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巨著SCC7卷34册。有的尚未出版，有些没有中译本。我们就扼要地对李约瑟钟情的中国医学史、道学修炼丹史及火药火器史作个介绍。在这三方面，李约瑟和他的助手们曾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中国医学史
SCC第6卷第3、4分册，主要是介绍中国传统医学：解剖学、生理学、临床各科及制药学、免疫学和针灸疗法。由李约瑟和鲁桂珍执笔。
对于中国医学，李约瑟说到：现在有许多人一想到中国医学，就觉得那是一种荒唐、陈腐、莫名其妙、类似‘江湖医术’的东西。实际上，这样看待中医真是大错而特错。必须指出，它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文化产物，中国文明的复杂深邃丝毫不逊于欧洲文明。中医理论保留着中古形式，但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决不可等闲视之。正如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领先。例如610年，巢元方编纂了《诸病源候论》，不涉及治疗，专对疾病性状进行分类描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比费利克斯·普拉特和托马斯·西德汉姆早了整整1000年。又如宋慈的《洗冤集录》（1247年）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一部法医手册，比奠定欧洲法医基础的福图纳托·费德尔和保罗·扎西亚的著作早得多。
李约瑟对中医评价很高。马伯英在《李约瑟和他的最后岁月》中指出“常年吃点人参……他说是中国人参使他比家族中任何人都活得更健康、更长寿。这确实不假，亲身体会，使他对中医评价很高。”
而在20世纪初，西方医学界眼中，中国是一片黑暗，正是李约瑟与鲁桂珍的不懈努力，才使中国医学在世人面前揭开面纱，展现其绚丽风采。
1939年李约瑟与鲁桂珍合撰《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第一篇中医史论文。鲁桂珍赴英前，任职于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她跟随著名医学专家从事维他命B和脚气病等医学研究。她在上海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脚气病与维生素Bl缺乏有关。由于他们对人类研究脚气病的历史感兴趣，两人便欣然合作。
他们研究发现，早在战国时期，《周礼》一书“食医”的章节，（这是宫廷营养的记载）就有关于各种病因及治疗理论的记载，其中便有脚气病起因的记载，到汉代张机的《金匮要略》中，就有了许多关于各种营养缺乏症的生动记叙及有关方剂。唐代文学家韩愈最早提出脚气病出于营养缺乏。14世纪元代饮膳太医著有《饮膳正要》一书，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该书汇选了当时的本草著作及其他著名医学著作，以及他本人15年任职御膳厨的经验而成。书中不但列举了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植物，还论述了烹调法和供膳法。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书中忽思慧还归纳了营养缺乏脚气的两种类型，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湿脚气”和“干脚气”，并提出主要补充含维生素Bl及许多其他类维生素丰富的食物疗法。
这篇论文的撰写拉开了两位博士研究中医学史的序幕。
两位博士对于中国医学的两大重要成就：免疫学和针灸疗法的研究是SCC第6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免疫思想的起源，李约瑟这样论述。古代医者观察到没有一个人在一生中会患两次天花，然而在流行区域，每个人都难逃此难。这便成了小孩或者有时是成年人必须闯过的生命的一个“关口”。为了免于灾难，人们便在神佛面前祈祷，道士们须念一定的咒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道家医学家很自然地想到，如果人们能用人为的办法把这种疾病以非常和缓的方式徐徐“注入”病人体内，并保证它产生温和的侵袭，那么这位病人便会战胜疾病，或至少会顺利通过关口。在完全没有抗体形成和免疫概念的情况下，中国古代接种者却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他们用于种痘的天花病毒是80%失去活力的病毒，不可能使人感染天花。但这些病毒会刺激人体产生抗天花的抗体，并可在总体上协助免疫系统。
中国东晋时便有关于天花的记录。宋代《痘疮方法》是中国论痘的第一部专著。种痘技术起源于四川峨嵋山。在公元10世纪，宋朝，隐居在峨嵋山山洞的道家炼丹家已掌握了天花痘菌接种技术。北宋时丞相王旦的长子死于天花，为其家人免于灾难，峨嵋山的道士才把接种术在京城推广开来。中国的种痘术先传到土耳其，到1722年又传到欧洲。这比西方真纳发明种痘术早100年。李约瑟评价这件事情：“我的注意力不禁为以下的事实所吸引，就是：土耳其火绳枪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人痘接种防治天花的技术传注欧洲的时候。如果有人想举例证明中国文明造福全人类的和平性质，那么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事例了。”
1980年，李约瑟和鲁桂珍共同执笔的《中国神针：针灸史及基本原理》出版。
这本书中用详实的资料，严谨地推断出中国早在公元前1500年，就有关于生物体昼夜节律的医疗应用。现代医学实践证明，在一天不同时间中，疾病及症状的严重程度也有不同。对疼痛的敏感性在不同时间也有不同。这种“生物钟”理论早在周朝便有应用。针灸医师根据一年中季节不同和一月中日期不同的周日循环，来选择针灸穴位。
李约瑟和鲁桂珍叙述了针灸学所依赖的经络体系理论及其发展，他们对针刺的治疗和镇痛机制作了生理学解释。同时他们还论述了针灸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李约瑟批判了那种认为针刺纯粹是靠心理暗示的观点。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理论依据，但李约瑟认为中医理论基本上是“中世纪”的，它们不太可能被证明或否定，不像现代医学，可以很确定地决定一个理论是对还是错。中医是一个“相对可信性”的问题。鲁桂珍认为，流行了2000年之久，为数亿人民所接受的治疗方法不可能不具备生理学和病理学基础，而非仅仅是心理作用。再者，针刺术早已是兽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兽类身上，心理暗示理论毫无用武之地。李约瑟相信，针刺术的科学基本原理一定能建立起来。
这项发现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在中医史研究中，鲁桂珍的一个发现值得大书特书。它使人们对中医药学产生了由衷的敬仰。鲁桂珍在披阅《本草纲目》中关于人体自身物质中提炼药物时，发现某种制药过程使用人尿数量达600加仑之多。她与李约瑟深入研究后发现，早从北宋初期起，中国人便可从尿中提炼激素。古代中国人虽然对现代科学的有机化学结构式等一无所知，然而依靠谨慎操作，使用经验的方法，但的确得到了激素，并付诸应用。
李约瑟与鲁桂珍还发表论文，不仅论述了中国的医学典籍，介绍中国古代医学家、医药史、解剖学史，而且撰文介绍中国医学对阿拉伯及欧洲医学的影响。
炼丹术
炼丹术是SCC第5卷的重要内容。第2分册讲炼丹术的起源，讨论中国的长生不老思想，由李约瑟和鲁桂珍执笔；第3分册研究外丹的发展与早期的化学史，由李约瑟、何丙郁和鲁桂珍执笔；第4分册比较中西化学仪器的发展，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和席文共同执笔；第5分册讲生理炼丹术（内丹），由李约瑟和鲁桂珍执笔。
SCC第5卷的中译本尚未出版，但其基本思想却屡见于李约瑟的其他论文，就此我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李约瑟对中国的道教一见倾心。为此，他给自己取姓为李，以与道家鼻祖老子李聃同宗为荣。（他给自己）取字丹耀，丹是道家炼丹的结晶，同时又与李聃之名同音。丹耀意是灿然的金丹。取道号为“十宿道人”，意思是约瑟道人。后来又给自己取了新道名“胜冗子。”据他自己解释，“冗”是混乱复杂的事物，“胜冗子”的意思是“克服混乱的能人”。他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要战胜误解、错译，不正确的观念和五花八门的谬说。后来，胡道静评价说，《老子》16章曰：“致虚极，守静笃口万物并作，吾以观其长。”其结果是：涣若冰将释，“胜冗子”只能是道家之一子，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家。
李约瑟对道家的热爱从这里可窥见一斑。
李约瑟认为道家的基本思想便是长生不老。道家的信念在于通过植物、动物、矿物以及所有化学知识，制出丹或药，延长生命，从而使人的肉体和精神都返老还童。以至真人能够长生，最终获得永恒的生命，并以飘渺的身体上升到仙界成为仙人。这是道家躯体不朽的思想。在这方面，中国人走向极端。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一意孤行，合成了各种危险的丹药，含有金属元素和其他元素（汞、砷、铅等，以及金），这些丹药会给那些坚决服用的人造成极大的危害。其实，道家完全可以避开这些危险，因为他们还有其他许多技术来寻求躯体的不朽，食疗、气功、导引、房中术、日光浴和打坐。利用所有这些技术，他们能企冀跻身于天地万物主宰之列，或者变成仙人；他将是不朽的、清净的、飘渺的和自由自在的，他能像清风一样的徜徉于高山丛林间，消磨永恒的光辉，享受着与同样光明喷薄的同伴为伍的乐趣，带着常新的光环，任凭四季更替。
对于中西炼丹仪器，李约瑟曾对希腊、中国和印度的3种不同型式作了仔细比较，中国式蒸馏器起源十分古老，不可能从外域传入。而印度的蒸馏器介于中国和希腊之间。它与中国式一样具有冷凝装置，但不位于蒸馏头端，同时它具有希腊式一样的凹面而不是凸面的蒸馏顶盖。这个发现对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对第5分册内丹术，何丙郁作了一个精彩的书评。
欧洲的炼丹术不只是一种在实验室内操作的工艺，而且还有人将它解释为一种神秘的、象征性的、基于道德的心理活动。而中国的炼丹术有“外丹”和“内丹”之分，前者属于早期实验化学的范畴，至于后者，少数略有探索的西方汉学家曾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它可能和西方炼丹术的心理活动有雷同之处。著名的心理学家容克认为，欧洲炼丹术的主要作用目标是通过实验室的操作在心理上起一种纯净本身灵魂的象征性作用，因而低估了炼丹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工艺的诞生及现代化学的重大贡献。有人认为中国的炼丹术亦不过如是。
李约瑟对以上两种见解并不苟同，他确认中国炼丹术中的“内丹”基本上是一种“生理”的，而不是“心理”的活动，而且发现“内丹”包含有早期生物化学和内分泌学的成份。他在书中指出：将“内丹”和西方的“灵魂化学”视为同出一辙，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为了处理一些和西方迥然不同的观念，李约瑟用了几个新名词来翻译中文的专门术语……5分册虽然是化学篇，但它在很多方面和中国医药学有共通之处。
李约瑟在解释“内丹”是一种生理化学活动后，又对内丹的历史和各种不同的修炼内丹的方法作了介绍，例如服气、唾液和精液的运用、房中术、身体的运动和按摩、静坐和存思、光学医疗法等。中国的生理炼丹药引致尿固醇和蛋白质内分泌的产生。李约瑟在书中就此写道：“中国的）内丹成为世界早期生物化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件事。”
第5分册中，还记载了鲁桂珍的两项重大发现。一是她发现17世纪孙一奎所著《东水玄珠》一书，书中阐发了修炼“三元”（精、气、神）的整套理论。二是鲁桂珍在披阅《本草纲目》中关于人体自身物质中提炼药物一章时，惊奇地发现古代中国人虽然对现代科学的有机化学结构式等一无所知，然而领先谨慎操作，使用经验的方法，得到了激素，并付诸应用。
10年间，这4大册评述中国炼丹术的巨著的出版，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普遍好评。李约瑟对炼丹史的研究是史无前例的，这套书是第一本系统探讨全部现有的炼丹术文献的书籍。
火药
1987年，SCC第5卷第7分册火药与火器史出版。
李约瑟对火药及火器史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援华期间，他便开始搜寻这方面的资料，并在王庄结识了王玲，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这部分的撰写花费了他近6年的时间。虽然他的合作者们一致认为，初稿本已不错，他不该在这方面再耗费四五年时间，况且他还必须利用有生之年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部分，然而李约瑟因兴之所至，竟越写越起劲。
李约瑟经研究发现，火药武器的发展无疑是中世纪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火药的发现与道家炼丹密切相关，火药的最早记载即出于《道藏》中的《真元妙道要略》。该书列出道教炼丹士慎勿从事的30件事，其中之一：“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也就是不要把硝和炭、硫、砒等混和。如果这样做了。弄不好手会被烧伤，脸被灼伤甚至房屋会被烧毁，这项记载出于公元850年。自此，火药便迅速发展起来，到919年火药已用作喷火器的导火线。1030年，火药已用于炸弹和榴弹之中。“这样我们现在可使中国最先发明火药的久已称著的证据大白于世。看来很明显，西方缺乏硝石必定是对这项开发事业的限制因素”。
对于火药发展史中火药配方问题，李约瑟和鲁桂珍认定《武经总要》中的3个配方是最古老的配方。《武经总要》为宋初1044年曾公亮编。而欧洲在1327年，或在1285到1290年间，才第1次提及火药的配方。
李约瑟还对《武经总要》中这三个配方交给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实验，以观其效。他在研究后发现，火药中硝的成份是逐年增加，最后逐渐上升到75%到80%，达到理论上的最佳点。另外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是，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14、15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书籍中得到的资料看，硝、硫、炭的成份的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这说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实验。而阿拉伯及欧洲的最早记载中，这两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份为75%左右。看来，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知识也随之传入。
公元919年中国五代时期，使用猛火油或石油的火焰喷射器的出现，标志着火药开始用于战争。后来迅速进入火炮阶段，使用弹力抛掷器抛掷火药包，及宋代，已发展成炸弹式的火炮。火箭的发明则晚于火炮，它在13世纪开始用于战争。
李约瑟还对火器传到西方世界的途径作了三种假设。
他纠正了关于火药阴暗面的错误观点，指出火药不仅用在战争中，在和平技术中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人首先发明人类所知的最早的化学炸药有以下十分重要的两个意义。第一，它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成就。黑色火药并不是工匠、农民或石工的发明，它来自道家炼丹家的系统的研究……最早的爆炸混合物是在希望长生不老药的鼓舞下，系统探索大批物质的化学和药学性质的过程中产生的。第二，在黑药火药的史诗中，还有对这种在社会上有破坏性发现的另一种。这种情况在中国无论如何总可以从容对付，而在欧洲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从莎士比亚时代起的数十年，实际上数百年间，欧洲历史学家已承认，14世纪臼炮的首次轰鸣敲起了城堡的丧钟，因而也敲响了西方军事贵族封建制度的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