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透视现代派与乡土文学群体间的批评与反批评既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入乎其内，客观梳理论证，既不可否认“横的移植”更不可背离“纵的继承”。这方面大家做的相当多了，但也要出乎其外，从更高的层次上深刻把握，可以说冲突与论争是为了对湾文学作更深入的讨论和认识，现代派文学是对“战斗文学”的消极反叛，在促使文学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羁绊方面却起到了积极作用。现代派的诗与小说曲折地反映了台湾多年孤悬海外的政治现实和普遍的失落心态。1949年巨变和朝鲜战争的绝望加剧了人们对台湾政治状况和经济前景的愤慨和不满。现代派的诗和小说表面上迎合了台湾当局依赖西方的心理倾向，实质上是社会和个体普遍的迷惘、孤寂、苦闷、彷惶的文学表达和精神突围。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意义更大的，是现代派文学对乡土文学的激活和反动。撰写小说的是各种自由或半自由的平民知识分子，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坚持的更是批判现实的民间立场，在政治专制或恐怖的时期往往受到压制和迫害。所以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始终面临当局的压迫和自身困顿的两难境地。台湾50年代最重重的乡土作家钟理和与他的作品《笠山农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说明，这时期继续活跃的老作家吴浊流没有比日据时期更优秀的作品，而杨逵被国民党投进了监狱。乡土文学的发展困难重重，而中国新文学史上若断若续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50年代中期以后的台湾成为文学的主流。
台湾现代派文学以现代诗的兴起为发端，而标志现代派文学进入“黄金时代”的则是现代小说。这些生力军就是1960年3月5日创办《现代文学》的文学青年。台大外文系师生的努力不仅迎来了现代派小说的欣欣向荣，同时为台湾当时萧条沉寂的小说创作带来了生机，并给乡土文学储备了新一代作家——日后成为著名乡土作家的陈映真、王祯和、王拓、黄春明等初期的创作都得到了《现代文学》的支持发表。
反过来，乡土文学提供了现代派文学可以借鉴的丰富的现实主义作品基础，而且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排斥的强有力存在形成了现代派作家自我的反观。这样意义上的桥梁作家林海音、陈映真等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像林海音以传统的写实手法描写北京生活，用传统和西方艺术手法相结合的手法描写旧中国妇女的婚姻悲剧故事，又用朴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写了一些台湾乡土题材作品，而后来又着力于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描写台湾现代的城市生活，表现台湾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爱情婚姻的商品化扭曲。可以说完全突破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隔墙。陈映真乡土文学的巨大成就是对他早期现代主义倾向的回应和拓展。特别是现代派的纪弦、余光中、白先勇等都不同程度地回归了传统，从中国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学中吸取了营养和经验，才真正成就了他们不朽的经典作品。我们随处可以找到一些细致的分析：“他能融传统于现代，化陈腐为新奇。那被广为传诵的《错误》，从浪子的角度写思妇的期盼，读来令人想到温庭筠的《忆江南》。那尽写水手寂寞情调的《水手刀》，在愁苦中弥漫着潇洒的浪漫意识。他的语言轻柔。一如淡烟疏柳。他有时寄情山水，有时怀念故土，并不强烈地触及病态社会，但有时也冷眼看人生。”你很难想象这是分析“现代派”重要诗人郑愁予的作品的话吧。
毋庸赘言，历史的宏观考察，无法做到完全的见真知深，但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这场论争在人们相互的排斥，偏执的两极，还有政治干预，等等，不可思议的矛盾复杂的演义过程中，取得了最圆满的结局？产生了最良好的影响？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共场效应？
应该说是大家对文学的良知和热爱，良知是诗情真挚的表现，共同的热爱会带来宽容、涵养和求实的态度。现代派的自我现照、心理分析和乡土文学的直面现实，揭露社会丑恶，对人性的扭曲，既是相互的补充，又是共同的两面；乡土文学的思想性、批判精神恰恰是现代派所缺失的；现代派的注重艺术技巧，关怀人类生存的深层绝望和困境也正是乡土文学值得汲取的。共同的文学指归超越了具体的恩怨是非，共同珍重的是诗的纯真和对缪斯女神的赤诚，这才会使双方在论争中获益。不仅现代派在论争的反省中修正了偏执，重新认识传统，部分回归现实；乡土派更是从现代派的艺术实践和批评中意识到思想上的狭隘自守和艺术上的粗糙单纯，因而乡土文学不但跨越了省籍的界限，融入了当代的时代特质，在包容新一代“寻根”和老一代本土意识基础上，走向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现代派的势微是历史的必然，但正如前面所说现代派的积极影响并没有真正削弱。从我自己经历的80年代大陆文学得风气之先，以诗歌而言，一定程度上有来自台湾现代派的直接影响；另一个佐证是70年代享誉台湾的乡土作家大多已不满足于朴实、通俗的语言描写乡土气息的生活，而是借鉴更多的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手法丰富自我，深化作品。
现代派和乡土文学经过排斥、吸收和交融，在文学的终极意义上趋向认同，共铸了文学史上的华章。进入80年代后，台湾文学保持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实质上是大融合、大交流，拓展和深化了文学视野与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台湾文学20世纪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是六七十年代，这发展的态势延续到80年代，承前启后，不仅出现了一些顶尖作家和经典作品，还填补了大陆文学在这个时期发展的不足和荒芜。
如果把香港的金庸、亦舒等作家算在一起，台港文学创造了中国现代白话新文学在20世纪的，继二三十年代之后的第二次高峰活跃期。第三个中国文学发展活跃的高峰期，是80年代以来的，90年代至今两岸三地同时出现的政治环境宽松、文学发展和作家境遇都很好的最近20年。不论是大陆、台湾，甚至海外华文创作都繁华似锦。但已无法想象二三十年代，台港六七十年代那样激动人心的场景，每一个诗人作家都展示了生命和诗情真正丰盈的华采丰赡。
三、左右手的缪斯·钟爱文学的牧神歌唱
余光中的情笛吹出满天星云，诗人亲历20世纪下半叶文学现场的创作，诗情谱成文字的活鲜，欧风西雨中鼓荡透明的乡愁。
余光中左手散文，右手诗歌，在诗情的张扬、挥洒、抒发上可以说浓挚而又透脱。散文还有一种酣畅淋漓之美。诗人出生于大陆，成名于台湾，游学于世界，又长时间执教居于香港。两岸解冻后往来殷勤。开阔的视野形成了余光中散文的疏朗、热情、宏丽，而又洋洋洒洒、一泻千里、信手拈连、神游八极的艺术风格；加上其诗的敛情深蕴和精致优美，给我们透视台湾文学一个最好的参照。他在“现代诗”运动中骁勇冲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诗学审美中安魂涵养，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撞中进进出出，最充分地体现了台港海外文学矛盾张扬而又悖反开放的景观。不讳言地说，余光中是一个惹人注目，十分特殊的角色，构成考察台湾文学丰富而又生动的一极。
余光中的诗文沐浴了“新月”文人浪漫与自由的欧风西雨，走向了向世界向现代敞开借鉴学习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探索。读脍炙人口的《乡愁》我们除了此诗的中国乡土情味和宋词韵味外，从情调、音韵和意境之美使我们想起徐志摩的作品，特别是抒情风格上想起《再别康桥》。虽然一个是告别，一个是思念。却共同表现了韵律形式之美，文字又流畅自然，不教条，诗情丰盈。当然，余光中的诗比徐志摩的含蓄绵长一些，徐志摩的诗抒情郁美，文字更纤秾清丽。这种从五四名家借鉴而来的现代诗影响更明显的，还是那首中国人的体验，西方现代派手法把捉的，与沈尹默《三弦》有同工异曲之妙的《算命瞎子》：
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
偏街小巷不见个主顾；
他又把胡琴向黄昏诉苦：
空走一天只赚到孤独！
他能把别人的命运说得分明，
他把自己命运却让人牵引；
一个女孩伴他将残年度过，
一根拐杖尝尽他世路的坎坷！
前期另一首较有代表性的《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中，更透露出余光中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所以余光中在自己诗集《天国的夜色》的后记中说：“从新月出发，我这一代开创了现代诗。”《诗人之歌》里宣告自己风雨猖狂中上路。
敞向西方的探索，直觉贯穿美感体验，这种意识表现在《西螺大桥》“必须渡河”的诗歌意念和“钢的灵魂”的抒情对象中。这种冲动的情怀在散文《高速的联想》变成了“痉挛”和“疯狂”，“厉啸逆人神经而过”，已不顾父亲的“大惊”和自己留恋英雄骑士的“联想”。虽然多年后在《不落家》的亲情诉说中不无老来孤寂之神情，作者四海为家“环宇同此凉热”的衣袂吹拂太平洋的胸襟和豁达。虽然岁月已使绚烂趋于平淡，但“只要诗人的心中还有爱”，诗人的神思与情感就“和混沌的宇宙合为一体”。诗人一生“被诱于那一泓魔幻的蓝”，一生近观远审西方的文学艺术，熔于自己的宏文丽章。这样的胸襟开阔和陶冶了诗人的性情气质，给我们别样的明丽与华赡。
诗人在“现代”和世界艺术的深井里，却在发酵酿制传统和乡愁的情蕴诗意。2001年5月《大海洋》杂志上的书序《被诱于那一泓魔幻的蓝》中呼求“智者乐水”的海洋美感，情理之中，放眼于西方优长，渴望中国文学的勃兴。余光中游乎西方，出乎其上，回望祖国文化，在传统、在语言中深入，琢磨自己的诗和文。从少年初识人生况味的《算命瞎子》，中国人的那样一份情怀经《乡愁》醴酿而弥深弥浓。在《听听那冷雨》一文中则如万斛珍珠落玉盘，诗情奔泻，笔调凝重而灵动飞扬，心悲郁而情切切，终成思乡怀祖之奇文。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余光中居港十年，边界望乡：“叠嶂之后是重恋，一层淡似一层／湘云之后是楚烟，山长水远。”诗人和这乡思乡愁乡情，1985年“别香港”时明显地显出一种迷茫之情，但“十年看山，不是看香港的青山／是这些青山的背后／那片无穷无尽的后土”！却“断不了的一条丝在中间”。诗人在散文中融入诗质，笔墨含情，奔泻无垠，联想丰富，倚马万言。像《登楼赋》《记忆和铁轨一样长》，还有游记长篇《咦呵西部》，等等，但有一样，就是忍不住的思乡情，作者无法在神思、畅想中忘怀。登上帝国大厦，雄睨纽约全城，作者却想的是变成燕子飞回中国，“也不要护照。也不要任何行李。”（《登楼赋》）“高速联想”的收束之笔却在苍凉远古的西北边关。“和铁轨一样长”的记忆要从四川的乡下写起。
当什么也不能阻拦诗人的时候，诗人的双脚踏上了神州大陆，手抚着黄河青山，徘徊木棉树下，诗人“满卷诗书喜欲狂”，再也顾不上纽约的大厦，西部的飞驰，还有万里海外天宇。慢慢看，细细摸，“访故宫”、“登长城”，字里行间归魂黯然伤怀，直到《山东甘旅》心情才舒缓，喜悦豪情浮显笔端。七十多岁的诗人笔墨依然细腻，且更趋平易温顺，笔力稳健。特别是《黄河一掬》，情景交融，舒敛自如，堪称余光中新近佳作。“望乡的牧神”终有回到故国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