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地方自立的趋势，是产生在扩大的乡里社会基础上，以州或郡为单位。一州或一郡的人期望由他们乡里的人来治理其地，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帝国已不再信任，对帝国派遣于州郡的官僚之能力有了怀疑，他们的乡里不需要那些“主画诺”“但坐啸”的长官。他们需要的是能合于好官条件，像范滂那样，“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康”，深获乡里好评，具有为人信服的好德行之人。当范滂同到乡里，出任郡功曹一职，肩负起一郡政务的推行后，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个有好德行的人，而且是个干吏。地方自立的趋势，是以这类有德行、有能力并且在乡里深获好评的人为团结的中心。
由于州郡长官的不称职，使地方乡里社会对帝国产生了离德离心的现象，期待独立自主。乡里社会的动摇，使高居京师的帝国政府也意识到基础的不稳。灵帝时太常刘焉建议将州刺史之名改为州牧，提高州长官的地位，并选派朝中有德行、有能力的大臣，出镇四方。中平五年（188年），灵帝采用了他的建议，选派太常刘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这三人都名列九乡，且为清流中人，清流是指那些有德行、为舆论所推许，并能使民众信服的士人。为了加强他们履任时的声势，又增封他们为列侯并加将军号。东汉政府的这种努力，显然是晚了些。因外戚、宦官长期执政，选派倒行逆施的地方长官所促成的地方自立倾向，绝非区区数名清流重臣所能挽回。派遣清流重臣的结果反而制造了这些加有封侯、将军号的州牧与地方人士争夺地方领导权时的有利声势。在某些地区，地方行政长官不仅有“名”与“权”，并藉着这些名、权夺取地方人士的“势”，成为割据自立的地方支配者，刘焉便是个例子。
刘焉在赴任之前，益州局势十分混乱，州刺史郗俭与制竹县令都被黄巾马相、赵祗杀害，州中有三郡已为贼所陷，黄巾之数增至数万。此种残破的局面，叫初履任的外籍长官如何应付？出来收拾残局的，不是别人，是州从事贾龙，从他任州从事（州之属吏）这点来看，我们知道他是益州的有力人士。而他就凭藉了自己在州中的影响力，以家兵为基础，号召吏民讨贼，益州的乱事便是如此被他平定下来。贾龙于乱事平定后，才派遣吏卒迎刘焉入境。刘焉入境后，初时与地方有力人士相安无事，但是野心勃勃的刘焉，对于地方有力人士的势力，是难以长期容忍的，不久即藉事杀了州中豪强十余人。这件事引起了其他地方人士的反感，曾经替刘焉平定乱事，转任校尉的贾龙，联络了同郡出身的州从事陈超与犍为太守任岐起兵攻击刘焉，这是权与势、名与实的对抗。这场战事，贾龙等人失败了。固然因为刘焉拥有权与名，在声势方面较为光明正大，但更重要的是刘焉在益州有一支军队支持他。有武力作后盾，权与名自然伸张了它的力量。这支军队称东州兵，是刘焉与流亡入益州的南阳、三辅流民组成的，由于是由外籍人士组成，利害与外籍长官一致，生死之际，自然发挥战斗力。
在地方自立的时代潮流下，魏晋及其以后的各王朝若要达到支配地方的目标，也唯有使地方长官，像刘焉一样，有属于自己的一支武力作为后盾，南北朝时州郡长官，不称州刺史、郡太守，而常称州郡将，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加有将军号，携带他们私属的部曲上任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