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黑暗或者说16世纪以来，欧洲资产阶级从最初催生的文艺复兴开始，不但迅速发展，还在三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中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和社会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在18、19世纪欧洲国家强盛起来并对外殖民和掠夺时，中国这个封建帝国却在近代走向了没落。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的自我封闭，失去了民族活力，另一方面是文化专制的自我压抑，消解了人们的创造力，所以当妄自称大的大清国被强行纳入世界总格局时，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社会体制、经济形态和文化心理，就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冲击。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商业侵略直接威胁着古老封建王朝的生存和发展。内忧外患，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风雨中飘摇，正如《老残游记》里那个寓言比喻的那一艘破船。晚清以来的各种变革和维新，不论是洋务运动的师西夷之长，还是百日维新的政治改良，最终都无法挽救清王朝的瓦解与灭亡。从黄遵宪到梁启超，包括后来成为保守派的严复、林纾都在某种启蒙民众、警醒世人的意义上有着努力于文学改良的积极态度。不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成为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五四新文学的整个那一代作家没有不受林纾翻译小说影响的。有人认为是林纾对西方文学的误读，却也是这种误读“形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价值转换空间：它打破了中国文学长期的雅俗阻隔，使‘异端’与传统得以调和；同时，这个空间所容纳的西方价值，成为孕育反叛传统的现代精神的温床，相当大地影响了五四一代的文化选择”。可以说改良文化，强我民族，也是近代以来所有知识分子急切的向往。当国门洞开，伴随强权而来的西洋文明不断撞击中国文明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中国各个阶层的有志之士和英明才俊从格物的师夷之长和体制的维新改良失败中，发现最根本的是文化启蒙——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就需要普及教育、开启民智，要有热爱科学和追求民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最根本的是要改变思想观念，才能革新社会、焕发民族精神，在千年封建专制的废墟上催生一个新的中国。
这是中国20世纪初期之所以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和严峻现实。
陈独秀、胡适他们从晚清以来的维新大潮和保守的反动派们的不断反复中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改变中国的现状，适应世界的现代发展，中国同样需要振兴民族精神的文艺复兴，需要广泛的科学精神与民族意识的思想启蒙，这首先要革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语言工具。而要达到目的，显而易见还要依赖于文学艺术的浸淫人心和广泛影响。文言文无法交流真感情，旧诗体很难创造出新意境，人们自然把目光共同投向了近代已有发展的通俗文学——明清以来的白话小说，还有戏剧词曲及其他艺术形式。这种主张和实践，第一个影响巨大的人物是梁启超，他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加上从“新文体”演进的“新民体”的极大影响，是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真正先声。“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译印政治小说序》）他积极倡导用小说“以其浅而易解”和“以其乐而多趣故”来新一国之民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心人格（《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早的黄遵宪感叹：“少小诵诗书，开卷动龃龉；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所以也就有了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的畅言：“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可以看出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旧与新的变革和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这也是近代中国成为当代中外学者一个学术热点的意义所在。不仅是文学，在新旧转折时期，思想、文化、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有着内里丰富的嬗变和分化。时势和思潮之为影响，中国文学在近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有别于传统的批评标准。而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封建专制文化思潮反复的复辟倒退中，民主思潮被激发而形成了更彻底的新文化运动，进而演变成要打倒“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的“文学革命”。
这场“文学革命”的焦点集中于古文传统的扬弃和白话新诗的创作实践。白话散文借助明清以来市民小说、文人笔记的支撑和近代报刊业的推助，虽然受到保守文人的攻击，但前有“新文体”的实践，后有更广泛的白话文倡导和西方文学的冲激，很快风行海内并走向成熟。虽然《新青年》上最早活跃的是白话自由新诗，可是白话新文学关键和困难的还是新诗的实践和创作。这原因简单归结有三点：一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非常深厚，不仅体现了汉语言的独特性，还具有文学审美的艺术性与形象性相结合，长期积累所涵养的含蓄而内敛的温柔敦厚的民族情感；二是，诗歌的抒情性和音乐性，借助了诗歌音韵格律而达到了极致的审美追求与呈现，一下子要抛弃这一切而走向完全的自由和白话，其前景真的不可乐观；三是，诗歌的文学性艺术性最强，一个优秀民族的诗歌是该民族文学宝库中最精致的东西，她对语言的要求也最高，哪怕是原初的歌谣或来自民间最朴素的文学，也已成为一个民族语言最纯净最富有活力的文学资源。所以，新诗创作很难像五四先驱们期待的那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语言的成熟和形式的真正自由，可以看出，胡适《尝试集》大多作品脱胎于旧诗词，除了语言晓畅明白一些，其所有的一点诗的意境，无法超越传统的审美情趣。1916年至1921年草创期的白话诗都是如此情况，《草儿》（康白情）语言自然是清新活泼的，但是那点抒情意味和冲动不能说完全是现代文明的新精神，更不要说《冬夜》（俞平伯）的凝炼幽深明显得益于古诗词；如果说周作人的《小河》多少脱去了词令长调的古旧之气，显得清新自然，细致的笔触不失白话的活泼轻快，而受人称道的散文诗《三弦》（沈尹默），只有语言形式的散文化，但诗中的意象和整首诗的意蕴意境，是深浸在古典的审美意识里难以自拔。“最会翻新花样的”刘半农留给我们最好的新诗作品《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旧韵致里化出的新作。为了挣脱这种束缚，五四白话新诗的作者们向三个方向努力、学习和借鉴，首先是向民歌民间文艺学习，二是直寻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三是更积极主动地向西方文学取经。向民歌民间文艺学习从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歌谣征集处，对民间文艺的自觉研究为发端，这样的主张和学习，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直到十七年新中国文艺政策达到热烈的推崇（电影《刘三姐》就是这种艺术表现的一个优秀成果）。直寻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从两件事可以说明，即敦煌石室里唐、五代俗文学藏书的发现，对白话文学白话新诗有着重要的意义；另有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对立于“古文传统史”，强调白话文学白话诗歌古亦有之的被忽视了的另一个传统。实有的材料发现和胡适大胆的求证，都是为白话新诗寻找根据和借鉴的资源。因为五四尝试新诗的他们，一方面要创造新的语言形式，新的诗歌样式，同时他们又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背景的强大惯性和深层的审美潜意识；另一方面他们试图表达新的思想新的情感，但又缺少真正的现代精神和感性的体验，无法达到“诗体的大解放”。他们的期望很高，矛盾很深，表现在创作上就难免幼稚浅白。所以郭沫若的出现，带给了白话新诗信心和希望。除了诗人的激情和创作力，这也是向西方学习取经的结果。后来的新月派，李金发、戴望舒他们的现代派诗歌创作，40年代的“九叶诗人”，还有艾青、冯至都是在不同程度地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意义上多少有了创作的收获。
无论怎样，胡适和胡适一起尝试白话新诗的作者们背负传统和压力的努力与拓荒，是值得我们反思者尊敬的。八十多年来，对五四先驱们关于白话新诗的倡导、创作和理论主张，就一直存在着批评和指责。但是《尝试集》和《女神》的反复被提起、反复被批评的事实，又说明了他们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更不要说《尝试集》自从结集后短短20年就印到十六版，《女神》自从问世，就一直被推崇，许多人给予了极高评价。
胡适、郭沫若都以一部处女诗集名闻天下，受到同辈的称赞和后学青年的尊重。虽然批评者反对者的声音同样响亮：“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不但“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而且说胡适“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温和者则劝胡适“则请他方面讲文学革命，勿徒以白话诗为事矣”。而对郭沫若《女神》的批评是艺术的粗糙和情感的滥殇，更直接的指责说“没有深度的浪漫主义口号”和“天狗的嚎叫”。这更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新诗的难产和艺术追求的艰辛。没有前瞻的胆识勇气和信心，很难有所坚守和努力。在最早涉及白话新诗的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傅斯年、康白情诸人中，胡适坚持最久，创作最努力，影响也就最大。胡适倡导白话文学不仅积思数年，且在受到梅觐庄、任叔永的嘲讽后，决志不写文言诗词，专心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白话诗。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心和不殚于前驱的精神，使之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学者和新诗奠基人之一。
如果说胡适披荆斩棘，从重重守旧者的围攻和自我的背叛中开拓进取，为白话新诗铺平了第一块路基，那么郭沫若则是横空出世，没有像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样以更多的目光关注或以更大的精神置身于新旧思潮的短兵相接的斗争，而是在歌德和惠特曼的诗情影响下，以直觉的感情抒发出现在早期白话新诗的天空。一方面是他个人强烈的抒情个性，另一方面是《时事新报·学灯》的青年编缉宗白华的热情推介，使郭沫若在1919年前后爆发了新诗创作的一个高潮。恰恰回应了五四那个时代要求个性解放的最强音。所以批评家认为，《女神》虽不是最早的诗集，但它却是最足以代表五四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新诗作品，不仅为中国的新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拓展了道路。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激情澎湃热情狂放的《女神》和畅晓明白清新朴实的《尝试集》二者在艺术风格上迥然不同，而共同奠定了中国新诗的诞生和最早的收获。
20世纪是一个崭新的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新诗的发展也多变化反复，艺术的洗磨被过于急切的功利所焦灼，中国新诗的历史选择存在着不少盲目冲动和焦躁不安。白话文学和新诗的确立最初就演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产物。在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演进中，胡适不是第一个倡导白话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明目张胆为白话新文学争正宗地位的人。前人的诗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没有真正认识到语言革命的重要性，没有跳出囿于自我的维新改良最终无法逃避的保守的樊笼。胡适在上海求学，特别是在中国公学学习和《竞业旬报》一段机遇，接触了近代以来维新变法的新思想，受到“新文体”和白话小说的熏陶，加之更早时期明清小说的阅读作基础，十七岁的胡适就有了白话文学的自觉训练。游学美国，开阔了眼界，受到西方文学思潮和历史进化论的影响，所以能够站在更高的世界文学的视野，来考察思考中国社会启蒙对文学的要求。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发生时，胡适意识到要改变观念，就必然要对语言工具要彻底改良。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受美国Imagism影响，但他更具体地对中国文学的改良革新作出了学理的细致论说。胡适积思数年直接指出了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活的语言工具（白话）替代死的工具（文言）；以“历史进化的眼光”断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而这样一场文学革命是否彻底，最后，在胡适与守旧文人以及周围朋友的论辩中，都明确地指向了“诗”能不能用白话的问题。《尝试集》的慎重选录和再三增删，就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胡适对于白话新诗的重视。同时，先后六位朋友同仁为胡适《尝试集》捉刀删诗，除了锦上添花的意味，也说明大家对白话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确立十分慎重且怀着催生的急切心情。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胡适在其后作的《白话文学史》里以个人的观点梳理中国文学史，只要是自然质实、晓畅清新的作家作品诗人诗作都归之于白话文学，也是同样的深心在起着作用，在小心求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其实，与胡适一起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道大多都尝试了新诗的写作。像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作品还有上佳表现，1922年3月俞平伯和康白情同时出版的诗集《冬夜》和《草儿》，与胡适《尝试集》（1920年3月）、郭沫若《女神》（1921年8月）共同成为最初的四部新诗集。他们都认识到白话新诗于文学革命的重要意义，都自然地积极支持、尊重胡适和他的《尝试集》的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胡适白话新诗的学理上的倡导和创作上的实践，其历史贡献就不仅仅只属于诗歌这一具体的领域和单纯的文学创作了，而应着眼于近代以来，几次改良失败后才觉醒，导致的这场语言革命，或者说应该着眼于整个文化由旧的形态向新的现代转型的根本的意义所在。“因为他的首倡，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才开创了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
