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在童年时代喜欢阅读H·G·韦尔斯的作品。韦尔斯擅长写科幻小说，其中蕴含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李约瑟在昂德尔公学曾经幸运地与他心目中的英雄见过面。这样，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抱任何偏见，由衷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而高兴。但当时，他只是反对他父亲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主义、护卫社会主义原理而已。李约瑟自小受贫富贵贱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影响甚微，虽然他出身于小康的富贵之家，但他从小便与各个阶层的人物相处融洽。即使在业余艺术爱好上，他也是喜欢民间传统的“复兴的”舞蹈，李约瑟还能极潇洒地跳传统的莫里斯舞。
他在1920年前后加入了英国工党。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约瑟与一位工人出身的同行、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拉普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拉普金使李约瑟知道了怎样从社会的底层来看世界，使李约瑟真正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到了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经济危机。生产相对过剩，一方面是大量超过人民的购买力的商品积压，另一方面是劳动人民挣扎在贫困饥饿的边缘。法西斯主义正在酝酿，工人运动频繁爆发。这时候，李约瑟经常活动于工人中间，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积极投入各项政治活动。
当时，李约瑟做了大量工作来恢复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原名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建立于1919年，受全国总罢工影响，在1926年左右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冷漠情绪。到了30年代，科学家们在社会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分析科学的社会功能。为了恢复科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他们提出把科学唯一用于建设性目的，这样便唤起了英国科学界的政治觉醒，得到了越来越多科学家的支持。
李约瑟真正接触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缘于第二届国际科技史大会。
1931年，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伦敦举行。大会的主题是：科学和世界史的一体化、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相互关系、科学和技术相互关系。著名蒸汽机与普通工程学历史学家狄金森任大会书记，他特邀李约瑟加入大会理事会，从事大会的筹备组织工作。
6月29日，来自25个国家的250名代表参加了开幕式。众人心目中平淡无奇、例行公事般的会议竟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精彩的变化。
临开会的最后时刻，苏联科学院院士布哈林率领一个由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植物遗传学家和技术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不期到会。这无疑使会议组织者措手不及。只好特地延长半天会议时间来倾听他们的报告。
苏联科学家的发言似乎一阵狂风，使大家有点震惊、有点不知所措。大会主席、英国科学史权威辛格有些不耐烦，当苏联代表发言超过20分钟时，他就在主席座上不断敲着一个很大的船形钟。其中理论物理学家赫森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更新颖更富有挑战性。当最后一位苏联科学家发言完毕，会场上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他们的观点太新颖，使听众无法立刻接受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苏联人与其他科学史学者研究方法迥异。以辛格来讲，他获得了牛津大学医学、科学和文学三个博士学位，出版了《解剖学史》、《医学史》、《生物学史》、《科学通史》等著作，是英国科学史界的权威，是李约瑟唯一真正的科学史教师，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缺乏科学发展内因与外因的讨论，对于促使科技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视而不见。
赫森的论文与他们截然不同，他将牛顿定律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分析牛顿力学产生发展的社会渊源。他认为牛顿力学的产生是由资本主义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必然要求所决定的；而牛顿没有把机械唯物论贯彻到底而转向上帝是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的；牛顿未能提出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也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所决定的。
赫森的发言以及整个苏联代表团所代表的苏联哲学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辩证法能够完善地弄清两派哲理生物学之间复杂的论争；二是应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解释为什么现代科学偏会发生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区；三是自然发展必然产生愈来愈复杂的社会组织水平，直至包括共产主义在内。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要素，每一个都被李约瑟迅速地吸收同化在他那演变和扩展中的世界观里面。
在本世纪初，科学史只是被业余爱好者作为收集古玩的一种消遣。到了1931年之后，剑桥大学的左派学者才开始把它视为严肃的学术领域。李约瑟在20年代后期便与辛格博士建立了友谊，加深了他对科技史的兴趣。1937年李约瑟出版那套举世瞩目的《化学胚胎学》前，就写了长篇序言，回顾了胚胎学发展历史。这篇序言在1932年又单独出版，称为《胚胎学史》。1934年以后，受赫森影响，李约瑟竭力主张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剑桥大学教务委员会甚至于1936年指定他作为一个“单人委员会”，负责建立科技史讲座。
苏联代表团的冲击波不仅仅影响李约瑟一个人，英国的左翼科学家为此形成了一个非正式而且不公开的学术团体“无形学院”。赫森的论文在英国科学家思想中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为科学史家提供了“外在论”的思想方法。这为李约瑟日后从事SCC编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