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剑桥大学来了3位中国的生物化学家。他们都是准备考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工作上和主人公李约瑟比较接近，有时在邻近的实验室工作。他们是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
沈诗章毕业于燕京大学，是由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教授介绍来与李约瑟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当时被称为“呆巴子”的超微测微器的。王应睐毕业于金陵大学，是以庚款留英公费生资格进入剑桥大学。他先从维生素方面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莫尔特诺研究所跟随细胞色素发明者戴维·凯林研究血红蛋白。
鲁桂珍生于1904年，湖北人。南京药商鲁化国之女。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理学院，毕业后曾在北平协和医院深造过，后辗转到上海雷士德医学院研究所从事生化营养方面研究工作，专攻维他命B和关于脚气病等医学问题。到剑桥之后，鲁桂珍与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一起工作。
李约瑟不久便与这3位留学生建立了友谊。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儒、道思想。他与由其妻指导的鲁桂珍关系更密切。那时，李大斐与鲁桂珍下午走出生化实验室后，经常到李约瑟的房间一起吃茶点，这时李约瑟从写字台旁一跃而起，一边哼着民歌，一边给她们煮菜。一次闲谈中，李约瑟问起鲁桂珍为什么中国在科技方面无所成就。这话深深刺痛了鲁桂珍。她（鲁贵珍）的父亲鲁茂庭（字化国）是南京一位著名的药剂师，对中国医药都很有研究。他除了教导女儿欣赏和了解现代科学以外，还使她相信：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师和技士们的本领要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人类历史上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必须说，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鲁桂珍成功地传播了这个信念。
这席话改变了李约瑟的后半生。
那个时代，科学史领域内“西方中心论”占统治地位。西方人从现代的科学技术回溯过去，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思想的发展起源于古代地中海各民族的经验和成就，是从伽利略和凡萨里乌斯开始，从而得出欧洲人得天独厚的结论。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要走西方化的道路。
鲁桂珍的话像一道闪电激起李约瑟头脑中智慧的光芒，使李约瑟意识到自己观念上的武断。随着对中国文明了解加深，他愈来愈体悟其迷人之处。
李约瑟的家庭没有出过外交家、商人，也没有出过传教士，没有什么人使李约瑟在童年时对世界另一边的可与希腊和罗马媲美的伟大文明有任何了解。但是随着他对中国文明了解的加深，他愈来愈觉出东方文化魔力，从而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李约瑟深思熟虑地用了“皈依”这个词，有其特定的内涵。“皈依”出自《圣经》，讲的是犹太教徒扫罗在去大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的途中，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圣光中讲话，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从而使他易名保罗转奉耶稣基督。在这里，李约瑟表达了对中国文明“一见倾心”的心情。
李约瑟决心向他的研究生学习汉语。在这以前，他不认识任何汉字，但李约瑟知难而进。李约瑟对汉字爱慕不已。他后来回忆说：“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里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是有差别的。”这种古老的文字，尽管字义很暧昧，却有一种精炼、简洁和玉琢般的特质，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优雅、简洁而有力，超过人类创造出来的表达思想感情的任何其他工具。阅读汉语，像夏日遨游江河那样畅快淋漓。
在SCC序言中记叙的两件事情是李约瑟学习汉语的一个写照。
在第一卷总论第七章的引言中，李约瑟写道：“大约在15年前，有一天我在友人古斯塔夫·哈隆教授的书房里，和他共同阅读古书《管子》，这本书主要是道家思想的，数次聚会中，有一次，他建议很快翻过我们正在读的那一章的某些材料，因为其中似乎只包括些关于动物的无意义的神话。可是我却仔细地研究了它。结果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某些海洋动物受到月亮循环的影响，它们的大小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增大或缩小。我感到极大的惊奇，因为我记得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完全相同的话……”
古斯塔夫·哈隆教授是捷克汉语教授，他从伦敦来剑桥任教。他知道李约瑟的情况，为了使他极早掌握这门语言，特地安排每周两小时，与李约瑟讨论自己将翻译出版的《管子》。《管子》是李约瑟接触的第一部中国原著。这件事体现了李约瑟治学严谨，从不人云亦云。
哈隆对李约瑟的帮助持续到1951年他去世的时候。而李约瑟自从学习汉字之后便爱慕不已，遇到问题谦虚地请教直到弄懂为止。在古斯塔夫·哈隆去世的前几天，李约瑟还打电话请教他有关一本奇怪的书《鶡冠子》的问题。他当即花一刻钟时间详细说明了这本书的疑难之处。
就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认真钻研的精神，同时，凭借自己探索的学习方法，李约瑟很快脱离了初级阶段，进入一个晶莹明彻的表意文字的天地。
李约瑟开始学习汉语之后，并没有放松其学术研究。1938年，在牛津出版了《集合的水准：进步思想的革命》；1939年，在伦敦出版了《平等论者与英国革命》，又与鲁桂珍合撰了第一编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在1941年出版了《世界观纵横》等。
在对中华文明，尤其是儒道释宗教哲学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之后，李约瑟便给自己取了一个汉名。“Needham”之所以未音译为“倪”而取“李”，是出于对中国道教始祖李聃的一种敬意。约瑟来自其英文名字Joseph的音译。取字“丹耀”，“丹”是道家炼丹之结晶，他要把道家思想发扬光大，同时“丹”又与李聃同音。后来他又为自己取别号“十宿道人”、“胜冗子”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李约瑟倾心中国古文明之时，他也没有放弃其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30年代，李约瑟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他的著作《历史在我们一边》与《时间——更新的长河》，反映其反法西斯武装侵略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
后来他又转向英国社会史，以亨利·霍洛伦肖的笔名出版了《平等论者与英国革命》。另外，李约瑟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化有中肯敏锐的见解，亦缘于他明确而坚定地扎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因为任何民族文化总有相通之处。
1941年，李约瑟当选为皇家学会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