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这样的文化传承和影响，晚清和五四新进的知识分子，在王韬、严复、林琴南、梁启超等人开风气之先的影响下，开阔自己的视野，把自己学习探究的目光投向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文艺启蒙思想。历史激荡的反复推进和薪火相传的积累，王国维和鲁迅他们把晚清文艺启蒙思想，推向理性反思和审美批评的更高层面。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学术有了新的拓展和变化，特别是对传统文论提出了挑战。使以前经学思想约束下的文学批评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不仅打破传统感悟式的“诗话”“词话”和“点评”的自然状态，而且带来审美批评的哲学关照。虽然，这种文学批评形态的成熟，还要经历批评实践的历史积累，但在王国维那儿，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成果。虽然有些学者会说，从清代，从章太炎师承发展迩来的鲁迅学术兴趣和小说研究，却不是传统的儒家经学和国学承传。他从经学传统偏向杂学，最后选择了文艺启蒙的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鲁迅为代表的这种疏离传统政教思想的学术追求与文学创作，却也预示了新的文化价值和主流文学形态。王国维也和鲁迅一样，在晚清维新造成声势之时，首先感知传统学术发生的转变，通过日本这座文化桥，接触到来自西方的伦理思想和新学知识，又从叔本华等西方近代哲学家那儿得到生命的启发，成为开近代学术、近代文艺批评新风气的批评家和优秀学者。《红楼梦批评》开了文艺思想转变的先河，在全新的理念基础上，对传统诗学发抒新见，《人间词话》成为传统诗论范畴“意境”的集大成者。特别是文学观念转变之后，《宋元戏曲考》，不仅是新的文学观念下研究“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结合清代朴学传统在新的时代产生的新成果，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成为肇启现代学术研究的扛鼎之作。
跨越新与旧的时代巨变，像鲁迅这样具有传统和现代双重思想和意识的文人知识分子，其实是矛盾痛苦的，更不要说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中审美无法超越社会功利的怪圈。一方面维新改良的时代要求，使他们坚决地要用西方文化的价值和认识取代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完成社会启蒙的功利目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急切地渴望回到文学本身，能够在文学审美的立场和非功利的意义上批评和创作文学。但是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的忧患意识形成强大的思潮和力量，制约着所有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所以随着维新启蒙的时代主题的确立，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和觉醒，但是严酷和急迫的现实不可能给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创作留下更多的独立空间。社会与民族要求于文学的时代承担非常沉重。在晚清活跃的小说创作中，新与旧杂呈，庸俗和呐喊同在，粗制滥造和随意写作到处存在，表现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前的混乱和喧哗。所以身处晚清的鲁迅，一方面感受到新的气息迎面扑来，另一方面也对现实的状况和文学的杂乱迷惑而不满。《新生》的失败和《域外小说集》的被冷落给予鲁迅的打击，一度使鲁迅文艺改良的社会热情和理想追求低落消沉。正如钱理群先生指出的，鲁迅沉默了近十年，其实这十年恰恰是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在佛经、抄碑和阅读钩沉的消磨中积蓄力量。这种较为持久积蓄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磨炼，直到五四才有了展现的机会。但新与旧的矛盾，文学功利和审美的冲突，以及时代承担的诸多困惑，却是贯穿了晚清和五四前后甚至是作家一生的创作和文化实践。
讨论晚清对于鲁迅思想和文化选择的影响，还要深远地追溯中国学术发展到清代的变化，特别是近代的嬗变。这是一个更加复杂艰深的问题，不是本文主要涉及和所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但作为一个了解晚清人物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前提，也要了解大概的脉络。清代的经学形态从来没有统一过，号称朴学的清代汉学主流，不仅相对于朱熹理学而言是异端，即使相对于两汉经学也是彻底的反动，具有了一种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清代代表性学术是考据之学。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纠正明末空谈心性之弊而倡征实之学。当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学术具有启蒙性质，故于前世经传之研究，往往择善而从之，尚无汉、宋界阈。然既欲求真、求信，上溯往古，说经自不免侧重汉儒，实已开汉学先声。至清中叶，缘于文化高压，学者不敢多所发挥，于是偏至发展考据之学，以其宗汉，又称汉学。学者继承清初征实学风，以考据事实为鹄的，以‘实事求是’为根本方法。因对经书追根究底，故研经而旁及古代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等等。考据之学以其开拓之广、方法之进步，影响一代学风，是不能不予以足够重视的。”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大动荡，面对日益紧张的中外文化和政治的冲突，康有为、章太炎的批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复古派也好，桐城派也好，在清代的政治钳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难以保持冷静的学术心态和救世信心。另一方面，中国学人又无法完全认同西方。鲁迅自己也认识到这种现代性追求难以避免的矛盾，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议论中国当时的改革“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于中国则非也”。一针见血指出了此种文化分裂和盲目追随西方最大的文化隐患和社会弊端。
鲁迅作为最后一代有过正规四书五经蒙学基础的读书人，在西学流布的清末民国初，倾心西学知识和新文艺，内心深处又不能忘记传统。不论是文学史的小说研究，还是搜集考证先贤著作、碑帖金石，却也是从纯正的人文精神的严肃意义上拾遗、披阅被一般学者所忽略轻视的东西，从而形成小说杂学的逸兴和创获。无论怎样，外来文化打击下激荡嬗变的近代文化，特别是近代维新人物的时代张扬，从不同方面共同影响了鲁迅。严复、梁启超、林纾同时影响了青年鲁迅，严复打开了西方科学与民主新学思想的窗户，使鲁迅在晚清（思想发展的早期）有了非常坚定和深刻的科学思想和启蒙思想；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说和《新小说》鼓舞了鲁迅喜欢稗官野史的自然兴趣，特别是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艺启蒙的说法赢得鲁迅极大的认同；林译小说和林纾的成功，不仅涵养了鲁迅对西方文艺的最初兴趣，又坚定了鲁迅成为一个小说作家（要注意晚清以来的作家们对翻译和创作是一样看待的）的文化选择和人生理想。当然，章太炎先生对于鲁迅影响更大的是学术兴趣和反清排满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王国维从时代的文化选择和学术兴趣上成为鲁迅最有力的参照。正因为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影响，文艺启蒙的文化选择和小说杂家的学术兴趣，使鲁迅成为一个颇具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启蒙文学家，震惊五四文坛。
2005年3月写于上海一隅斋
2006年4月广州鲁迅研讨会交流
原稿（13000字）见《2006年绍兴鲁迅研究》
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历史文化寻绎
我们在批评鲁迅的时候可以从小说家的鲁迅提升他伟大的文学家的地位，可以深入阅读、体验感悟其贯注作品内里诗性的蕴含。从这样的路径上我们肯定文学家鲁迅的语言修养和艺术张力，以及涵养高超的艺术审美的创作主体的诗人情怀诗人性情。但我们要回到真正研究和具体评价一位历史伟大人物，我说我们还需回到最为真实和具体的言说层面来展开我们的梳理和批评。因为这包含了更为深层的文化因素和现实状况，纯粹形而上的思想观念在现代中国（不无内在无法摆脱的传统制约）很难生根，能在中国赢得合法存在和广泛影响的思想，必须像鲁迅一样在其小说和杂文以及他所喜欢的编辑著译活动中渗透与存在。这从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转变的意义，应该说还借助于晚清的开放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努力。小说家的鲁迅，或者说，鲁迅是一个小说杂家。这样的界定是从两个方面的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基础上得出的，我们可以从中外历史的文化发展和晚清思想文化影响对于鲁迅的塑造来作一些简单论说。
文学艺术之源于祭祀鬼神和劳动游戏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西方的史诗神话和英雄悲剧，中国的历史叙事和言志诗歌一直占据着文学主流正统地位，不论是西方从神话宗教分离的小说还是中国源于历史叙事的小说杂记，都是文化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事情，神话传说、骑士故事、人间悲剧、志怪传说、历史演义、文人笔记，中外小说的原始形态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积累和演变过程。“西方小说是从史诗——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奇作为过渡——发展而来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在西方大多数国家诞生于17或18世纪，19世纪发展到高峰，20世纪又有不少新的试验和动向。”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好，中国的民间文艺的发展也好，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群体生活的活跃，与人们日常消遣紧密联系的小说戏曲形成巨大的文化潮流，并不断与社会上层文化特权形成对抗和互动影响，这样的结果是上层文人不得不重视、考察日益活跃的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具体活动，而大众文艺活动和不断上升的审美要求吸引一些优秀的作家文人来搜集整理，进而创作并促进各种通俗文艺的迅速发展。像唐代《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枕中记》《长恨歌传》等传奇故事的流传发展和戏曲改变，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蒲松龄收集民间素材创作的《聊斋志异》，罗贯中、施耐庵整理《三国演义》《水浒传》传说故事使之最终成书的过程，等等。
鲁迅作为最后一代有过正规四书五经蒙学基础的读书人，在西学流布的清末民国初，倾心西学知识和新文艺，但身心又不能忘记传统，但是如果从传统儒家的经学和古代典籍的注疏之学来看，鲁迅的文化兴趣和爱好多少有些偏离正统。不论是文学史的小说研究，还是搜集考证宋以来金石学之发展，却也是从纯正的人文精神的严肃意义上拾遗、披阅被一般学者所忽略轻视的东西，从而形成小说杂学的佚兴和创获。鲁迅始终对中国古代文化保持了自己的看法，可能章炳麟的影响使年轻的鲁迅进一步稳固和自我修正了这种看法，并一生未能中缀这样的兴趣和研究。从早期的阅读佚书杂编，以及从日本回国后用心于辑录、校勘乡贤遗文古籍，发展到北京时期搜集金石拓片和研究佛教思想，《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岭表录异》谢承《后汉书》等，就是他这种喜好和努力的辛勤成果；而1920年8月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到1927年辞去中山大学教学工作，形成了鲁迅小说研究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最精彩的收获，先后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学术史论著，还有辑校出版的《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包括一直到晚年还在校订的《嵇康集》，与郑振铎合编印行《北京笺谱》，说明了鲁迅思想文化深层的个人倾向性。对于一些学术正统的静守和伪饰的厌恶，对于精神自由和个人性情的重视，在鲁迅身上形成独特的文化追求和内在深刻的矛盾品格。鲁迅在学术的研究上，受到清代学者的影响不小，却也不为传统或者说清儒所囿，批评传统文化，又在前人的学术理路上寻求自己的兴趣和追求，这是鲁迅内在的思想文化个性最为人们忽略或误解的地方。出于正统，偏于小说杂家的追求，与传统紧密相联系又有个人的发挥和思想，以及基于此形成的不无矛盾的文化选择和理念，影响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
这样的选择和理性，一方面是个人的性情使然，另一方面是晚清的思想文化的特殊情境所孕育。明清以来的小说戏曲的发展和繁荣，使始终以诗文为正宗标榜的许多传统文人不得不重视和承认被贬为文学“邪宗”的小说戏曲的实绩。而且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民间文艺的繁荣，在知识分子从庙堂回归个人文化身份、追求自由性情的内部分化中，更是承担了重要的文化价值转换的纽带。这种接近并参与各种民间文艺的思想和文化倾向，在晚清已经达到了很大的影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