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李世民修《氏族志》是为了提高李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为了巩固和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维护社稷江山的安全。而高宗时期武则天修《姓氏录》却是为了提高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为了加强武氏家族的统治力量，以便夺取李家江山。
唐·黄釉绞胎陶枕太宗朝曾采取修订《氏族志》的方式来提高关陇贵族的地位，武则天的出身并不高贵，为了提高武姓族人的地位，她效仿太宗修订了《姓氏录》。
到了高宗朝，《氏族志》已经历了四十多年，关中高门士族长孙无忌、于志宁、柳奭等家族已身败名裂，彻底垮台了，过去的《氏族志》显然不能反映现实情况。门阀氏族兴起于曹魏与西晋时期，盛极于东晋，到了南北朝时期渐渐衰落。唐代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风气，社会上仍然重阀阅、尚门第，名门望族往往瞧不起寒门新贵，寒门庶族出身的人也自惭形秽，总觉得比士族矮一截。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虽然做了当朝三品高官，却属于寒门新贵之列，仍是被人瞧不起，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皇后废立的争议中。如褚遂良就认为王皇后出身于太原的高门望族，不可废；武昭仪出于寒贱之门，不可立为皇后。虽然武则天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冲破阻力，荣登皇后宝座，但她的寒微出身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对她来说，确实是一件颇感没有颜面之事。而许敬宗等人耻于《氏族志》上无名，建议武则天奏请高宗＆apos；提出修改谱牒的动议。许敬宗的奏请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武则天的鼎力支持，因为这几年后宫的斗争，出身寒微是武则天的先天不足，她常为此所困扰。而出身寒微的宰相李义府对此举也是喜出望外，自然不遗余力。因此，高宗很快颁下诏书，决定再一次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修改谱牒。
贞观时太宗命高士廉等人依照官位定族姓的原则，修撰《氏族志》。但是《氏族志》并没有跳出魏晋以来重门阀的旧制，所列九等293姓中仍有官职很低的旧士族，特别是它把武姓家族排斥在外，这更是武则天所不能容忍的。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被贬出京城两个月后，许敬宗、李义府等立刻修订《姓氏录》，将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按官品高下分为九等。这就彻底打破了氏族大姓排在首位的旧制。此次改谱牒问题而产生的斗争，具有鲜明的士庶斗争的色彩。
这次修改谱牒，经由武则天授意，由许敬宗“总知其事”，专委吏部郎中孔志约等人修定，成书200卷，取名《姓氏录》。高宗为此书裁定类例，并亲自作序。《姓氏录》中以皇后、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官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凡为九等”。这样，武则天便成为第一等高门。李义府也由一向为人们所瞧不起的寒门，一跃而成为第二等高门。在当朝得到五品官者都可以升为士流，进一步贯彻了太宗贞观时期修《氏族志》“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的精神，扩大了政权的基础，把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搅了个粉碎。
为了有利于在全国推行新修定的门第等级，经李义府奏请，把过去颁行各州县的《氏族志》全部征收上来，统统烧掉。新修定的《姓氏录》虽然有些粗制滥造，不为旧士族所承认，但毕竟是以皇帝诏命的形式颁行于全国的，寒门新贵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它对于打破旧的门第观念无疑是起到了冲击作用，对于巩固武则天的皇后地位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修订谱牒而提高了武姓的门第，武后的政治地位也日趋巩固。这样，武则天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手中的权力，而且给当时的社会政治带来了一些新气象，所以很得人心。武则天参政以来，通过提高武姓本家和在职群臣的社会地位、扩大亲信队伍等一系列工作，逐步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扩大了影响，充分体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野心和计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