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诗人和学者，郭沫若的一生，在精神、气质、性格、情绪上始终属于“青年”的范畴。他不仅在给五四青年奉献新诗集《女神》时，具有青年人的英姿，为热血青年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且直到晚年呼唤着“科学的春天”的时候，他仍保持着青年人的热情，青春的活力和一颗赤子之心，保持着他的对未来充满理想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应该说，郭沫若的文化事业的成功与缺陷，长处与不足，都深深地带上了“青年”的印记。
不仅仅是诗人和学者，作为社会理想的实践者和满怀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郭沫若一生表现了“青年”的冲动、热情和单纯。还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表现了一种共同的青春品格（相对中国传统的老人心态）。这种青春品格一方面形成了郭沫若一生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但也造成了他在许多问题上个性的偏激和理性的迷失，其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复杂、矛盾的表现。当然诗人性情是郭沫若内在个性的一贯表现。但黄侯兴先生在把握了郭沫若的真正的个性后，他的论述仍然强调郭沫若有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转折变化之说：
《豕蹄》是他（郭沫若——引者注）在创作实践中探索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未能获得成功以后复又回到浪漫主义创作道路上来的转折点。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包括郭沫若个人的文字都可以证明这样的可能性探索，但作为批评的独立和深入揭示其本质来说，我们还应该看到和认识郭沫若思想心理发生变化最根木的东西。郭沫若终其一生或肇启其生命辉煌的心理基础和思想认识，我们认为是外在社会功利的理想追求，具体表现为一种政治热情和革命精神。而内在不息的engrgy驱动力则是诗人情感，这种狂放而执拗的诗人情感表现为“凤凰涅槃”的精神张扬和高洁热烈的爱国情怀。这使郭沫若的一生无时不在为怎样为社会时代和国家民族奉献其一腔热血而激动、奔放，真诚地寻求政治同仁和政治道路，但同时却因诗人的理性化，又无法真正冷静地去分析社会现实的发展，真正认同政治的冷酷与游戏规则。诗人的认真和冲动最终在惊悸与自我愚盲中表现了某种程度的精神萎缩。既无法理解有时走向黑暗的政治及其演绎变化的内在原因和本质，又无法实现诗人自由情感的表达。“新华颂”、“大寨诗”表现了喜不自禁的真诚，但也越来越走向了随大流的言说失语。“素笺画出新人地，赤县翻成极乐洲”；“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这写于1977年12月26日《纪念毛主席诞辰》的诗句既表现了“永为生民祛隐忧”的郭沫若自己的一生追求，但同时也表现了晚年郭沫若对毛主席的极尽颂扬的理性迷失。当然这是一种复杂而又真挚的情感。这很矛盾地表现在“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忠于革命，忠于导师”之间的两难其全。我们虽不能认同一些人对郭沫若的肆意贬损，但也要直面其不足，瑕不掩瑜，这是历史批评不变的价值尺度。我们要爱护郭沫若，就应当真正认识郭沫若，无需粉饰与迁就式的尽说好话。这归根到底是对郭沫若这个历史人物或者说文化人物正确的评价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贬损的人是否认文学家的郭沫若、学者的郭沫若；而肯定的人们则极力推崇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学术成就，却都忽略了郭沫若文化性格中诗人性格的双重性：既有主情意识的浪漫追求，又有重社会功利的政治情怀。这种双重性最深挚地表现为爱国的热忱，有着青年的冲动和赤诚。
更进一步来说，郭沫若的文化性格深深浸染了五四启蒙的精神因素，崇尚西方积极的人文品格，同时相伴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情结，互有消长。不能以一时的过激言论来断然取舍。而其诗人品性的主观情绪化形成了以张扬理想为肌理、热爱祖国为内核的人生追求；既表现了一种追慕李白外在的狂放，又有内恋屈原九死而不悔的赤诚。一时的迷失是诗人的多情，多变是追求理想的执著。正如一位徘徊曲径与歧路却一定要登上峰顶的年轻人。很难说完全的诗人郭沫若，或完全的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哪一方更能成为人们的期待，恰恰是二者的悖反才是真实的郭沫若，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史上少不了的郭沫若。诗人郭沫若的政治进取意识不仅表现了不失个性的青春品格，也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理性精神和实践热情的一种呼唤。
四、对郭沫若评价的反思和当下批评话语的迷失
不论是东方、西方，传承文化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文学审美张扬的文学追求里从来没有泯灭社会功利的现实追求。不说自孔子、屈原以来，就近代所有维新改良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积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等等，都表现了一种文学的功利追求和借重。五四运动也正是在这样的承继意义上有了一次知识分子集体追求社会功利的文化反动，要努力从腐朽消极的旧文化里激励焕发出新的活力。而当下一段时期以来对郭沫若、鲁迅等人的形下而实上的批评指责，恰恰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承传的崇高的进取精神和社会理想的消解与背弃。
在学术界重排20世纪文学大师座次的纷争中，在当下文学批评话语的热闹里，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不少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虽然有些指责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但这种学术争鸣活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破了一段时间以来学术领域的沉寂状况。让大家重新重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是不无裨益的。
但也不可忽视，当下语境的批评话语和文学追求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人以鲁迅在不同的时期的批评指称的变化来反思刚刚过去的百年文学。五四时期的鲁迅是反封建伦理思想的战士，左翼文学时期在批评之余又尊之为“左翼”文学的导师，40年代是号召一切文艺工作者鼓起民族精神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又被认定为“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走向六七十年代则完全被神话推崇而成“工具”。过于沉重的社会政治话语既肯定了鲁迅的伟大，也强加了一些外在东西，变相利用鲁迅来言说极端和偏执。鲁迅经历了五四新文学刚刚萌发时，旧文学对现代白话新文学的“第一次围剿”；抗争于30年代政治专制对民主化的文学言论的“第二次围剿”；而在文化与文学“左”的极端化的年代，人们却利用了鲁迅来剪除“毒草”。当前，可以说又出现了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围剿”。所不同于前几次的，原来靠上层政治力量及其维护者对新生的、先进的、代表民众愿望的文化的自上而下的绞杀与禁锢，现在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消解和合围。就是用一切俗化的、商业的低级趣味、色情暴力和快餐来消解崇高和严肃，消解文化蕴藏的一切优良的民族精神、道德崇尚和道义良知，消解文学的审美追求、现实效用和人文价值。这样的潮流要向前形成态势，那就要解构鲁迅，消解郭沫若，背弃茅盾。也就形而上的批评，形而下的喧嚣，只是一味追求消闲和优美，迷恋肉体和消费欲望。文学沦落为“人性”的感官发泄与攫取金钱的合谋者。再联系全球一体化中弱势民族文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文化的殖民化消亡不是杞人忧天。而文化的殖民化，一方面是外来的冲击渗透，另一方面也是自我迷失，特别是大众正义化思潮的误导与诱惑下共同迷失。
这种汹涌而来的快餐文化和时髦文学的大潮，借多元化追求的语境氛围和媒体炒作与操作，让许多人不自觉的迷失，且为之推波助澜。这种潜隐在文化繁荣和文学多元话语中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就连新时期以来，最热切地为许多新潮先锋文学呐喊推助的谢冕先生早在1996年写《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一》时也不无感叹地发出了如下的疑虑：
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是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不宁。我们有新的失落，我们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的召唤。在这个世纪的苍茫暮色中，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难道我们是企冀着文学再度听从权力或金钱对它的驱使而漂流吗？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不仅仅是权利和金钱，也可能像水土流失一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将荒芜。所以说，我们从当下的批评话语和文学追求的大背景下去关照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一些过火的职责和诟病，也许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虽不能完全认定“是一种政治上的某种图谋”，但每个时期一种文化的交替发展中，总有一些消极的背反的思潮要冲击严肃正统的文化价值，进而影响文学艺术。我们不能神话鲁迅，也不否认郭沫若人格某些缺失和学术著述的急就粗漏，也承认茅盾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政治意识的规范偏激和现实主义局限性。但他们真正的历史功绩和精神创造是不可能完全否定和抹杀的。应该有一种宽容而客观的批评分析和人伦世态的历史评价。我们有理由和纯真的政治情怀，照亮了他们的人生之路，激发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无视历史的真实，用一种极端的态度和时髦的话语否定一切和消解一切，不仅仅是一种浅薄的表现和对文学偏激的批评，其实有更深层的潜隐意义和现实背景。也可能正在走向更可怕的批评话语的另一种迷失和更为严重的民族文化的真正沦丧。
文学的反思应该去掉肤浅的喧嚣。居安思危，一个民族应该永远惊醒自己。我们不反对“性情”与“闲适”，但也不能在艳靡与媚俗中再陶醉成“睡狮”，完全消磨了高蹈和惕厉的民族自强意识和精神，最后沦为任人宰割的没有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吸食鸦片的劣等民族。
回望20世纪的人类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五四知识分子正因历史的忧患和民族的危亡，他们同政治家几乎并肩向前，有时他们本身扮演着政治活动家的态度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广泛地渗透到他们的文化活动中，他们的文艺和学术活动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朱光潜、李泽厚，哪一个能真正静守书斋？郭沫若更是激情昂扬，带着诗人的浪漫在社会和时代进取中表现了执著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情怀。
不了解历史，只是一味指责垢病郭沫若的人们，所持的既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也缺少学人真正坦诚的卓识和胸襟。五四以来学人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和解放所做的呐喊和投入是极其动人的历史景象。郭沫若，以其文学成就、历史研究和甲骨文考证，特别是诗人激情昂扬地活跃与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中的政治热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回味和探究的精神则富。五四一代人物中，鲁迅是伟大的，值得大家尊重的；但郭沫若也让人振奋，让人热情活跃！其人生的积极态度乐观和进取，表现在极其坦诚的人生层面。特别是他追求社会理想的实践精神和爱国的政治情怀，是知识分子应该承传和发扬的优秀品质。
2001年11月在四川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与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交流，2002年第5期《宁夏大学学报》刊登
倡导之功创造之力
——五四白话新诗的发生和奠基
引言
梳理郭沫若的传记散文，同时又在随着自己现在的博士生导师朱文华先生听《胡适文存》精读，断断续续的郭沫若阅读没有多少心得。但在接触近年来有关两人的学术讨论的一些论著，两相结合，却也发现一些批评者总是有那么一种过热过火的、悖反潜隐的过于主观的论说，也不好一一去辨析。
我们研究像胡适、郭沫若这样的历史人物，可以客观地批评，但不可诋毁，也不能随着时代潮流抬高一个人，压低一个人。最近，随着学术氛围的宽松和言论批评的相对自由，我们对以往历史不公正对待的人物都有了较为宽容和客观的评价。但也滋生出另一种不好的倾向，为了自我的标榜清高，或另一种哗众取宠的目的，而有意去贬低郭沫若等具有左翼政治热情和社会理想的历史人物，而不无虚饰地抬高周作人、胡适、张爱玲等历史人物和作家。若是正常的研究是无可指责的，但为了自己的另一种作秀，而盲目地颂赞和贬损是要不得的。自古以来史家有训：不溢美，不隐恶。所以，我们不能为了推崇胡适，就一定要说胡适的《尝试集》比郭沫若的《女神》好而重要。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史评价既有历史的尺度，也要有艺术的尺度。当然，也不能说为了强调郭沫若的《女神》，就去抹杀作为五四新文学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的历史地位、历史影响和历史贡献。
就我个人的阅读和研究来看，从以往的大陆高度评价鲁迅、悉心保护郭沫若，对五四精神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评价，至少是在有了对胡适的充分肯定和评价的基础上才有了根本的调整和较为全面的认识。当然还有蔡元培、陈独秀、周作人等历史人物的进一步研究和批评，都是重要的。革命与社会，政治与理想，自由与民主，我们在不同的路径上探寻、碰壁和反省。基于这样的想法和思考，又回头阅读了胡适和郭沫若的一部分论著，重温了《尝试集》、《女神》这两部中国新诗最初发生、奠基时最有影响的作品集，也就有了这篇再论中国白话新诗的发生和奠基的文章。以此也可纪念2003年《胡适全集》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
回顾一个多世纪来，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几代人努力于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我们很难说已经从传统的专制思想和伦理观念中完全挣脱了出来；同时也时时困惑于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认同西方人文价值体系和民主科学思想。这样的困惑和反思使我们不时地把追问的眼光一次次投向五四运动的历史事件和五四先驱人物以及他们神话般的言语行为和追求。其实，学术的讨论也存在一个距离和时代环境的问题，过于久远的历史可能会模糊许多细节和真实，但太靠近了，也很难看清整体、作出公允的评价和全面的理解。所以，历史是在不断的被反复提起、不断的批评论争中逐渐清晰脉络的。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近现代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思想文化的演进，特别是研究与中国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