘邦的势力。杀韩信一事，虽然不触动刘邦的核心利益，但可以造成对刘邦的某种损害，所以吕后就抓住刘邦不在的时候出现的机会下了毒手。
再从吕后与刘邦的比较来看，无端杀害韩信也符合吕后的为人，而不像刘邦的为人。后世之人常常以为刘邦是个心狠手辣之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刘邦的长者风范，在他的时代是个招牌式的标志。既然是招牌，显然不是靠做作所得，而是发自本性的一种一以贯之的行为模式。刘邦的这种禀性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其近臣可以对其不敬，而无须担心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像周昌就敢于顶撞刘邦，但面对吕后的责骂，则一声也不敢吭，原因很简单，就是刘邦不会真的跟你过不去。而吕后就不同了，那可是真正的心狠手辣，什么歹毒的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万万不可得罪。所以，韩信临死前料定是吕后而不是刘邦要锄掉他。因为韩信久居都城，刘吕斗法的事应该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存在显然不利于后刘邦时代。而这个所谓的不利，就是对违背刘邦的路线另搞一套的不利。所以，吕后杀韩信是有利可图的，定其为杀韩信的主谋，并不能完全视为菜九个人的想当然。
那么，关于所谓的韩信取死之道，是否可以做这种考量，即因为韩信的存在被吕后视作日后把持国柄的某种障碍，所以招致了杀身之祸。或曰：韩吕两造素无交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何以至此？韩信的存在不是韩信的错，但韩信的存在碍了某些人的事，这就是韩信的错了。此论是耶非耶，姑且聊备一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