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归结起来20世纪末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边缘化的个体自由写作”。边缘化是文学相对于五四文学一直处于时代和社会中心话语、代表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现代文学传统而言，90年代以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逐渐成为边缘话语边缘活动。虽然80年代过来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学院派批评家，部分也是为了弘扬主旋律的需要，而坚持人文话语人文精神的权威立场，但进入更加稳定、开放、多元的90年代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日益变得丰富，作为大众文化的需求和大多数文人作家的写作立场，文学的阅读和写作更多地成为个人化边缘化的行为与生活方式。正因如此，自由写作才有了可能，文学初步形成的多元自由的格局和发展就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国家文艺体制的松动和作家自由身份的自我边缘定位，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自由的获得，使20世纪以来一直紧张的文学创作的心态得到解放；同时大众文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思潮，民间话语有了较为自由的表达。文学的民间话语活跃并与知识分子认同的时候也是文学繁荣和经典产生的时候。90年代长篇小说的多样化叙述和文本呈现已经部分说明了这一点。“文学的多元共存，实际上就是文学获得一个从各方面充分体现自己本体特征的机会，从而为进行超越于前一历史阶段的新的整合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我们期待新的收获。
2003年暑假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自考委
校定自学教材《九十年代小说研究》后成稿
不老的诗情：台湾文学的三维透视
——20世纪台湾文学的一种历史考察
五四以来的台湾现代文学，与大陆文学发展有源流承袭的共同性，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回眸烟雨苍茫的历史长河，我们无法忘怀几经磨难的的海峡两岸相互守望的悲欢离合。近代史上的西方殖民统治和甲午海战后日本强邻的长期占领，台湾遭受了更为残酷的压迫和蹂躏。不仅台湾的人民苦难深重，台湾的文学也是举步艰难、筚路蓝缕。再加上20世纪中叶两岸的政治分离，给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近现代史又抹上了阴冷的色彩。欣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两岸文学方面的交流沟通了人性对美好的共同追求。我们有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研究的积累，迎来了新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认同。作为一名后学青年，我就自己对台湾文学的阅读和梳理，从三个方面谈谈粗浅认识。
一、历史的维度·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自我承担
为了民族的忧患和反抗，文学的先驱们以生命来书写，诗情在每一个先辈作家的心里，并香火承传，燃烧温暖着文学。
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的尚文精神，而且如此坚韧勇毅？埋首大量的资料，我感受到他们永远不老的诗情。人类生存的精神历程中，有许多高贵和卑鄙的东西同在，但人永远用诗情呵护着人性纯真的那点火苗。人文学科在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上无用之用的极大价值和存在理由正在于此。这里有一种心灵勇于承担的生命坚强。这种可贵可爱的生命美好在台湾文学先辈们的身上表现得最充分。
在台湾文学史的视野里，最清晰的诗人声音来自丘逢甲（1864～1912）。我从中学的历史课本上记住了“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诗句。1895年台湾割让是他个人无法挥去的心理伤痛。“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包括十三卷及《外集》，其中《离台诗》六首之外全部内渡后所作，这些作品几乎全部表达哀凄、苦痛、无奈、难过的心情，这种心情自与内渡后的生活有关，但也由于乙未失败（1895年举义军抗日——引者注）造成的心理创伤。”歌哭台湾沦亡和个人遭际的悲郁诗请使丘逢甲成为清末他那个时代台湾享誉最高的诗人，肇启了20世纪上半叶台湾文学抗争和苦难主题。
1919年以前，日本人对台湾实行以武力统治为主，怀柔政策为辅助的治台方针，企图用血腥镇压来制服台湾人民。在1895年以来的24年中派往台湾的七任总督，全是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当然，台湾人民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给占领者以沉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政府改派文官总督田健治郎主政台湾，变换统治手法，用怀柔政策以及推行“皇民化”来强化其统治。台湾文学在殖民的抗争中与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向现代转型。所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以及后来的钟理和、钟肇政他们的文学创作背负着更加沉重的责任和使命。正是这种背负与自我承担中我们能捉握到他们诗情的热忱和心灵的跳动。文学在他们的笔下变得沉重而神圣。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影响到台湾留日青年和岛内文化人士。从1921年1月东京成立的“新民会”到同年11月台北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大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岛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从“新民会”的团体刊物《台湾青年》到1923年林献堂（“新民会”会长、“台湾文化协会”总理）创办全部用白话文的《台湾民报》，引导了台湾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台湾民报》为民喉舌，倡导白话新文学，影响巨大。在早期的思想动员中，白话新文学首倡于黄呈聪、黄朝琴分别发表于1923年初《台湾》（其前身即《台湾青年》杂志）上的论文：《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但真正“横冲直撞，盘肠大战”的是张我军，1924、1925年接连发表了多篇反响巨大的文章和论文，扫清了新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所以张我军与赖和、杨云萍并称为奠定台湾新文学的“三杰”。
台湾现代文学同这个时期的祖国大陆文学虽然总的趋向和指归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异。包恒新在简述台湾对应于大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这一阶段文学时，明显地着眼于文学萌芽发展的民族运动和民主革命的社会思潮与历史演进。在与五四反封建和白话文运动同步的滥觞中，也体现了台湾民众革新社会、争取民主自由的自身要求。赖和之所以能够对台湾新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鲁迅，首先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革命民主主义者。赖和两次被日本投入监牢，但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同台湾同胞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正如作家朱点人《回忆赖云先生》所说：“赖云先生不但是足以许为台湾新文学之父……贯穿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精神，是一种为大地上的正义而奋斗的精神”。被认为是台湾白话文小说奠基之作的赖和第一篇小说《斗闹热》，1926年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作者从长期以来封建宗法制度、旧习俗对人的麻痹和禁锢以及人民背负的因袭的历史重担这一角度，客观冷静地透视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探究台湾人民苦难的根源。作品达到的深度和力度显示了他创作的才能和文学上的素养。《一杆“秤仔”》是一篇充满争人权，反压迫精神的小说。揭露横暴者的惨无人道，严正强调做人就应有自己的尊严。作为以医济人的“彰化妈祖”，“生来职责居先觉，忍把艰难付后人”、“悲歌欲把头颅掷”、“已不要生何畏死”在赖和身上和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精神，那就是无一丝奴性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他有同情一切弱小和贫穷的悯人情怀，更具有抗阻一切暴行和丑恶、挺身而出的真正的诗人性格。他是医生，他是抗日志士，他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浩气长存，生命的诗情不老。
这种精神和诗情在赖和、吴浊流、张深切、杨逵等老一辈作家身上凝聚，也在钟理和、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王拓、杨青矗、李乔等后进作家身上流传。像杨逵（1905-1985）日据时期曾十多次被日警逮捕下狱，后来被迫回家开垦“首阳农场”（取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以表抗日不屈之志）。光复后又被国民党当局监禁十多年。虽命运多乖，但抗日爱国的精神不屈，文学园地的耕耘不辍，不仅创作了《送报伕》这样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还和妻子倾其所有于1936年1月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培养了文学新人，刺激了文学界长足的进步。他强调作家创作要有使命感，要保持独立思考、保持独立人格，所以有很强的战斗意识。为了民族和同胞的危难，杨逵自己奋斗搏击了一生。他的作品形成了直面现实、思想深刻的艺术风格。杨逵在台湾新文学园地的半个世纪的奋斗表现了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格。正因为此情可感，台湾文艺界称杨逵是“不朽的老兵”、“压不扁的玫瑰花”。“从杨逵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正义与邪恶、美与丑的搏斗，看到台湾同胞百折不挠的反抗性，并从民族压迫、阶段压迫的对立情势中着力鞭挞压迫者和悲剧制造者的暴戾阴险。”台湾作家特别是经历了日据时代生活的乡土作家很少逃避现实，著文是他们张扬和坚守道义的生命方式。在强烈的社会意识里，生命有一种挚爱，精神赋予生命一种执著追求，生命因此而坚韧，人生也就有了自我最大的肯定。
在殖民当局对台湾新文学恣意砍杀挞伐的血腥恐怖中，“有心问世间”的吴浊流身上却奔流着热爱乡土和祖国的热血。终其一生78年的生命用文学实践了他“经得起历史批判”的艺术主张。给我们留下了《先生妈》《波茨坦科长》等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作品，特别是《亚细亚的孤儿》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成为反映日据时期台湾生活最有分量的作品，一部悲壮宏阔的叙事诗。强烈的使命感和历史意识不仅丰富了其艺术表现的视角和艺术观照的视野，而且在一种悲悯中包含了浓郁的乡土色彩和深刻的讽刺力量。小说中的“亚细亚孤儿”并非完全是作者的写照，但“在他身上凝聚着千千万万台湾日据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和素质”。文学是审美而抒情的，情能铸成文学而能感人，关键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如果说没有对现实的切身感受，蕴蓄了丰富的情感，吴浊流不会在1943年到1945年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警察的眼皮底下去写这部长篇大作。
心境的意象化不仅仅是技巧、是才华，还需要不可泯灭的创作主体的精神支撑和人文情怀涵养。民族的危难对正直的作家、诗人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是一中洗礼和冶炼，反过来作家诗人的作品又点燃民族精神，鼓舞人间正义，激发并滋养人类永远向善向美的情怀。
二、十字架的维度·论争的激活与悖反互动的共同向度
诗情在两极上张扬，入乎其内是文学对现实的不同观照，出乎其外是永远的感动和一样的悲情纯真。
只要接触20世纪台湾文学，我们遭遇的第一个必须正视的历史事件，是乡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之争论。其是非功过已有许多学者及当事人的评说，一些细微处还会让我们会心而思。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其初起时也许少人注意，但到后来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诠释。从今天世界华文文学——台湾文学的多元呈现来打量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论争，硝烟与尘埃略渐消退后，大家会尽可能作出一些宽容深入的思考。
因为历史的考察很像为古董除垢去尘显其原貌，要做一些剥离层层历史神话以恢复过去本来面目的工作。人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许多（不是全部）事实材料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客观的，然而，公正掩盖的目的往往不在于扩大或加深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服务。台湾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功利色彩跟大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样，也是惊人的。反攻大陆的文艺宣扬以及被压制的本土文学正当抗拒外来势力，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这就难免争论双方的义气用事和政治干预的火药味。但一切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乡土文学论争”的演进成为一个互动的良性刺激，走向了开放、反观自省的文学远景。
当然，这不是一厢情愿的历史结果，应该说是台湾文学在自身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格局中，备受挤压而摧孕了两个文学热核，6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和几乎并行勃起的乡土文学，二者之间产生了必然的大碰撞。可以想象西方外来的现代主义思潮与台湾乡土情怀和意识横的对撞，与整个台湾文学纵的发展形成一个十字形交叉；而在内部是现代派与乡土文学直接交战，形成对峙互动的维度与张力。
台湾文学5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主要的潮流是现代派文学和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源流更长，60年代现代派文学占了上风，70年代乡土文学占了上风，但没有实质上削弱对方的发展力量。这种大河奔腾向前的历史趋向分别受到两股力量的冲激，外来的西方古希腊文明流变的现代主义思潮力量；内部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大背景上勃起的台湾乡土情怀和乡土意识凝聚的力量。在这两股力量的冲激摧动下，台湾文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了极快的发展并繁荣起来，带来了80年代后多元并呈、自由发展的大好时期。我们直接可以认定的是6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人才辈出的历史事实和文学成就。从客观的意义上应尽量消解和淡化“论争”的具体事件和细枝末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