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氏欲吸取统治经验，便于统治汉地，而任用汉人，汉人的世家大族则欲借统治者以保持其身家地位，出仕朝廷，可知双方互相利用，而促成合作。不过并非所有汉人都情愿出仕北魏，而出仕者是否真心效忠魏室也是有问题的。他们也许别有用心，也许只是无意的作为，却因此引起拓跋氏的猜疑，终而引发大规模的杀戮。在拓跋氏建国初期，清河崔宏、崔浩父子贡献良多。北魏草创制度，有司制官爵、撰朝义、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崔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于道武帝时，势倾朝廷。崔浩亦于朝仪典章的制定，竭尽心力，于明元帝朝，真可谓宠言无二。我们可以说，魏初的立国规模，全成于崔氏父子之手。虽然贡献如此之大，信任如此之专，崔浩却于太武帝时，身系大狱。当时崔浩于衢路立石铭，刊国纪，备而不典，为人才构，不但受尽羞辱，且导致清河崔氏乃至崔氏姻亲范阳虞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尽遭夷族之诛。这件事为历史上一大公案，学者多认为崔浩以儒宗而为北方世家大族之领袖，有意于胡人君王之下，行世族政治之实。他这种以中原世族为政治中心的理想，自然引起胡人统治者的强烈不满，不但遭致族诛，更引起魏王对汉人的戒心，以致新任汉臣人数大为减少，文成帝时只有31人，献文帝42人，且大都为祖阴及降人，而非由君王的征求与朝臣的推荐而来。然而魏的统治，汉人毕竟不能少。中原世族也因这次教训而了解拓跋氏之不能轻侮，政治野心为之稍减，转而尊重胡王，诚心与拓跋氏合作，以确保他们的身家地位和各种特权。
接下去就是孝文帝，他爱好汉人文化，这或许与他自幼丧母，就养于祖母文明太后，而文明太后又与汉人有关。为了要彻底汉化，他不惜自平城迁都洛阳，以推行全盘的汉化政策。孝文帝最重中国的门第，以为世族中人即使无才，至少品行纯良。为此，他将拓跋统治阶层，比照中国之门第，分定姓族。并提倡代人与汉人高门通婚，企图将胡汉世族借婚姻关系，结成一独特之阶层，来共治天下。
所以北方的世家大族与南方世家大族除文化背景不同外，其他的差异也很大。南方世家大族的地位，纯然是一种社会地位，由社会所认可，天子无权上下，只有承认这一事实；天子虽然可以予一人以政治地位，却无法提升非士族出身者为士，也无法赋予一人以社会地位。北方则不然，世家大族的地位，由天子予以认可；天子因可予以政治地位，也可以定姓族，提升鲜卑与汉人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北朝官的清浊是绝对的，有明确的规定，不像南方的清浊是相对的。同时，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世家大族采取了大家族的形态，而非如渡江南下的中原世家大族之趋向于小家族。北方世家大族也不像南方那些世家大族一样，任意强夺山湖川泽，贻世人以话柄。因为在北方，经过多年战乱，此前的繁华区，已是人烟稀少，土地自然成为国有；朝廷为了有效利用这些土地，来增加收入，计口授田，甚且奴婢、耕牛亦可授田，且无限制。平民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之外，何况当时北方的世家大族，族人甚多，有众至二三百人的，加上奴婢、耕牛，不需强占，本身的庄园已够广大。只是北方的土地，因战乱而荒废日久，水利亦遭破坏，地力硗薄，单位面积产量甚低（像前面所说平民一夫一妇有地千亩，所得不过勉强糊口）；而且土地面积大，人少不足以尽耕，人多消耗亦多，除去耗费及田租户调，所余不多。事实上，南北世家大族经济情况并非都好，只有少数豪富，而他们的富有，与土地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北方的世家大族，虽然讲的是经学，重的是阀阅，关心的是婚宦，然而由于家族人口众多，难以照顾，故在教养上，还不如南方的世家大族之各有独特的家风。颜之推即谓士大夫风操，江南所有，正北方之所欠缺。
可见南北两方的世家大族，不但文化背景、规模大小不同，精神亦自互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