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尊古好儒，选有德行之人为官的风气下，地方上一些有德行、有名望的人，若家中连续有人被选，在地方上便会造成极好的形象，家声亦为州郡人所闻，成为地方上的名望之家，随之他们的子弟也当然被视为德行优异之人。外籍长官辟召属吏或推荐人才时，也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当成主要的候选人。州从事、别驾、郡功曹，这些州郡中重要属吏之职，便常由他们出任。时间一久，就成了习惯与传统，这些上纲之职，照例由他们垄断。如果有那个州郡刺史或太守，不照传统方法辟召这些名望之家子弟担任上纲，而选用单家出身的寒士，便是反传统，得不到社会的谅解。在东晋、南朝时这种现象更是明显，长官的辟召不再以德行为标准，而是以某些名望之家为固定对象。南朝的梁武帝，更立法保障这些名望之家的特权。《梁书》（杨公则传）曰：
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杨）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梁武帝此举与汉高祖之立县三老，并准许其与县令尉以事相教之举相似，乃是正视了地方势力，承认他们的地位，利用他们的势力，而不是压制他们。三老与州郡吏便是乡官。一个帝国若使中央与地方处于对抗状况，这个帝国是很难长久的，唯有像汉高祖及梁武帝那样明智的措施才能使帝国长远。刘邦开创了汉帝国四百余年的基础，萧衍是南朝统治得最久的皇帝，这一切并不全是偶然。
东晋南北朝在地方上出现了所谓的名望之家，把持地方社会，在中央政府里也有所谓世家的形成。
这些世家的形成要远溯到东汉末年的清流运动，当时有理想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吏，他们虽然出身的乡里、阶级或担任的职位不同，但是在对抗宦官方面却是一致的，他们反对宦官种种倒行逆施，违反了以德行取士组织政府的原则，在他们对抗宦官的运动中，他们的操守与德行得到颂扬，运动的领导者被冠以三君八后八顾八及八厨之称，称誉他们的德行足为天下楷模。这些清流领袖在运动中成了天下知名的“名士”，不仅一般人民对他们想望追随，他们彼此之间也形成了坚强的一体意识。清流运动进行时，以人物为中心所造成的舆论，在运动后余波犹存，转而成为一种人物评价，汝南月旦评就是其中之一。汝南与颍川同为号称多士的地方，在这地方所形成的汝南月旦评，其所称许的人物，通常十分中肯、客观，事后也常得到事实的证明。渐渐地，这种评论便成了一种权威，只要是汝南月旦评称誉的，一般人也就那样相信，被汝南月旦评予以好评的“士”，也常变而为名士，他们的行为与种种，成了一般人的模仿对象。这与清流士大夫因其行为得到普遍大众的称许，进而成为四海知名的名士不同。人物评价在性质方面有了根本的改变，不再是以一般民众或社会为基础，而是以有权威的评论家之言，代替了一般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