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要回顾和阐明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达之各阶段，小说生产之形式及小说家创作地位如何。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有着同步的应合和相互的影响，但不是完全一致的。社会经济的上升时期，虽然有着新颖独特的思想文化认识，艺术形式上也会有新的突破，但艺术真正的创造可能也不免粗糙简单，在某一历史颓废的时期，也许艺术文学却也灿烂俊秀而更有成熟的表现。这样说来，中国原始社会的《诗三百》，在经济落后的自然生活表达中更显现了艺术纯真的魅力，如果说唐诗以精神气象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高峰，那么南宋的诗词和各种艺术就更为成熟和精致。这种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可一概而论。中国小说的发展更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而且中国长期形成的文化结构中一直是轻视小说戏曲的。从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最早提到小说的庄子、荀子和孔子他们的论说，就把小说与“大道”相对举，“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道亦远矣”（《庄子·外物》）。“故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荀子·正名》）。“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转引班固《汉书·艺文志》）这不仅影响到整个中国注重天道人文的文化理念，也更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正统观念，所有希图上进和求取功名的知识分子都有意识地鄙薄小说戏曲，而不敢真正用心于小说戏曲的创作。不要说晚清小说繁盛的时候大家一律用戏谑的笔名，就是身为小小教育部佥事科长的鲁迅，在《新青年》发表小说作品的时候，刊物要求署真名，鲁迅却仍然用了笔名，潜在的影响和实际顾虑不言而喻。但有一点，小说在早期也和国风一样都是民间讽世寄怀的产物，所以两汉之际的著名思想家桓谭《新论》留下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因为种种轻视属于稗官野史的“小说”的辑录和传播，中国最早的有关小说文献留传下来的很少，根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考证，真正有具体小说内容篇目的记载，是从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小说一家开始有文献考录。“凡所录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然而从这份记载“千三百八十篇”的统计来看，小说“然亦弗灭也”，尽管早期小说观念，以及与其他人类文献记录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每个时代都有小说产生却是事实。从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来看，汉魏六朝是中国小说这种文体形成和存在的滥觞期。因为汉代鬼神、方士思想的流行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志怪的鬼神故事、因果报应的故事非常流行，加上一些历史杂说，“那个时代作小说的已不是个别人，而是有了一支队伍，或者说已卓然成派”。但真正流传下来比较可信的是六朝的一些短篇小说。魏晋时期干宝《搜神记》和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怪志人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影响很大。但是“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而扬名显亲乃是社会普遍认可的人生正途。而当一个读书人在科举上无大进展，却热衷于在谈狐说鬼上驰骋才情时，人们必然会觉得不解，甚或滑稽。”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从南京回家过假期的鲁迅，1899年12月18日，为什么撑不住别人的劝说而要去参加最后那次秀才的科举考试。《搜神记》作为魏晋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已经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的粗糙形态，故事情节逐步完善，主体形象开始丰满生动起来。《世说新语》是一部描写东汉末年至东晋期间士族阶级遗闻轶事的“小说”，是人们清谈的资料，它的写人记事讲究简洁概括，开始注重凸现人物性情的细节描写。这一切都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写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不能说直接，最起码也是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传奇”和“笔记”两类比较大的文言小说。
小说故事的有意为之和想象虚构，应该说是到了唐代才开始的。这之前的小说辑录和文本，在本事的流传过程中也许有一些夸饰和想象，但并不是有意为文，用鲁迅的话来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唐代以前，小说都是“记异”（鬼神应验）和“记事”（奇异人物）的简短故事。初唐时期的传奇是从六朝志怪小说逐渐演变来的，数量不多，现在还能考证的影响较大的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和流传日本转抄回来的《游仙窟》。据鲁迅的批评考证，最早的“传奇体”的指称也是一种訾贬。直至唐之开元、天宝以后这种传奇的写作因为时代环境的原因而蔚然成风，成为谒见名人的“行卷”内容。以元稹《莺莺传》为代表的传奇小说开始，文人有意在小说上逞自己的文笔才情，故事描写变得曲折离奇而文质并重。所以出现了文人创作小说的最早形态，像前面提到的《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枕中记》、《长恨歌传》等就是。唐朝应该是中国小说发展的良好时期，也是我国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鲁迅后来一直想写一步杨贵妃的长篇小说，最初的动因可能就是野史杂记和小说戏曲中这个人物给了鲁迅很深的影响，加上辑录《唐宋传奇集》，鲁迅的创作冲动自然发生。鲁迅的小说创作，首先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偏于说部的研究和批评基础之上，自从少年开始的大量阅读，以及后来为母亲搜求通俗读物的过程中，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说部典籍。在晚清思想文化的氛围里，又受到林纾他们翻译小说的极大影响，文艺思想开始形成，不仅认同梁启超小说改良社会的倡导，而且随后将文艺的作用提高到促进民族革命和进取“人生”的高度，确立了自己具有现实情怀和追求纯粹文学的“启蒙”“立人”的文艺思想。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随着中国政治中心从西往东的迁移，经济从北往南的发展，宋朝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和流变的高峰时期。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的成熟和丰富，特别是戏曲小说为代表的平民文学开始昌盛，另一方面，宋明理学的出现和统治阶级的重视，也使中国经学为渊源的社会礼教和伦理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出更加严厉的约束要求。社会上由于理学的伦理思想巨大影响力而对于日趋繁荣的小说仍然多所鄙薄，但宋元话本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小说从原来文人志怪和史家传奇的闲余雅好，走向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市井平民。宋元“话本”是中国通俗文学和白话小说的滥觞。“宋元时期，小说在两条线上发展，一条线是白话小说－话本小说的崛起，另一条线则是文言小说依然继续运行。宋元的文言小说，承接六朝和唐代的传统，无论志怪、轶事还是传奇，都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但宋代理学昌盛，“要诸圣经”的要求不断强加在小说和写作搜集小说的文人头上。所以鲁迅在讲到宋人传奇时虽然高度肯定了为“收养名人”编辑《太平广记》一书的事业，但也敏锐地指出宋代理学影响下“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因此认为唐传奇在宋没有了，“随唐亡而绝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只能在史学的边缘价值、“广博闻”和劝诫世人的掩饰之下积极从事小说的整理、收集和创作。连民间的“说话”也要“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众、瓦市勾栏的演唱“说话”之中。话本“水浒”故事最后也就自然变成了“忠义水浒传”。
小说和各种文艺一样，是反映人类生活最为感性的内心自由生活和情感向往的，但是从柏拉图、孔子他们从远古维护社会理性和秩序的要求出发，却提出不断规制文学和艺术的主张，成为后来文人和教士禁锢人性自由的教条和依据。人类文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主流的伦理文化和宗教思想压抑和反对人性关怀的情感自由和思想启蒙。同样，明清小说戏曲的长期发展，就是伴随着政府和儒家正统文人“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压制。宋明理学在清朝初期一直受到上层统治者的维护和支持。就像宋代大儒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明朝、清朝两代士人科举考试最权威的教科书。自从汉朝孔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发展到唐宋以后，为了调和阶级意识和文人官僚的伦理道德，形成一种形而上思辨的伦理思想体系。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宗法组织的礼教要求，都被朱熹视为“天理”。所以对所有士绅—官僚文人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以血缘为纽带宗族支撑的中国宗法社会，通过士绅文人把这种要求贯穿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言行的约束中，连祥林嫂这样没有文化和任何社会地位的妇女死抱住礼教迷信的观念不放，在社会的各种压迫下演绎了无知而又愚昧和卑贱的生活悲剧。这种对人精神思想的禁锢，就比孔子“发乎情，止乎礼”的伦理文化要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诗言志、歌永言、文以载道之余的小说戏曲就成为正统卫道者眼里不守礼教的张狂行为了。就是有社会地位的一些文人偶尔从事这方面的写作和文艺创作，不得不隐瞒真实姓名或“藏之名山”，在私下流传传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许多优秀作品的作者一直存在无法确定的各种争议，并且许多应该流传下来的小说文本和戏曲脚本却一再失传和湮没。
在古代社会，正统思想长期的影响和中国封建农本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的出路可能也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贫寒之士，要想实现人生的抱负和物质精神生活的富有，只有投效政治体制的“科举之路”。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重视科举和笼络知识分子的用心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成熟时期，是士绅为基础的文人官僚社会，又是高度集中的王权专制国家。这使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人修养方面非常重视社会对自己的外在要求，不敢越礼和张扬个性，要不就会被视为异端。这就出现了中国士绅极端维护文化正统的理性禁锢，以及文化要求与现实生活不断分化的现象。关汉卿、李贽这样有个性和独立思想的文人学者被视为这个社会的叛逆或者说祸害。南宋的偏安，元而明之后清王朝长期的异族统治，打击了相当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进取功名和社会的思想，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一方面倾向和接触下层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开始转向生命自我的主体关照。但是在传统文化和礼教观念深厚的中国要选择这样的道路还是有着许多的非议和困难。晚清的文化活跃和维新思潮带给知识分子新的勇气和机会，但是保守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以保卫儒家文化而在士绅阶层产生的强大的号召力，还有第一个从传统文化走出曾游学欧洲的的报人王韬，他的思想演变发展和因此而带来的诸般遭遇，完全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这种民族心态以及历史文化的保守势力。所以说，鲁迅从晚清开始的文化选择，是追求现代人文精神非常艰难的新文化建设之路。
当然，这种文化选择，包含了养成鲁迅思想文化个性倾向性的东西。鲁迅对历史上文化遗存下来的更为感性的稗官野史的材料非常重视，所以陈平原谈到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说：“鲁迅恰好对经学毫无兴趣，而对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和史学旁支的金石、方志则兴趣盎然。”“鲁迅的文学史著述，其优胜处在于史料功底扎实、艺术感觉敏锐，另外就是这对‘世态’与‘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这种理解来诠释文学潮流演进的叙述策略。”这在周作人有关鲁迅的买书、藏书和读书的回忆中也有专门的暗示和强调，“鲁迅与《山海经》的关系可以说很是不浅。第一是这引开了他买书的门，第二是使他了解神话传说，扎下创作的根。这第二点可以拿《故事新编》来做例子，那些故事的成分不一样，结果归到讽刺，中间滑稽与神话那么的调和在一起……”“在戊戌前所买的书还有《郑板桥集》《徐霞客游记》《阅微草堂笔记》《淞隐漫录》、影印宋本《唐人合集》《金石存》《酉阳杂伹》……书目看去似乎干燥杂乱，但细看都是有道理的，这与后来鲁迅的工作有关联，其余的可惜记不得了，所以不能多举出几种出来。”鲁迅一方面从正统的四书五经和私塾的教育中获得了中国基本经典的学习训练，另一方面不论是寄居母舅家还是从本家长辈那儿借阅了许多杂书野史和插画图书。因为从小养成的比较独立自强的长子个性，所以早期的鲁迅也是凭着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的读书、买书和藏书，以自己的心性来确定读书的范围和方向。鲁迅后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实质上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爱，正因为这种热爱和深入的了解，才激发鲁迅通过强烈的批判来激活民族精神和文化活力的深层理想。这样的理想的实现路径必须从两个方向上寻求，一个是鲁迅热爱的具有生命活力和文化活力的野史杂学，另一个就是借助西方科学思想和民主精神来涵养中国新的文化特质和活力因素。这就使鲁迅从小喜欢的丛残小语、稗官野史的阅读兴趣和文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贯通起来，成为鲁迅一生的文化追求。
先后影响鲁迅文艺思想的严复、林纾和章太炎都是以近代报纸期刊上的言论（翻译）而著称，而且这些人也先后主持和编辑过很有影响的报刊。更不要说晚清以来从不同路径上提倡、创作和促进小说活动的梁启超、李伯元他们了。可能正是这样的时代和文化影响，鲁迅也渴望这样的道路，鲁迅之所以在《呐喊·自序》中讲到第一要著是“善于改变精神”的文艺，为了这第一要著要“治文学和美术”，所以“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要始终坚持和编辑出版文艺杂志，可以说鲁迅是现代杂志编辑——也是彻底的报人小说家，编辑书刊和写稿可能是鲁迅一生喜欢也是做的最多的工作。鲁迅支持别人和自己办报办杂志，受晚清影响甚深。这样的具体讨论不是贬低伟大的鲁迅先生，而是历史批评的不断阅读中想抓住鲁迅真正的成就所在，及其从事学术文化的个性特征，来深入鲁迅研究——深入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