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大多作家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关注人的社会生存状态，揭示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内在隐患，使文学承担起了沉重的审视时弊责任。作家张平的几部作品轰动效应最大。从拥有百万册销售量到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所创的上亿元的票房收入，以及茅盾文学大奖的获得，都可以看出张平作品带给人们的心灵震撼，远远超出商业票房的经济效应。然而，这种超越总是和张平作品的诸多质疑、批评并存的。一些业内人士对于张平作品反响的质疑与批评，不仅让读者不解，也让作家本人陷入了无形的困惑之中。诸如有文章说：“张平作品太关注政治，远离文学，艺术性欠缺。”有人说：“张平的作品是靠一种激情和冲动感动人。”甚至还有专家学者称，张平关注现实的作品是一种“起麻醉作用的作品，麻醉民众的精神，根本没有捕捉到现实中的核心问题”等等，面对这一系列的尖锐批评，我觉得值得商榷与推敲，因为张平的作品仍在一版再版，读者从国内延绵国外。对于这种审美现象所引起的反差思考，我认为值得研究分析。
一
学者杨厚均在《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一文中说：“理想是人的天性，对于理想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在文学艺术史上，从来不乏表现理想美的伟大作品。但是，人的这种天性并不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够获得发展机会，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乃至获得充分的艺术审美表达。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候，对旧有制度的解构是更为现实更为迫切的任务，理想往往成为一种奢望，至多也不过是解构的一种手段……”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确实为作家张平提供了巨大的艺术追求与实现理想的机会，从而使得他的天性善良与责任感得到完美体现。但是，文学作为人类自我关照的一种形式，它主要的任务是制造人类最高意义上的价值标准——人性。也就是说，作家要完成对于旧有制度，旧有思维，旧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的解构的同时，要面对更艰巨的建构任务，因为人性本身就是蕴含多维度的复杂体，何况历史与现实又水乳交融，人该如何生存，道德尺度如何界定才能使人活得更幸福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只有解构才能够完成。而建构又不像科学元素那样直观，文学建构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发现、理解与审美当中，当人在精神迷茫、生存困顿中找不到方向陷入失望困顿时，构建尊严与自信，同时为尊严和自信赋予意义。当然，文学可以使作家的理想成为人类生存经验与道德建构以及价值积累的精神导向，成为人性缺陷建构的理论载体。这不仅是作家对于生命美而享受生命的精神追求，也是作家确认自我价值和艺术追求，能否在现实生活层面得以实现的力量，因此，越是作家熟悉的生活越能产生美感，越是美感的东西越容易产生感染力，而感染力源自于作家的真情流露，源自于对真理的发现与理解，源自于作家天性的善良和责任感。
这样看来，作家从事的文学理想与审美活动，绝非一时的内心冲动和兴趣。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和现实发现，让作家对于理想与审美的理解更深刻也更理性。就像张平所说：“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当过农民，干过工人，做过教师。拉过犁，推过磨，掏过煤，挑过大粪，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终年奔波并经历过无数坎坷和挫折。”（张平：《我只能说真话》P.82.）这样的底层生活经历，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但对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本应享受书香门第衣食无虞的都市生活，却一下子被抛入到农村，不仅要“挑大粪，挖大井，掏猪圈，拉平车”为生存愁楚，还要接受因为父亲被打成“****”，长期忍受被人叫做“狗崽子”的心灵折磨。13岁是人生最朦胧理想的美好时期，他被迫站在万人大会上批判自己的“****”父亲。15岁又在万人大会上被别人批判。16岁便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往返400多里的山路拉煤，腿肿得像水桶一样疼痛难忍，可吃的却是“碗大的玉米面窝头”，喝的是“一瓢污浊的生水”。姐姐因父亲的牵连，连个理想的爱人也难以寻觅。有这样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使张平对于人生的意义价值认识深刻。而历史悲剧往往都是文学展示生存意义与价值的难得契机。张平有着生存经验与道德积累的丰富经历，文学自然会成为他展示人性悲剧以及精神追求的价值舞台。因此从骨子里渗出来，从血液中淌出来的人物形象，都是对生存经验的灵魂拷问和苦难救赎。先是短篇小说《祭妻》中的“赵大大和兰子姑娘”，因成份不好，姻缘难续，丧命自缄。后是小说《姐姐》中的“姐姐”，因受父亲的牵连，难觅婆家。《糟糠之妻》《血魂》《梦中的情思》《扭曲的爱》等等，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把人生太多的伤痛用“诉苦”的方式与中国大多数作家走到了一起，构成了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潮。而张平难能可贵的文学意识就在于：直面现实，除去一切伪饰。他用平民化的视角关注民族的苦难经历，将各类人物的心灵磨难都****裸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用血和泪组成的文本，但张平从中发现了自我。改革开放以来，能够更勇敢地面对现实和改革中暴露的社会问题——腐败现象，用生命捍卫国家利益和民众心声的行为，不能说没有作家心灵升华和道德评判的作用。《天网》《抉择》《十面埋伏》也许没有太多的艺术雕凿痕迹，也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艺术的纯粹会让作品恒久传世不衰。但我们发现张平始终对自己的立场很清醒，思维逻辑很清晰，谈山论水，他没有乱了方寸的时候。所有从他笔下流淌出来的，都是人性赤裸裸的心灵状态，给予读者的感染力与心灵震撼，应该说是作品艺术魅力的真实写照。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所谓艺术，应该是思维人的艺术，重在描写人的心灵，表现出心灵状态，使人看到后就觉得是活的。”张平在小说《20年疯女人》中，描述一个疯女人的丈夫告了20年的状都没有结局，忽然得知新上任的********要亲自上门过问他的案情，他为此精心打扮的装束是：“一身外衣，全是新做的，只是衬衣明显太小，领子上的那颗扣子也紧紧扣着，几乎把衣领勒在了肉里，脖子一转，领子也跟着一起转……”活生生显现出一个生活拮据而行为拘谨的乡下人在激动和慌乱中的失态、心态与神态。这种惟妙惟肖的人物描绘，决非作家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一种敷衍，也非作家对民族性格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不理解。应该说完全是作家对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人的特殊认识和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又基于作家有过的痛苦体验和经历，由此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与人性善恶的认识更到位。要不，文学评论家郑伯农先生，怎么能把张平的长篇小说称为“史诗性的长篇”来褒奖。这样的评语是和作家创作的艺术风格相联系的，不仅概括了张平整个艺术成就的取得，甚至也概括了作家的艺术思想。
二
中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隧道中，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更多的时候是将自己沉浸在纯粹的精神快感之中。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可以算是一次巨大的激情爆发。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说它有过激的地方不失为过，但却因此冲开了闭锁的国门，让西方文明的鲜活空气，来激活处于休克状态中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使濒于绝境中的中国又呈现出生气活力，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对于这样的激情行动，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美丽词藻以及诗化的语言去赞颂去肯定，也无权干涉与阻拦文化界对于“五四”反传统的反思与总结。有学者认为：“我们要走出五四”，但“走出”就一定要抛弃吗？用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去揭示历史，是不会完全将历史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割裂开来，并孤立地鉴定和定论所谓的真理。艺术创作何曾不是，倘若一味地、抽象地、孤立地进行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研究，那必然会得出“强盗的杀人，是有利于抑制人口增长”（曹文轩语）这样雷同荒谬的结论，甚至会使反传统的激情负面作用达到如同“******”时期的最大化。如果我们遭受了战争的创伤，却完全还是一番自豪、骄傲、充满幸福又处处洋溢着胜利和天堂般的激情，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就会又一次上演，疯狂地歌颂赞美“伟大”就会重现，那么，中国的现状就很难说不是第二个苏联。文学的成长也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和文化成长而成长的，在人类赋予它精神文明与精神秩序演变的过程中，却也赋予了作家承担文化的自我修复功能，也就是说作家要为他所处的时代重建精神价值高地。而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对于作家的潜在写作有制约作用。由于作家的知识背景、历史经验以及文化修养、思维模式的个体差异，对于文化的自我修复功能的表现方式也各有千秋，无论是建构拟或解构，情感的投入都不可少，而情感的表达、思想倾诉、抚慰心灵、关注生命、呼唤信念都离不开作家抚摸现实生活的生命温度与激情，而这生命温度与激情是作家的精神品质与信念的真实，是不可以用历史的“激情”来诟病与曲解的，尤其当代文学，尽管作家描写的历史越是靠近自己生活的时代真实，其准确性越容易受到质疑，但作品的价值地位不可置疑，就像夏志清在评价许地山的小说《玉官》时说：“真，不啻是一种苦行僧的精神，光凭这点，他就已经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在文学史上，应占得一席地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激情，应该说是一种新气象、新面貌，再现生机勃勃的激情，这种激情在被理性的解构中，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作家们在文学艺术的宽松环境中的“放松”状态。因此，莫言的《丰乳肥臀》，陈中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等一些极具生活化的作品，一夜之间被束缚太久急需松弛神经的读者们所接受。人们在放松的阅读中似乎也淡忘了激情，失去了激情，好像要用生活的平和抵消激情，缓解激情，甚至有人认为只有“放松”才是文学健康的养身之道，只有“放松”才有资格向纯粹的艺术性靠拢。在这样一种解构作用下，张平作品中充满着善与恶的搏斗，灵与肉的拼杀，正义与罪恶的较量，廉政与腐败的甄别，显然是与这个要抵消激情的心态背道而驰了。
从1986年开始，张平在创作中就注重关注现实，关注中国的改革和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他对作品拥有的读者也很有信心，思维很清晰，有人持怀疑异议态度，他自然不能理解甚至困惑。在《我只能说真话》中张平写道：“有些人说，我写东西往往靠的是一种激情和冲动，所以我的作品，不是靠作品的艺术功力打动人，而是靠作品中的那种情感打动人。面对着这样的分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只能说真话》47页）看来张平的创作状态一定会和淡化激情以至于抵消激情的时代完全相悖。在文学追求顺其自然、量力而行的“放松”阶段，张平却要“切开血管”，寻找阻塞血脉畅流的原因，无疑给一些想放松神经的人一种压力。当读者看到《孤儿泪》中被遗弃的孩子苦苦企盼的眼神，而抛弃亲生骨肉的父母所表现出来的冷酷与残忍的时候；当人们读到《抉择》中上千名下岗职工，生活拮据、用煤油灯照明、用野菜充饥、生了病也没钱去医院治疗、为忍巨痛用血手把墙壁抠出一个大洞的时候；当人们发现《十面埋伏》中，一个在押犯人，竟然能在服刑期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一个普普通通的监狱侦察员罗维民却能以过人的胆量和气魄，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无惧黑社会势力的威胁，为正义宁可献身也不妥协的斗争场面的时候……都会为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艺术勇气所折服、所感染、所激动，却没有想到要借用阅读来休闲安静，何况面对腐败、害国害民的蛀虫们何以能够不激动？虽然阅读的感受不能强求大同，但也不至于去歪曲激情带来的感动。作品能感动读者首先是它的艺术魅力，否则一堆故事的叠加，不是文学而是堆满方块字的库房，谁会为它而感动呢。当然，有正义感的人不会指望要借文学“放松神经”，也不会对张平的这种生存焦虑怀疑、歪曲，因为我们清楚，张平的激情是非功利性的，他是不可能在令人窒息的污浊的厨房，在拥挤并散发着尿骚味的小屋，为柴米油盐发愁、为小孩入托低三下四地求助于人，为住房和调升工资而被迫要贿赂他的上司等等，在这些人们都十分厌恶的社会生活现象中产生激情的。也不可能“像米兰·昆德拉笔下的雅罗米尔那样，让小林夫妇为一斤豆腐馊了而反目，最后妻子以一斤馊豆腐扣在丈夫脑袋上而发泄心中的烦躁，作为抒情对象的”。虽然激情是人本能的一种情感流露，就像大海没有激情会是一潭死水，人没有激情会是冷血动物一样，只是张平的激情并不自豪，更不会充满幸福，因为，他面对的是创伤，是与邪恶势力你死我活的搏斗。因此，这种激情是无私的，是一种嫉恶如仇的品格。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对生活，我怎么也不会显出一副安详的面孔，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用一种冷静平稳的笔调去叙述与人们无关的所谓空灵的东西。就像我无法容忍面对着流氓当众剥光了少女的衣服，暴徒在汽车站行凶刺杀我们的飞行员，恶棍们明火执仗地在大街上抢劫财物，而我们的人民全都愕然旁观，默不作声，无动于衷一样。”（《我只能说真话》43页）张平的这种品格，表明作家对于自己职业的全身心地投入，犹如在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一样，超脱了日常生活的烦恼，完全进入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因此，这才有可能产生激情而让人感动。
虽然，张平也知道自己的作品“没有进行过细细的打磨”，显得粗糙，但他的作品那种扑面而来的、鲜活浓郁的生活气息，带着一种原始的冲击力和穿透力给读者以超乎寻常的感受，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恰好说明张平的成功所在。因为张平对什么是文学艺术，看法十分明确：“社会需要，人民喜欢，对改革的发展有利，对我们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有利，就是最大的艺术！”（《我只能说真话》40页）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张平在张扬人类的天性——惩恶扬善，这是作家的一种崇高的姿态。也许他的作品对一些津津乐道的“艺术加工”脱尽华丽言辞，也许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深刻的孤独感，和卡夫卡的存在的痛苦感”，但防止腐败、揭露腐败，推动社会进步，加快与时代脉搏共振的情感互动，是他鼓舞人心的理性呼唤。读到这些作品，可能会让我们伤心、叹息，看到生活的不如意，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场景以及价值观却能鼓励我们摆脱平庸，远离腐败，引发我们深思，激发对生活的热情，这就是张平作品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比他创造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一腔激情更具深远意境。应该说，张平不必为激情之说困惑和不解，因为，真诚的激情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文学大家应该具有的追求。
三
纵观文学创作的流派，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流派或者方法，是开放的、发展的、多元的，它没有停留在经典现实主义时代而不动，而是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并不容置疑地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创作的主流。对于现实主义倾向以问题意识所呈现出的现实能力，在文学史上占据显赫位置，赢得最大量的读者，并能迅速掀起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在中国文坛是上世纪末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最大魅力就在于“作家通过典型形象，按照生活存在的样子，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用现代美学侧重历史、文化、哲学追问的形式，探索时代忧患意识，显现当下人们的心灵感受和命运变化带来的历史性思考。这一文学现象，被文学界称之为新现实主义。中国当代文坛是以何申、谈歌、关仁山以及张平、刘醒龙、邓一光、毕淑敏等作品为代表的。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把当下社会改革大潮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甚至家庭作坊、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等有关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精神，以尖锐而毫不掩饰地揭露与批判，冲击着以经济改革为核心的社会矛盾。时代感之强烈，题材之重要，问题之复杂，都给人们以巨大的震撼和思考力度。
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显然镶嵌着时代发展的烙印，溶汇有文学创作变革发展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作家自觉的投入和责任感的再现，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如奔涌之大江，为新时期改革前进中的中国展现出新的春意。作家们没有把目光聚集在黯淡无光、薄趣寡味的生活琐事之中，而是以一种比普通人更敏感和更犀利的眼光看待现实社会，剖析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这些作品不会给予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欣赏快感，也不会让阅读收获身心休闲愉悦的效果，而只能在整个作品的阅读中，迫使人们去对存在、对现实进行痛苦的回味与思索。因为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那些人和事，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也是自己的家人和亲人，谁能在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在没有饭吃、工作的机器被卖掉将被流落街头而无动于衷，就像张平的《抉择》中描写的那样，一个两万多职工的中阳纺织集团，拥有上千亿资产的国有大型企业，一夜之间就负债累累，濒临倒闭，工人们住的地方破烂不堪，满目疮痍。你能不为此焦虑、气愤、思谋出路！小说从一开始就出现两万多职工把工厂围得水泄不通，在气氛十分紧张的一连串问题的揭示中让人痛苦追问，以至于发现中阳纺织集团现任领导班子集体腐败，竟然无所顾忌，明目张胆。原因是现行体制的不健全，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滥用以及监督手段太薄弱等等有关。小说最终是惩治了腐败分子，似乎给人以展示满意的结局，其实，我想连作家在内和广大读者都没有感到轻松的是，中阳纺织集团所揭示的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张平本人努力在故事揭示的背后，以作家的目光所不能达、力不能及而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景象设置，来透视出对中国社会人治现象的无奈，但中国的国情，以及文学不具有实用功能与价值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和什么“政治倾向”，“清官诉求”完全是两码事。腐败的存在和解决，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国情不能排除这一现象的存在和历史没有关系，文学也不能回避揭示和批判这一现象存在和解决的途径，是人类生存所必须关心的永恒问题。也就是说，作家要关注时代，投入现实，承担历史的重负，就自然会和时代的脉搏同步。然而，同步有时会让人感到恐惧，也就会寻找机会解脱，文学恰恰充当了这一精神解脱的最好去处。因此，它也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一部作品的出台，就应该能解决一桩冤案，甚至能解决体制的不完善和法制的不健全。这虽是对文学的期待，但也是对文学的误解。
人类是有种种实际的需求，但人类自然也会有种种可以解决他们实际需求的方式，唯独不会求助于高贵的文学。因为，文学一旦充当了以达到实用为目的的角色，它就不可能再是文学了。就像人希望一把椅子，能让人坐上去休息和放松的同时，也能给人带来金钱和丰衣足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一样，最终人们会对椅子产生失望。作家张平不论是《抉择》，还是《十面埋伏》，拟或《天网》《法撼汾西》，都只是提供了文学创作中解决问题的模式，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结局。然而，这并不是作家创作的目的，是他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背后的那些深沉的价值思考，因此，张平才会一再强调：“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首先想到的也只能是责任，其次才可能是别的什么……”（《我只能说真话》68页）这是张平的觉悟与水平，其实也是张平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纯洁与善良。
当我们对文学以及对作家张平的创作有了一定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批评对张平关注现实的作品是一种“起麻醉作用的作品，麻醉民众的精神”（王春林语，见生活晨报2002.8.1.《山西文坛当领西部风骚》）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狭隘的，值得商榷的。这样的批评依据建立在对张平作品人物结构的设置：“依赖一个高尚的、纯洁的干部，就可以解决诸多现实问题”，而概括张平的创作“根本没有捕捉到现实中的核心问题”，显然是不可取的。这尽管涉及所谓的“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但作家再有高超的运笔功夫，也不会把他游刃有余的心智劳动，建立在虚无飘渺的空想主义之上，他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对国家惩治腐败充满信心。张平太忠实于生活了，他不想写一个什么通过全国读者的投票结果，把那些腐败的厂长、经理们赶下台。他不想把与中国现实不相符的东西编给老百姓，他只能按照生活的原貌来再现生活，并以艺术的升华提炼来使作品鲜活而更加深刻尖锐，由此留给人们的回味余地很远。当然，作为张平的忠实读者，肯定都希望作家安排出所谓批评家的“核心意义”的结局，然而也只能听从批评家所谓“现实核心问题”的所指。让人失望的是，批评家并没有比作家更好的“办法”出台，只是套话连篇：“我觉得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不应该只考虑自己在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不应该考虑未来到底如何评价自己，他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作为知识分子，他就应该对现实有所承担，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拒绝走进艺术的象牙塔，要体现出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有争议的是，理解这一席话的，恰恰是读者肯定张平文学创作的成功所在，才会有界内人士认为，批评家并不都是无懈可击的权威，只能说明批评家“对一些作家（山西的）艺术实践和创造能力估计不足，这同时也说明他的准备不足，还不算是一位成熟的批评家”。（唐晋语，生活晨报2002.8.1.《关于山西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对话》）当然，我们也不能片面地追求对错，更为合理的见解，是辩证地看问题。批评家能发现张平的创作“涉及的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现实”（生活晨报2002.8.1.），足以说明批评家是积极关注文学生命和关心作家成长的思想者，只是这种思想太囿于实用主义的诱惑，忽略了依靠个人道德自律和仅靠掌权阶层高度政治化的觉悟来自警自醒，这也是国情，其实也是作家张平作品“结局”背后希望能够引起人们重视的思考。而这些思考，能够引起批评家们的关注与批评，只能说明张平作品已经“捕捉到现实的核心问题”，只是和批评家的责任不同而已。
张平在《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一文中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其实也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在这场利益结构的调整面前，腐败现象的持续蔓延和道德观念的普遍滑落，也就成为这场变革中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在某些地方，其蔓延速度之快，渗透程度之深，数量和规模之大，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闻所未闻！”他举例饭桌上腐败现象的普及和严重，一顿饭上千元、上万元竟使某些领导干部心安理得地接受，而按摩、桑拿、歌厅、舞榭、高档烟、名牌酒等都堂而皇之地成为某些领导干部的日常生活的必有内容。更可怕的是，老百姓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在“一些纪检检察干部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下意识里，这些现象也早已不能算做腐败。当然更多也是一种无奈，这样的现象太多太普遍了，你又如何能定义它，惩治它？”作为一名作家，我看也就只能点到为止。不仅在表述国情，同时也在指出这样的国情不改变是会阻碍发展的。因此，张平才会说：“由于在发展建设中过多地掺入了人治因素，再加上利益因素，于是造成了冤假错案的大量出现。”他才会有《天网》中塑造李荣才近30年的告状生涯，描写人最普通的倾诉权利都被麻木不仁的干部剥夺的例子；有《抉择》中上万工人自发地集体告状事件为引子；有《十面埋伏》中一个极其普通的监狱警罗维民为榜样等等，鼓励人们坚持信念，站起来和政府一起撑起社会主义这片蓝天。为了一个目的，呼唤依法治国，接受腐败亡国的教训。
想必张平作品的目的决非是轻描淡写“另一个意义现实”的形而下的文学现象，文学要上升到人类生存的永恒问题，腐败的威胁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作家只能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和思维逻辑，发现现实的不同方面，就像鲁迅执着的民族意识、始终是他文字的厚重底蕴那样，张平只能做到始终对自己创作的立场保持清醒：“为人民大众而创作”、“为百姓说句心里话”。因此，他的出发点是，只要符合老百姓的事他就写，只要符合老百姓的话他就说，这自然也和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出发点相一致。因为腐败这一社会毒瘤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不论是民众还是执政党，都痛恨入骨，要求彻底地铲除绝不姑息。这样一来，张平笔下铿锵作响的文字，又会被人误解为“应政治需要”、“麻醉民众精神”的应时之作。而且文学一旦被打上政治化的烙印，也就难免要与艺术背道而弛，一定会成为如天上浮云的短命之作。（文学已有过血的历史之鉴）可是，对艺术清醒的人，怎么会走历史的老路。张平作品的素材大多是作家亲自融入百姓之中，亲身体验生活搜集而来的，他能不知道民众是何等的伟大，想麻醉就能麻醉得了的吗？这样说话的人，也还真有低估读者鉴别能力与审美能力之嫌！关心政治，这是体现文明社会公民的“思想自由和科学民主”的一种进步，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文学不能当政治的传声筒，并不意味文学就应该放弃对政治的关注，特别是生活在这个沐浴改革之春风，呼吸改革之空气，与时俱进中的中国人，即使是改革中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人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政治漠不关心，对社会问题表现出十分失望的情绪，甚至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希望。人是社会细胞的构成，社会都破碎不堪、瓦砾残垣，那么人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文学亦然！
四
文学作品对于存在的本质有一种超现实的思考，这是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最高价值体现，应该给予形而上的精神关注。这样一来，我们对张平现象的认识应该格外明朗了。张平和中国所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用自己作品的真诚，淋漓尽致却多少有些冷酷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展示出中国发展面临的严峻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存在之宿命的无法回避，但现实主义作家大多对存在的直觉敏感性，却使他们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被动。就和人们先前认识“先锋”作家苏童那样，自从苏童写了《蛇为什么会飞》这样一本“第一次直面惨淡人生，把现实生活引入创作”（读书时间2002.5.15）的作品以来，就有评论说：“先锋作家不可能是生活的参与者”，对于生活他们只会观望，“或在尴尬地沉默着”。这无非是对苏童一反“先锋”的创作手法表示的怀疑。其实苏童对于自己创作风格的转变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才会说，小说创作是一种倾诉。他觉得生活和理想需要一座桥梁，而这座桥梁需要文学来搭建。至于对生活的观察，他认为就像是空气一样，你不得不接纳。这是他作为小说家要维持的生命质量。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即使是社会中乌七八糟的东西，只要是“发现”就蕴含着创新。苏童没有被批评家的质疑而动摇怀疑自己的艺术实践，张平就更没有理由来怀疑自己作品的艺术性，因为任何艺术的发现，都是作家理解社会的深度，而文学又是公众兴奋的焦点，只要公众还关注文学，争论就会持续。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性格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张平能够时刻强化自己的作家意识，并在十分个性化的意识形态下，承担起巨大而充满风险的“反腐作家”角色，在读者不能够完全理解之时，还能明晰化、深刻化地不懈努力着文学精神，这正是他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应该受到尊重。对于他创作的艺术成就，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个“哈莫雷特”，这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何况没有不同的批评见解，也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不必大惊小怪。只是我们面对张平文学艺术关系生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时，让我感到震惊和欣慰的是，张平自己也会说：“贴近现实，直面人生，近距离地表现生活，这样的作品也许注定是速朽的，这样的作品所产生的反响也许确实是‘非文学性’的，但这样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也应该有人去做。一条文学大道，总有人去甘做铺路的石子，才可能让文学巨匠的车轮滚滚驶过。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只要对文学发展有利，对社会的发展有利，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前程有利，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那也心甘情愿。”（《我只能说真话》58页）这大概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大家风范，是民族思想者追求的文明价值所在。
作为文学作品，张平的艺术创作或许还有许多值得推敲和打磨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张平始终没有丧失自我，就这一点我们对张平现象研究的价值就不会减弱。遗憾的是，（今天这些值得商榷与批评而促成的张平现象，在张平从作家到省长的角色转换中，停滞了）我们对张平现象的本质研究还缺乏深刻的理论依据，张平现象的产生，对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借鉴有何意义，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化。
（200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